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八十年这个跨度，在个人生命里已是两代人的长度，但在历史里，只是一次回望的转身。很多人问：既然1945年已经过去80年了，为什么还要不断提醒？答案往往被藏在细节里——比如我们不把纪念节点放在8月15日，而选择在9月3日。前者是日本天皇宣读对外声明的日子，后者是对

八十年这个跨度，在个人生命里已是两代人的长度，但在历史里，只是一次回望的转身。很多人问：既然1945年已经过去80年了，为什么还要不断提醒？答案往往被藏在细节里——比如我们不把纪念节点放在8月15日，而选择在9月3日。前者是日本天皇宣读对外声明的日子，后者是对侵略者无条件投降的正式确认与历史定性，这两天的差别，不只是日期。

如果把那份在1945年8月15日播送的诏书当作一块“历史碑文”，最刺眼的不是书法，而是遣词。通篇八百余字，核心是“结束战争”，而不是“承认战败”。这两组字眼的落差，决定了后面七八十年的语境：是“主动终止一场不合时宜的战事”，还是“对侵略与罪行作出清晰承认”。一字之别，意义迥异。

更具体地看，日本方面把开战理由归结为“帝国之自存、东亚之安宁”，把对华战争包装为“安定区域秩序”的行动。这种说法回避了“侵略”这个最关键的定义，也用“国体”“不得已”这种抽象词遮蔽现实。甚至在谈到投下新型炸弹时，用了“残虐”“文明毁灭”的辞藻，反客为主，仿佛自己在为人类文明背负代价，而不是为亚洲的灾祸承担责任。

通篇找不到对中国、朝鲜与东南亚大地所受伤害的直接指称。没有“南京大屠杀”的直面，没有对“慰安妇”与“细菌战”的清晰态度，只有反复强调的“无奈”与“遗憾”。这不是一份完整的道歉文本，而更像一份政治操作的声明，避开刀口处的痛点，绕行到叙事更“体面”的轨道上。

语言之外，是制度层面的处理。以最受关注的战犯追责为例：符合甲级战犯标准的军政要员共有“200余人”，最终被起诉的仅“28人”；其中“25人”进入审理，结果是“7人死刑、16人无期、2人有期”。而大量乙、丙级战犯未被起诉，“数千人”止步于追责之外。数据本身没有情绪，但读完，标准与执行之间的缝隙已经清楚可见。

更敏感的一处，是国家象征的处理。战争的发动者与最高象征没有遭到法律层面的清算，名义上仍居于最高地位，依然在国家叙事中被维护。对于“最高统治象征”与“政治责任”之间该如何理清，战后并未给出直面式答案。这种“顶层不问责”的叠影，长期滞留在国民记忆的盲区里。

另一端，是记忆场域的建构。围绕某些有争议的祭祀空间，社会层面形成了复杂的象征意义——对外是争论焦点，对内则被不断叠加“忠烈/牺牲”的标签。于是“谁被纪念”“为何纪念”的基本问题，经常与历史责任的对话错位，公共舆论一次次回到原点。

很多人会拿德国作对照。这种对照的价值，不在“谁更好”，而在“谁做了哪些具体步骤”。战后，极权组织被系统追缉，大量涉案者被逮捕、审判、剥夺政治资格，象征物与组织网络被拆解，留下明确的“司法线”。这条“法律与清算”的路径，和“含混与绕行”的路径，带来不同的集体记忆与社会后果。

硬约束之外还有硬成本。领土变更与战争赔偿让这个国家的实力被掏空，工程师、科学家与设备被列清单移交，工业基础被“拆件式”转移。你可以把它看作一种“痛感式改造”：通过“物资与技术的流失”与“资产的处置”，让战争发动国切切实实付出代价。这种代价，构成了后来反思的基座。

再往深处，是认知的改造。公共文化产品被大量引入，广场与影院成为“重置叙事”的课堂；教育系统把反思纳入刚性要求，“1978年4月”之后，教材明确加入对极权主义与种族灭绝的系统批判，训练学生的政治判断力与历史判断力。记忆不是自动更新的，它需要规则、制度与一代代学生的“课堂复写”。

