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听到这个数字，王建国瞬间呆立当场，手中的茶杯"啪"的一声掉在地上，茶水溅了一地，

老王，你当年脑子进水了吧！1200块买个破厂房，位置又偏又破！"

邻居张大妈指着王建国家那栋破旧的厂房建筑，摇头叹息。

"就是啊，城中村最角落，连个窗户都没几扇好的！"

另一个邻居也跟着附和。

王建国苦笑着摆摆手："都过去二十年了，别提了。"

"现在拆迁了，你那破房子能补偿几个钱？估计连当年的本都回不来！"

三天后，王建国拿着拆迁通知书走进拆迁办。

工作人员核对完资料，在计算器上按了几下，抬头看着他。

"王建国先生，您的补偿金额是..."

听到这个数字，王建国瞬间呆立当场，手中的茶杯"啪"的一声掉在地上，茶水溅了一地，

而他本人像被施了定身术一般，张着嘴巴，眼珠子瞪得像铜铃般大。

1987年春天，山东菏泽的黄土地还笼罩在清晨的薄雾中，25岁的王建国背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建国，到了深圳记得给家里写信！"母亲李翠花在月台上红着眼圈挥手。

王建国透过车窗，看着越来越远的故乡，心情五味杂陈。

家里太穷了，父亲王德贵患有腰椎间盘突出，干不了重活，全家六口人就靠着三亩薄田过日子。

去年秋收后算账，除去口粮，能卖的粮食换来的钱还不够给父亲买药。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王建国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在深圳闯出个名堂来！"

火车在铁轨上咣当咣当地奔驰了整整两天两夜，王建国到达深圳时，身上只剩下68块钱。

走出火车站，眼前的景象让他震撼了：高楼大厦林立，马路宽阔整洁，各种建筑工地塔吊林立，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老乡，找工作吗？"一个操着山东口音的中年男人走过来。

这人叫赵铁柱，也是山东人，比王建国早来深圳两年，在一个建筑工地当小包工头。

"工地正缺人手，一个月120块，包吃包住，就是苦点累点。"赵铁柱上下打量着王建国。

王建国毫不犹豫地点头："只要能挣钱，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工地位于深圳罗湖区，是一个商住楼项目。

王建国被分配去搬砖运料，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九点才收工，中午只有半小时吃饭时间。

第一天下来，王建国的手掌磨出了血泡，腰疼得直不起来。

"坚持住，熬过头三个月就好了。"同宿舍的工友安慰他。

工地的住宿条件极其简陋，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工棚里，夏天闷热得像蒸笼，冬天寒风直往里灌。

晚上下工后，王建国总是躺在硬板床上，看着棚顶的石棉瓦，想着家里的父母和弟妹。

"建国哥，收到家里来信了！"工友小李兴奋地跑过来。

王建国接过信，是母亲写的。信里说父亲的病又重了，这个月的药费就花了四十多块，家里实在撑不下去了。看完信，王建国躲在工棚后面偷偷掉眼泪。

第二天一早，他就去找赵铁柱："铁柱哥，能不能预支点工资？家里急用。"

赵铁柱为难地摇摇头："建国，不是我不帮你，工地有规定，工资得月底统一发。你再坚持坚持。"

王建国只好咬牙坚持。终于熬到了月底发工资，他拿到120块钱，立刻寄了100块回家，自己只留下20块零花。

就这样，王建国在工地上一干就是半年。期间他目睹了深圳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的农田变成了工厂，破旧的棚户区被推倒建起了高楼，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

"这深圳真是个神奇的地方，变化太快了！"王建国经常感叹。

但他也深深感到了自身的渺小和无力。尽管每个月都能寄100块钱回家，可这点钱对于改变家里的状况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

1987年秋天，王建国在工地干了快一年，身体已经完全适应了高强度的体力劳动，皮肤晒得黝黑，臂膀上的肌肉也结实了许多。

这天下工后，王建国像往常一样在附近的城中村里闲逛。

这个叫"黄贝村"的地方是典型的城中村，房屋建得密密麻麻，巷子狭窄曲折，到处都住满了外来务工人员。

老板，来碗面条！"王建国走进一家小面馆。

面馆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叫陈桂花，湖南人，来深圳三年了。

"小伙子，又来吃面啊。你们这些工地的人真不容易，天天干那么重的活。"陈桂花一边下面条一边聊天。

"没办法，不吃苦哪来钱啊。"王建国苦笑。

"说得也是。不过我看你挺机灵的，怎么不想办法自己做点什么？总给人打工不是长久之计。"

