摘要：光绪年间，有个湖南人叫谭嗣同。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亲眼目睹了清末官场的腐朽、民间的疾苦。甲午战败的耻辱，像一根钢针扎在他心上。痛定思痛，他提笔写下了一本书，叫《仁学》。书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句话是：“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光绪年间，有个湖南人叫谭嗣同。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亲眼目睹了清末官场的腐朽、民间的疾苦。甲午战败的耻辱，像一根钢针扎在他心上。痛定思痛，他提笔写下了一本书，叫《仁学》。书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句话是：“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这话像把利刃，剖开了中国两千年的政治与思想肌理。
在谭嗣同看来，孔子之学原本充满生机。孔子身处乱世，心却向往着太平。他删减古制，创立新说，给未来埋下希望的种子。可惜这颗种子没能长成大树。孔子的学问传了几代，竟断了香火。更糟的是，一个叫荀子的人打着孔子旗号，把学问篡改了。
荀子说了什么？他说“法后王”，就是要尊崇当世的君王；他说“尊君统”，就是要把君主捧得高高在上。这已经背离了孔子本意。他又说“有治人，无治法”——意思是治国靠的是人，而不是制度。这话暗藏玄机，为的是防止后人改变他的那套规矩。他还特别喜欢讲礼乐政刑，唯恐捆住百姓的绳索不够多、不够紧。谭嗣同认为，荀子这一套，彻底败坏了孔子的真精神。
孔门学问原本有两条大道。一条是曾子传子思再到孟子。孟子讲的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才是孔子心中“民主”思想的火花。另一条是子夏传田子力再到庄子。庄子骂尽历代君主，从尧舜往上数，没一个能幸免。这两条大道，本该像长江黄河滋养大地，却都早早断流。荀子乘虚而入，用他那一套“尊君卑臣”的学说，顶替了孔子的真学问。
荀子这套学说，到了学生李斯手里，祸害就明明白白显露出来。李斯辅佐秦始皇，焚书坑儒，严刑峻法，把天下变成一个大牢笼。谭嗣同指出，荀学流毒，上下皆受其害。在下位的人学了它，更助长了他们苟且偷生、巴结权贵的心思。他们公然献媚，奴颜婢膝，却把这叫做“忠义”。在上位的人用了它，更是如获至宝。用它来抬高自己，贬低臣下，愚弄百姓，好让自己为所欲为，还能堵住天下人的嘴。
秦朝灭亡，汉高祖刘邦捡起了这套把戏。他对臣子们说：“跟着我干，我能让你们富贵显达。”这是君主暗地里撒下的诱饵。儒生叔孙通在下面帮腔，搞出一套繁琐的礼仪，对刘邦说：“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啊！”他摆弄那些茅草扎的礼仪标杆（蕝，jué），把君王引向骄奢。汉朝衰败，王莽在上头用这套学问篡夺了皇位；刘歆在下面篡改古代经典，为他摇旗呐喊。
新朝垮台，汉光武帝刘秀又拾起这工具。他说：“我用柔道治理天下。”其实是让百姓慢慢被驯服，他好稳稳坐住江山。学者桓荣在底下奉承：“我们能有车马官服，是靠了钻研古书啊！”他拿着《尚书》当招牌，毫无羞耻之心。谭嗣同感叹：这样搞了四百年，天下怎能不乱？于是有了三国混战，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
唐朝算是迎来短暂安定。唐太宗得意地说：“天下英雄，都进我的圈套（彀中，gòu zhōng）了！”这猜忌心何等露骨。文人韩愈在下面鼓吹：“君主是发号施令的，臣子是执行君主命令管理百姓的，百姓就是生产粮食布匹、制作器物、流通财货来侍奉上头的人的。”他完全不讲为何要立君主，公然违背孟子“民贵君轻”的道理。他像讨好一条狗、一匹马那样讨好皇帝，把天下人当泥土草芥。韩愈还说“臣罪当诛，天王圣明”，这是用邪说诬蔑古圣贤，图一时谄媚，却坏了万世人心。他的罪过，尤其不可原谅。
宋朝又有一段太平日子。宋太宗搞起《太平御览》这样的大书，想用这个磨掉天下豪杰的锐气。学者孙复在下面鼓吹《春秋尊王发微》，强调上下尊卑，大讲华夷之防，苛刻严厉，堵死百姓的活思想。宋朝那些大儒，最终也没跳出这个圈套，反而变本加厉。谭嗣同痛呼：自从有人类以来，到宋朝，中国其实已经亡了！天意？人为？怎么就不能好好想想原因呢？
到了明朝，情况更糟。明朝的读书人只会在宋儒脚下打转，根本看不到孔子学问的恢弘气象。在上的皇帝们，个个推崇宋儒，说是孔门正传。他们心里难道不明白？宋儒这套，对帝王私心最有利罢了！可悲啊！百姓的苦难，哪有尽头？
所以谭嗣同总结：两千年的政治，都是秦始皇式的暴政，掌权的全是“大盗”；两千年的学问，都是荀子式的伪学，读书人都是“乡愿”（伪君子）。大盗需要乡愿的粉饰，乡愿专会讨好大盗。两者互相利用，都假托孔子的名义。后人抓住那些假冒大盗和乡愿，却去责怪被他们利用的孔子，又怎能认识真正的孔子？
文章最后转向现实。谭嗣同提到太平天国起义。洪秀全、杨秀清那些人，是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才造反的，情有可原。他对比西方：西方也有死刑，但对谋反这样牵涉众多、事出有因的“公罪”，处罚反而较轻。西方认为，百姓造反，说明政治出了问题，君主该自我反省。怎么清朝的湘军，屠杀百姓反而成了义举？太平军攻占城池，也没杀光百姓。湘军一“收复”地方，就借口抓“残余匪徒”，不分良莠，统统杀掉。他们趁机抢劫财物，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把东南数省的财富都搜刮到湘军手里。像南京城，三四十年都没恢复元气。那些所谓“中兴名臣”，正是孟子说的该处重刑的人。人们不以为罪，反以为功！湖南人因此骄傲自满，各省也争相效仿，以为这套办法能永远管用。要不是牛庄一战惨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昏梦还不知道要做到哪天。
谭嗣同又提到日本。日本在辽东打仗，却讲“仁义之师”：敌军伤员，有红十字会救治；俘虏，等和谈后放还；辽东闹饥荒，中国不管，日本反而花大钱运粮赈灾（糜，mí）。打败清军，他们也不穷追，追时最多放空炮吓唬一下。这里面有道理：若把败兵杀光，剩下的败兵下次再战，必会拼死求生，等于帮敌人练了精兵。不杀败兵，让他们知道逃跑也能活命，以后打仗时，“战者”知道不打不会死，就不会拼命；“守者”知道不守不会死，就不会坚守。百姓知道敌人不是冲着自己来的，就不会坚决抵抗，甚至感念敌人的恩惠。日军撤离辽东时，百姓哭着相送，就是明证。仁义之师为何无敌？靠的就是“不杀”。《易经》说：“神武不杀。”不杀，正是其神武所在。好战不祥，为什么不走这条路呢？
谭嗣同的笔，冷峻如刀。他戳破两千年温情脉脉的面纱，露出“大盗”与“乡愿”共生互利的骨架。
来源：开心柠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