这些举措的延伸，是政治人物的公共姿态。有人走进纪念场所，面对石碑与受难者默立、跪地、致歉。领导人的身体语言，为国家的态度做了注脚：不是暧昧的“遗憾”，而是明确的“承担”。这样的行为，在国际社会构成强烈信号，也在国内社会强化“错误已被正名”的共识。

新中国成立后，对日处置选择了“克制路线”：我们没有索取战争赔款，没有要求驻军，没有在社会层面组织“仇恨叙事”的日常化动员。长期以来，公共表达更强调“向前看”，以“发展与互利”作为政策关键词。对比历史上的“痛感式改造”，我们的选择更像“降噪式处理”。

问题也恰恰在此处：当一方尽量降低历史噪音，另一方却时常释放刺耳信号。比如，有公开渠道流传的说法称，个别政要或前任外交官在谈及对华关系时使用了“卧薪尝胆”“待时而动”等激烈表达；这些表述的背景与语境，仍有待权威澄清，但它被反复引用，造成现实层面的感知冲击。面对这样的“言语回潮”，我们的社会记忆自然会被重新唤醒，这并非情绪化，而是基本的历史自保。

再看产业与安全链条。2023年，在外部高压环境下，日本对部分高端设备实施了限制，覆盖“23个”细分领域；在地缘摩擦上，对周边海上执法与能源项目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支持配合；在多国军演中承担了更积极的角色。每一个动作都有其政策逻辑，但叠加起来，呈现的是一种“靠拢—试探—加码”的路径，让“历史+现实”的叠影进一步清晰。

于是很多人会反问：你们说我们“放不下过去”，那请先回答“过去是否被清算到位”。如果一份诏书至今没有被原则性地重新阐释，如果某些象征空间仍在不断被政治化，如果对外政策中仍能看到“历史影子”与“现实动作”互相强化，那么公众要求“正视并说清楚”的诉求，就不是情绪，是常识。

回到纪念的日子。我们把重要仪式放在9月3日，不是为了逞口舌之快，而是为了明确两件事：第一，历史节点必须让世界看见“谁对谁错”的基本线；第二，纪念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把“错误的逻辑”封存起来，不让它再度被激活。对历史负责，并不妨碍合作，但合作不意味着遗忘。

也许最需要厘清的是标准。真正的和解，通常包含三个层次：对事实的完整承认，对责任的明确承担，对制度的持续修复。少一个，都很难稳固。如果把战争之后的七八十年看作一道“系统修复题”，日本部分环节完成度不高——“顶层问责的缺位”“社会记忆的摇摆”“现实政策的反复”——这三处，是公众最常见的刺点。

所以，当有人说“该翻篇了”，我们的追问也很简单：翻哪一篇，以哪一版作准？如果是那份以“结束战争”定义投降、以“遗憾”替代“道歉”的文本版本，那就难以成为共同底稿；如果是可以对话、可以修订的版本，那么就请在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给出清晰动作：明白的语言、稳定的制度、可核验的改造路径。

历史并不急躁，它有自己的时钟。我们今天仍在问的，不是“要不要原谅”，而是“怎样才算完成修复”。当答案足够明确，纪念日会更安静，合作会更安心，未来也会更清楚。留给所有人一个不长不短的停顿：在1945年与当下之间，写清楚那句必须写清楚的话。

参考文献：

《80 年前的今天，日本无条件投降！》（人民日报）人民日报：2025 年 8 月 15 日

《微视频 |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光明网）光明网：2025 年 8 月 15 日

《抗战回望 48︱抗战胜利日：日寇无条件投降》（澎湃新闻）：2025 年 8 月 15 日

《见证丨回眸 79 年前，国内各大报纸争相报道日本投降历史时刻》（中国军网）：2024 年 8 月 15 日

来源：大桐讲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