王建国叹了口气："桂花姐，我也想啊，可是没本钱，能做什么呢？"

正说着，隔壁桌的一个老大爷插话了："你们说什么做生意？我告诉你们，现在这深圳到处都是机会，就看你敢不敢抓！"

这老大爷叫罗福生，是本地村民，在村里算是见多识广的人。

"罗大爷，您说说看，都有什么机会？"王建国来了兴趣。

"多了去了！就说我们村吧，前面那块地原来是个印刷厂，老板前两个月跑路了，厂房空着呢。村委会正愁着怎么处理。"

"印刷厂？"

"对，小厂子，就两百平米左右。机器设备都被债主拉走了，就剩个空壳子。不过地段还行，紧挨着主路。"

王建国心里一动："那...那村委会准备怎么处理？"

"村里开会商量了好几次，最后决定转让出去。谁要是肯接手，连同里面的水电设施，一共1200块钱。"

1200块！王建国默默算了算，自己这大半年攒了差不多1000块，再想想办法，应该能凑够。

"罗大爷，这厂房现在还能看吗？"

"当然能看，就在村口往东走五百米，你去找村委会的老张，就说是我介绍的。"

第二天是周日，王建国特意请了半天假，跟着罗福生来到了村委会。

村委会主任张富贵是个精明的中年人，听说王建国想买厂房，上下打量了他一番。

"小伙子，你确定要买？这可不是小数目。"

"张主任，我想先看看厂房。"

张富贵带着王建国来到厂房。

一栋两层的砖混结构建筑，外墙已经有些斑驳，但主体结构看起来还算结实。

推开大门，里面空荡荡的，地面铺着水泥，墙角还堆着一些废纸和破设备。

"楼上也是厂房，总共200平米。水电都通着，就是需要重新整理一下。"张富贵介绍着。

王建国仔细看了看，虽然破旧，但确实具备基本的使用条件。最关键的是，这里距离主路很近，交通便利，将来不管做什么都方便。

"张主任，这1200块钱包括什么？"

"包括厂房的使用权，水电设施，还有院子里那个小库房。"张富贵指了指角落里的一间小房子，"不过有个条件，你得在一个月内把钱交齐。"

王建国心里盘算着：自己现在有800块，还差400块。工地上一个月能攒100多，再想办法借点，应该能凑够。

"张主任，我能考虑几天吗？"

"可以，不过你得抓紧，已经有好几个人问过了。"

回到工地后，王建国一夜没睡好。他翻来覆去地想：

这个厂房到底值不值得买？1200块钱对他来说是一笔巨款，几乎是他全部的积蓄。万一买了没用，岂不是血本无归？

可是，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一块地方呢？

第二天一早，王建国找到工友小李："小李，能不能借我200块钱？"

小李也是山东老乡，平时关系不错："建国哥，急用吗？"

"嗯，有个机会，需要用钱。"

小李毫不犹豫地掏出钱包："我这里有150，你先拿着。"

接下来几天，王建国又陆续向其他工友借了一些钱，终于凑够了1200块。

1987年10月15日，王建国带着一沓皱巴巴的钞票来到村委会。

"张主任，钱我带来了。"

张富贵点了点钱，开了一张收据："厂房从今天起就是你的了。小伙子，好好干，说不定将来能发大财呢！"

拿着这张薄薄的收据，王建国心情复杂。

这张纸代表着他人生的第一份"财产"，也代表着他对未来的全部希望和赌注。

买下厂房后，王建国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利用它。厂房虽然是自己的了，但他还得在工地上班挣钱还债，根本没时间和精力经营什么生意。

"要不先租出去一部分？"王建国想到了一个办法。

很快，他就在厂房里隔出了几间小房间，租给附近的务工人员。每间房子月租金30块，虽然不多，但总比空着强。

1988年春节后，王建国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辞掉工地的工作，专心经营自己的厂房。

"建国，你疯了吗？工地一个月120块的稳定收入不要了？"工友们都觉得他太冒险。

但王建国心意已决。他把厂房重新规划，一楼出租给小商贩做仓库，二楼改成简易住房出租。

凭借着靠近主路的地理优势，很快就租得差不多了。

每个月的租金收入有200多块，除去各种开支，纯收入也有150块左右，比在工地打工还要多。

1989年，29岁的王建国认识了李秀兰。

李秀兰是湖南岳阳人，在附近的电子厂上班。她长得不算漂亮，但人很勤快，性格也温和。两人在陈桂花的面馆里认识，很快就产生了好感。

"秀兰，你愿意嫁给我吗？我虽然没什么大本事，但我有一颗真诚的心，还有...还有一个厂房。"王建国在村口的大榕树下向李秀兰求婚。

李秀兰红着脸点了点头："建国，我不图你有多少钱，只要你对我好就行。"

