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0年，英国牛津的一间病房里，一个美国女人正用尽最后的力气，交代着自己的身后事。

1950年，英国牛津的一间病房里，一个美国女人正用尽最后的力气，交代着自己的身后事。

她无儿女，一生漂泊，没什么亲人可惦记。

但在遗嘱上，她清清楚楚地写下，所有财产，包括书稿、积蓄和未来的版税，全部赠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朱德。

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记者，怎么会把自己的身后事，托付给一个远在天边的中国将军？

更让人不解的是，她还有一个遗愿，希望在自己的追悼会上，能奏响中国的国歌。

她曾对朋友说，“我到过很多国家，但只有在中国，我才不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2年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一个穷苦的矿工家庭。

对她来说，童年没什么甜味儿，倒是充满了煤渣的味道。

九岁那年，她就得跟在大人屁股后面，在矿渣堆里捡些没烧透的煤屑，补贴家用。

饭桌上永远挤着五个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

母亲在她十六岁那年就因病去世了，家里再也供不起她读书。

史沫特莱只好辍学，考了个教师资格，去乡下学校教书。

可骨子里那股劲儿没消停，她一边教书一边自学，脑子里总琢磨一个事，为什么这世上，有人生来就得受苦？

她攒了点钱，又跑去师范学院念书，课余时间净啃那些关于社会主义的书。

毕业后，她挤进了纽约一家叫《号角》的报社，这报社专爱揭社会的短，是个“刺头”扎堆的地方。

史沫特莱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她写工人的罢工，写妇女的困境，笔下全是底层人的辛酸。

因为支持印度独立运动，她还被美国政府以“煽动叛乱”的罪名关了半年。

在美国，她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折腾了几年，她心里憋闷，干脆背包去了欧洲。

在德国柏林，她认识了不少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他们口中，史沫特莱第一次听到了一个遥远、混乱，却又充满抗争的中国。

她突然觉得，那个地方的斗争，和她心里想的，好像是同一回事。

1929年，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她第一站是上海。当时的上海，一半是灯红酒绿的洋场，一半是挣扎求生的弄堂。

别的外国记者都盯着租界里的新闻，她却偏爱往穷人堆里钻。

她看到黄包车夫愁苦的脸，也看到罢工女工们眼里的火。

那种熟悉的压抑感，让她觉得自己仿佛从未离开过美国的矿区。

在这里，她认识了宋庆龄和鲁迅。

宋庆龄温柔又坚定，鲁迅的文字则像一把刀子。

史沫特莱常和鲁迅彻夜长谈，聊文学，也聊革命。

她很快就不再是个旁观者了，她帮着宋庆龄搞民权保障同盟，写传单、发表演讲，忙得几天不合眼。

她甚至随身带着手枪，暗中保护宋庆龄的安全。

1936年，一个消息传到了上海，红军在陕北站稳了脚跟。

史沫特莱听着从陕北来的作家冯雪峰讲述红军长征的故事，心里头一次生出了向往。

她想亲眼去看看，那群穿着灰布军装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

没过多久，机会来了。

她动身前往西安，恰好撞上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她立刻架起设备，用英语向全世界广播这里发生的一切，一夜之间，“史沫特莱”这个名字，成了国际新闻界的风云人物。

1937年初，史沫特莱终于来到了延安。

这个黄土高原上的小城，贫瘠却充满了希望。

毛泽东、朱德都亲自接见了她。

第一次见到朱德时，史沫特莱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眼前的这个男人，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脸上带着农民式的憨厚，一点没有总司令的架子。

两人聊起来，却发现格外投机。

朱德会说德语，他们从革命聊到人生，史沫特莱觉得，自己遇到了一种超越国籍的亲近。

在延安，史沫特莱成了一个特别的存在。

在一片灰色的军装里，她穿着鲜艳的裙子，显得格外亮眼。

她还带来了一个新鲜玩意儿——交谊舞。

她把留声机搬出来，邀请毛泽东跳舞，毛泽东笑着摆手说不会。

她就拉着翻译做示范，硬是把跳舞这种“最好的休息方式”带进了延安的窑洞。

朱德也跟着学了几下，史沫特莱还开玩笑说，“将军跳得还不如小兵好呢！”

就是在这样的朝夕相处中，史沫特莱决定要为朱德写一本传记。

她觉得，这个沉默寡言、历经沧桑的男人，就是整个中国农民革命的缩影。

朱德起初有些犹豫，但当史沫特莱说“要让后人知道该怎么爱国”时，他点了头。

从此，窑洞的油灯下，经常能看到他们谈话的身影，一个奋笔疾书，一个娓娓道来。

史沫特莱在中国一待就是十二年。

她跟着八路军上过前线，为了能随军采访，甚至摔断过腿。

她还利用自己的身份，为缺少药品的根据地向外界募捐。

她早就不把自己当记者了，她说自己是“中国人民中间的一个”。

1941年，因为严重的胃病，她被迫返回美国治疗。

可回去之后，她的心还留在中国。

她四处演讲，为中国的抗战筹集资金。

朱德也托人给她捎去信件、照片，还有一条围巾。

史沫特莱收到后，视若珍宝，后来在一次筹款会上，她把这条围巾拍卖了，换来一千美元，全部捐给了中国。

可那时的美国，反共浪潮汹涌。

史沫特莱因为她和中国的关系，被当作“苏联间谍”受到审查，生活陷入困顿。

出版社要求她删掉书里称赞革命的话，她死活不肯。

没了收入，加上病情恶化，她只好搬到英国养病。

她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拖着病体，仍在修改那本关于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在一次手术后，再也没有醒来。

她没有留下什么惊天动地的话，只有那份写得清清楚楚的遗嘱。

一年后，她的骨灰被专程运回中国，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追悼会上，周恩来、朱德都出席了。

会场里，响起了她生前最想听的《义勇军进行曲》。

朱德亲手为她的墓碑题写了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他没有动用那笔遗产一分钱，而是将其全部交给了组织，用于新中国的建设。

来源：明镜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