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5年夏天的重庆，硝烟未散而曙光已现。6月24日，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内，近700位文化精英、民主志士与国际友人共赴茅盾五十寿辰纪念活动这场特殊的聚会。郭沫若的墨迹在宣纸上洇开，老舍的贺联高悬于厅堂，苏联外交官费德林、美国新闻处窦爱士的身影穿行其间，这场纪念
人民文艺的旗帜在这里高高扬起
——纪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重庆进步文化界组织举办“寿茅”活动80周年
1945年夏天的重庆，硝烟未散而曙光已现。6月24日，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内，近700位文化精英、民主志士与国际友人共赴茅盾五十寿辰纪念活动这场特殊的聚会。郭沫若的墨迹在宣纸上洇开，老舍的贺联高悬于厅堂，苏联外交官费德林、美国新闻处窦爱士的身影穿行其间，这场纪念活动被文学史家称为“寿茅”。现存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一级文物“1945年茅盾五十寿辰题词册”（《茅盾先生五十寿辰暨文艺工作廿六周年纪念》）成为这一盛事的历史物证载体，这本看似寻常的纪念册已然超越个人庆贺的范畴，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统一战线的战略丰碑，更在抗战胜利的前夜，镌刻下知识分子以笔为枪的精神史诗。
《雁冰先生五十岁纪念册》 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这场盛大的文化活动并非寻常庆生雅集，而是在抗战胜利前夕的历史节点，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精心策划的一场意义深远的文化政治实践活动。它在民族存亡的决战时刻，奏响了文化抗战的集结号角。活动巧妙借传统祝寿之形，承载了团结文化界、确立文艺新方向、培养文学后备军、推动民主斗争等多重时代使命，成为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中一个醒目的精神坐标。
纸页间的抗战风云：
题词册的历史现场
1945年的中国，正处于光明与黑暗的决战前夕。这年3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团结进步文人的组织“文化工作委员会”因组织起草《对时局进言》，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勒令解散，民族进步士气受挫。在周恩来的直接部署下，南方局策划了这场名为“寿茅”的文化盛事。6月24日并非茅盾的真实生辰，实际为7月4日，但这一天的选择蕴含着深意，它象征着进步文艺界在皖南事变后冲破国民党文化专制的集体觉醒。当徐冰、廖沫沙受命前往茅盾的居住地唐家沱劝说时，特别强调：“这是进步文艺界的一件大事，是文艺界的朋友荟萃一堂向国民党的一次示威，对于当前的民主运动也是一个推动。”茅盾最终应允，以虚构的“寿辰”换取一次文化战线的政治集结。
《雁冰先生五十岁纪念册》扉页
翻开泛黄的题词册页，20余位文化精英的笔墨构成抗战文艺的微缩景观。郭沫若挥毫“兴民无极”，以四字箴言呼应茅盾文学创作中的人民性。巴金深情写道：“我相信你永不会老。你是我们大家敬爱的先生”，道出文艺战士的精神不朽。老舍的题词“鸡声茅屋听风雨，戈盾文章赴斗争”更将笔杆喻为刀枪，彰显文学的战斗姿态。阳瀚笙的题词“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您的方向就是我们的方向”，叶圣陶以七律盛赞“夙享文坛祭酒名”，点明其在现实主义文学中的领袖地位。这些题词被精心陈列于会场，成为《新华日报》社论《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路程》的具象注脚，茅盾的创作方向被定义为“要为民族的解放，要为大众的幸福”，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正确方向。
郭沫若题词
文艺统战的密码解析：
祝寿背后的战略深意
“寿茅”活动本质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域构建统一战线的经典案例。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1944年向国统区传播时遭遇阻碍。1944年1月，《新华日报》以“摘要”的形式刊发了《讲话》，这是《讲话》首次在大后方公开发表，但最初它在重庆文艺界的推行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在后方没有得到应有的普遍和热烈的讨论，倒毋宁说是一般地被冷淡了”。南方局亟需寻找文化支点撬动文艺方向转型。茅盾以其25年坚持“人民文艺”的创作实践、左翼文学领袖身份以及非共产党员的“文化中间人”特质，成为最理想的旗帜人选。