1990年春天，两人在厂房里举办了简单的婚礼。没有豪华的酒席，没有昂贵的婚纱，只有几桌简单的家常菜和左邻右舍的祝福。

婚后，李秀兰辞掉了电子厂的工作，和王建国一起打理厂房。她心灵手巧，把厂房装饰得温馨整洁，还在院子里种了一些蔬菜和花草。

1991年，儿子王小宝出生了。看着粉红色的小生命，王建国心里涌起了前所未有的责任感。

"秀兰，我一定要让小宝过上好日子！"他抱着儿子，眼中含着泪水。

90年代初，深圳的发展速度让人目不暇接。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原本的农田和村庄不断被开发，房价也开始快速上涨。

王建国眼睁睁地看着周围的变化，心情复杂。一方面，他庆幸自己抢在了开发热潮之前买下了这个厂房；另一方面，他也为自己的眼光局限感到遗憾。

"建国，你看隔壁老刘，前年花8000块在福田买了套房子，现在都涨到2万多了！"李秀兰有些羡慕。

王建国叹了口气："咱们哪有那个本钱啊。能守住这个厂房就不错了。"

确实，虽然厂房的租金收入还算稳定，但要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加上孩子的开销，日子过得并不宽裕。王建国除了收租，还得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

他先是收废品，后来又做过小商品批发，什么赚钱做什么。李秀兰则在家带孩子，顺便给附近的制衣厂做些计件工作。

1995年，王小宝到了上学的年龄。城中村的教育条件有限，王建国为了给儿子找个好学校，跑遍了附近的小学。

"我们这里是重点学校，外地孩子入学需要交赞助费5000块。"校长的话让王建国心头一沉。

5000块！这相当于他两年多的纯收入。

"秀兰，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这钱咱们想办法凑！"王建国咬牙做了决定。

为了凑学费，王建国把厂房抵押给银行，贷了款。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贷款，心里压力巨大。

"万一还不上怎么办？"李秀兰担心地问。

"还不上就把厂房卖了！只要小宝能上好学校，其他都不重要。"

幸好90年代中后期，深圳的经济发展迅速，王建国的小生意也越做越好。他

开始批发一些电子配件，专门供应给附近的小厂家，利润比单纯收租高多了。

1998年，王建国终于还清了银行贷款。那天晚上，他和李秀兰抱头痛哭，仿佛卸下了心头的重担。

进入21世纪，深圳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很多原来的农村都被规划为城市建设用地。王建国敏锐地感觉到，变化要来了。

果然，2003年开始，就不断有传言说他们这一片要拆迁。

每次听到这些消息，王建国都心情复杂：拆迁意味着补偿，可能会改变他们的生活；但这个厂房也承载着他20多年的心血和回忆。

"建国，你说咱们这房子要是真拆了，能补偿多少钱？"李秀兰经常这样问。

"谁知道呢，反正不会太多。毕竟咱们买的时候就没花多少钱。"王建国总是这样回答，但心里其实也很忐忑。

2005年，儿子王小宝考上了深圳的重点高中。王建国为此高兴了好几天，觉得当年花5000块钱交赞助费是值得的。

"爸，我一定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王小宝懂事地说。

"好儿子，爸相信你！"王建国摸着儿子的头，心里满是欣慰。

2006年冬天，拆迁的消息终于正式传来了。

"各位村民注意，根据市政府的城市规划，我们村将被纳入旧城改造项目。请大家做好准备，配合拆迁工作。"

村委会的大喇叭反复播放着通知。

听到这个消息，整个村子都沸腾了。有人欢天喜地，有人愁眉苦脸，有人在讨论补偿标准，有人在担心搬迁问题。

王建国和李秀兰坐在厂房的院子里，心情五味杂陈。

"建国，你说咱们这能补偿多少钱？"李秀兰又问起了这个问题。

不知道，反正不会太多。你看咱们这破厂房，当年才花了1200块钱买的，就算涨了点，又能涨到哪里去？"

"可是隔壁老刘家那套房子，听说能补偿30多万呢！"

"老刘家那是商品房，咱们这是厂房，能一样吗？"王建国摇摇头，"我估计啊，能给个两三万就不错了。"

