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枪下留人的陈伯钧,因一记耳光降职,后感慨:没毛主席我早死了

B站影视 内地电影 2025-03-25 16:14 2

摘要:作为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井冈”,又是黄埔六期的科班“高材生”,陈伯钧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履历,用冉冉升起的“明星”来形容丝毫不显夸张。当然,这一切离不开慧眼识人的教员对他的信任与重用。

作为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井冈”,又是黄埔六期的科班“高材生”,陈伯钧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履历,用冉冉升起的“明星”来形容丝毫不显夸张。当然,这一切离不开慧眼识人的教员对他的信任与重用。

开国上将陈伯钧

说起来,陈伯钧参加秋收起义的经历也充满戏剧性。1927年8月初,在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任职的陈伯钧与陈毅等人,准备一同由九江乘船前往南昌随起义军行动。未曾想因反动力量泄密,导致一行人被缴械扣押。所幸陈伯钧和陈毅均设法逃脱,并正式走向了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

陈毅追上了南昌起义队伍,并与朱德、王尔琢等人先后经历三河坝分兵、湘南起义后,率起义军幸存火种登上了井冈山;而陈伯钧则于当年9月初参加了教员领导的秋收起义,领先一步上了井冈山,二人也算是革命道路上的一次“殊途同归”了。

不过,正所谓“物极必反”,陈伯钧刚刚准备大展身手之时,意外却悄然来临了。1928年3月,时任工农革命军教导队副队长的陈伯钧因刚缴获的一把老旧手枪与队长吕赤起了“争执”。

原来,吕赤调侃陈伯钧的手枪已经锈蚀,基本等同于废铁一块,但爱不释手的陈伯钧却不这么认为,骨子里的倔强和自尊让他下大力气将手枪修理完好并拿到吕赤面前展示成果,殊不知,悲剧也由此产生:当陈伯钧举枪向吕赤展示之际,突如其来的擦枪走火让对方当场殒命,陈伯钧也呆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生锈的手枪

不出意外,陈伯钧被关了禁闭,虽说是“意外事故”,但群情激愤的广大指战员本着“杀人偿命”的原则,仍一致要求枪决“凶手”以告慰吕赤英魂。事情传到了教员耳中,思忖良久后,他给出了一个沉痛却尽显大局观的说法:

“如今已经死了一个黄埔生,再杀一个黄埔生,就失去了两名军事指挥员,陈伯钧不是故意伤人,我看还是不杀为好。”

在教员看来,革命需要铁的纪律约束,同样也需要宽广胸怀的抚慰。不过,考虑到士兵委员会的众人余怒未消,他还是对陈伯钧作了“打板子”的惩罚,经历一番皮开肉绽后,陈伯钧总算保住了性命。

有了这次的经历教训,陈伯钧在此后革命道路上收敛了不少锋芒的同时,多了一份稳重干练。及至抗战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陈伯钧被任命为120师359旅旅长。要知道,当时八路军的旅长序列里,诸如徐海东、陈赓等人皆是未来新中国的开国大将,相比于他们而言,27岁的陈伯钧无论在级别还是年龄上都有显著优势,也足见教员对其信任至深。

影视作品中的毛泽东

但也就在陈伯钧即将奔赴抗日前线杀敌报国的重要关口,意外却再次降临了。1937年10月17日,安排完旅部会计老袁赴延安领取上级拨款的陈伯钧,又紧急投入到布置冬装采购事宜的后勤保障会议中来。可正当屋内热火朝天讨论方案计划之时,屋外不绝于耳的喧嚣声音此起彼伏,干扰着会议室内所有人的思绪。

对此,陈伯钧自然怒火中烧。刚刚走到院子里的他便发现老袁同一位不知名的卡车司机在激烈争吵。仔细询问后得知,司机拒绝了老袁搭乘卡车一道去延安的请求,并率先同他起了口角之争。

尽管陈伯钧深知对方是“摩托学校”的特种兵学员,但这样的目中无人、心高气傲态度还是让他勃然大怒。加之对方在自己的反复询问下依旧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在上的姿态,陈伯钧盛怒之下还是反手给了对方一记耳光。

实事求是的讲,在战争年代上级动手教育下属的事例时有发生,更何况在这件事情上,当事司机确有言行举止失当之处,陈伯钧的一记耳光虽略显粗暴,但从事实出发也算情有可原。但问题是,当事人并没有选择默默承受,而是在返回延安“告御状”的同时,将此事宣传的沸沸扬扬。

延安杨家岭中央驻地

这样一来,事情可就“闹”大了。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旅长打人”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教员的耳中。两天后,陈伯钧奉命赶到延安杨家岭,当面接受教员等人的批评教育。见到老部下后,教员先是掷地有声的给予了陈伯钧严厉批评,指出其“主观性太强、客观性太差”根源的同时,决定暂缓其出发奔赴前线计划,改派到党校接受学习教育。

陈伯钧理解教员的良苦用心。一来自己动手打人这件事确实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不良影响,这是既定的事实;二来在井冈山时期教员已经排除万难力保自己一次,就长远意义而言,严肃处理实际上也是对大局的维护和对自己的重视与爱护。因此,陈伯钧痛定思痛,暗下决心:坚决不能给组织抹黑。

在担任抗大二分校校长期间,陈伯钧率学员取得了陈庄大捷,歼灭日伪军1300余人。此后,他又陆续担任八路军385旅副旅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参谋长等职务。但对他来讲,教员对他的教诲始终萦绕在脑海中,也时刻提醒自己注意规范一言一行。一如他在多年后回忆录中提到的那般:

“那一耳光打醒了我,主席的惩戒是救命良药。”

战争年代的陈伯钧

这种由内而外、发自肺腑的心理认同,时隔多年后陈伯钧依旧感慨万千。1955年9月的全军大授衔仪式过后,回到家中的陈伯钧曾深情地对家人说了这样一番话:

“当年如果不是毛主席,我早就死了。”

的确,从“误杀吕赤”到“掌掴降职”的两次生死转折,不仅仅是彰显革命纪律的刚性体现,亦是伟人对人才的珍视写照。正如陈伯钧在常年笔耕不辍的日记中所写:

“党性非天生,乃血火锤炼而成。主席救我性命,更铸我灵魂。”

建国后的毛泽东

直至1974年2月陈伯钧病逝前,他的床头上仍然摆放着教员多年前写给他的亲笔信。从井冈山的革命“轿夫”到新中国的开国上将,终其一生,陈伯钧的命运都始终与教员的革命路线交织融合、密不可分……

来源:漫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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