村里很快就成立了拆迁工作组，开始入户登记。工作人员拿着表格挨家挨户地询问房屋情况、面积大小、购买时间等等。

"王建国家，200平米厂房，1987年购买。"工作人员在表格上认真记录着。

"小伙子，你们的补偿标准是怎么定的？"王建国小心翼翼地问。

"这个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现在还没有最终方案。"工作人员公事公办地回答。

接下来的几个月，各种消息满天飞。

有人说按照市场价补偿，有人说按照重置成本计算，有人说政府有统一标准。王建国听得一头雾水，也不知道该相信哪个。

儿子王小宝倒是很乐观："爸，说不定咱们家能分个大房子呢！"

"你这孩子，想得美！"王建国笑着拍了拍儿子的脑袋，"安心读书就行，别想那些有的没的。"

2007年春天，拆迁办正式成立，开始办理拆迁手续。王建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拿着那张20年前的购买凭证来到了拆迁办。

排队的人很多，大家都在议论纷纷。

"我家那套房子买的时候花了8万，现在市场价至少值50万，不知道怎么补偿。"

"听说按照1:1.2的比例安置，就是拆一平米给1.2平米的新房。"

"那咱们这些老房子可就占便宜了！"

轮到王建国的时候，他紧张地把凭证递给工作人员："同志，这是我家厂房的购买凭证。"

工作人员接过那张已经发黄的纸，仔细看了看，然后抬头看了看王建国："1987年购买的？"

"对，整整20年了。"

"你稍等一下。"工作人员拿着凭证走到里面，和几个同事商量了一会儿，然后回来继续问了一些详细情况，最后在一张表格上填写了一些内容。

"王建国先生，您的情况我们已经记录了。具体的补偿方案还在制定中，到时候会通知您来签字。"

"大概什么时候能出结果？"

"快的话一个月，慢的话两个月。"

王建国拿着回执单回到家，心里七上八下的。李秀兰看他表情不对，关心地问："怎么样？工作人员怎么说？"

"还在审核，要等通知。"王建国把经过简单说了一遍。

"那就等呗，反正咱们也急不来。"李秀兰倒是比较淡定。

可是王建国哪里等得住。他每天都要到拆迁办附近转悠，希望能打听到一些消息。有时候看到工作人员，他还会主动上前询问进展情况。

"王先生，您别着急，您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们需要仔细核实。"工作人员总是这样回复他。

特殊？哪里特殊了？王建国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是因为房子太破了，不好定价？还是因为时间太久了，凭证有问题？

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王建国更加着急了，甚至开始失眠。

"建国，你别瞎想了。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候总会有结果的。"李秀兰安慰他。

又过了半个月，王建国终于接到了拆迁办的电话："王先生，请您带上身份证和相关凭证，明天上午9点到拆迁办来一趟。"

听到这个电话，王建国既兴奋又紧张。终于要有结果了！

第二天一早，王建国和李秀兰一起来到拆迁办。工作人员把他们领到了一个小房间里。

"王先生，经过我们仔细核实，您的情况确实比较特殊。我们已经请示了上级部门，现在可以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

拆迁办工作人员接过王建国那张泛黄的购买凭证，仔细端详起来。

刚开始还是例行公事的表情，可越看脸色越不对劲，眉头紧皱，嘴巴微张，好像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

"这...这张凭证的日期是1987年？"工作人员声音都有些颤抖。

"对啊，就是87年买的，怎么了？"王建国心里咯噔一下，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工作人员没有回答，而是拿起电话快速拨通：

"主任，您马上过来一趟，有个特殊情况需要您亲自处理！"

"到底怎么回事？我这房子不会有问题吧？"

王建国急得额头冒汗，妻子李秀兰更是紧紧抓住他的胳膊，指甲都掐进了肉里。

四十分钟后，拆迁办主任匆忙赶到，身后还跟着两个看起来像是法律顾问的人。

主任接过凭证，又对照着一份厚厚的土地档案资料，脸上的表情从严肃变成了惊讶，最后竟然露出了一丝不敢置信的神色。

"王先生，根据我们的核实和评估..."主任顿了顿，深吸一口气，"您这块土地的补偿金额是..."

拆迁办主任的话音刚落，整个房间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

这一瞬间，王建国感觉大脑里炸开了一颗炸弹。

王建国的声音颤抖得像秋天的落叶，每个字都在抖动，喉咙里发出一声不敢置信的惊呼：

“您…您说什么？”

来源：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