茶会上，沈钧儒特别强调希望茅盾“以后更多写人民，写农民”，而茅盾则谦称自己尚未写出“最平凡而最伟大的老百姓”。这一对话看似即兴，实为对文艺创作方向的公开引导，在南方局的布局中，“写农村”不仅是征文主题，更是大后方文艺工作者需要共同奔赴的“新方向”。尤为关键的是，社论与代论的发表与活动现场题词册的展示标志着文化符号的政治转化。当陈白尘引用鲁迅“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题写贺词时，实际上将鲁迅的战斗精神注入茅盾形象。这种符号重塑，使茅盾成为衔接“五四”新文学传统与延安文艺思想的文化枢纽，为国统区文艺转型铺设了理论通道。
巴金题词
笔墨铸就的统一战线：
文学界的抗战合唱
1945年初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解散事件，标志着国统区进步文化阵线遭遇严重挫折。当这个由郭沫若主持的合法文化机构因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而被强行关闭时，南方局亟需寻找新的突破口来凝聚文化力量。此时，周恩来创造性地提出用为文化名人做寿的方式，冲破国民党不准集会的规定，这种策略源于中共中央南方局在皖南事变后探索的“红白喜事”统战模式，此前为郭沫若、老舍等人举办的祝寿活动已积累了成功经验。选择茅盾，不仅因其在新文学运动中奠基性的地位和抗战期间坚守文化岗位的品格，更因其《子夜》《腐蚀》等作品深刻揭露社会黑暗，展现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知识分子风骨。
《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最具影响的机关报，为此次活动进行了精心策划。1945年6月24日推出的“祝寿专刊”，刊载了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王若飞撰写的代论《中国文化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祝茅盾先生五十寿日》，该文将茅盾25年的文学道路置于中国革命背景中考察，对茅盾的文学道路给予高度评价：“他所走的方向，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中国人民大众解放服务的方向，是一切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应走的方向。”文章称赞他“是中国文化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中国人民的光荣”。同时刊发的社论《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路程》指出，茅盾是一位有进步主义世界观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标准就在于，他的作品中有着对平凡的老百姓的同情，对小市民阶级的鞭挞，对大地主、大买办、大银行家的憎恶。社论清晰传达出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期许。
活动实际效果远超预期。原计划百余人的茶会，最终吸引了包括沈钧儒、柳亚子、邵力子等各党派人士及苏联、美国外交官在内的近七百人参加。柳亚子在现场强调，作为文艺家，要的是政治认识，“有所为”是对政治的认识，“有所不为”就是对政治的操守，呼应了活动主旨。
南方局巧妙运用地理空间策略，在重庆主会场外的成都、昆明两地同日发起呼应活动，形成三角共振。成都百余文化界人士集会中，叶圣陶的“黑夜举灯”论成为舆论焦点。昆明文艺沙龙里，朱自清含泪追忆“走向写作最初由于茅盾鼓励”，闻一多则慷慨陈词民主诉求。光未然从缅甸战场寄来的悼诗手稿意外亮相，“法西斯必须以你所劫夺的全中国的自由……赔偿我们的茅盾先生”。生与死的戏剧性对照，凸显知识分子的生命价值。这种以传统形式突破政治禁锢的做法，成功重振了因文化工作委员会解散而受挫的进步文化阵营士气。
老舍题词
文艺路线的方向重塑：
“人民文艺”的旗帜确立
1945年正值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国统区加速传播的关键时期。当年5月4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重庆召开七周年年会暨首届“文艺节”，郭沫若在会上提出“人民的文艺是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是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艺”，茅盾则呼吁文艺工作者“配合着今天的民主运动”，加强自我改造，推动“文艺下乡”。《文哨》杂志在创刊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文艺要面向农村的问题。茅盾寿辰活动置于此语境下，成为推动“人民文艺”理念在国统区落地的重要契机。
《新华日报》祝寿专刊的理论引导极具深意。王若飞的代论强调茅盾作品“同情最平凡而最伟大的中国老百姓”，批判“大地主大买办大银行家”，塑造其作为“为人民服务的作家”的形象。代论更明确指出：“文艺要为人生，也就是要为民族的解放，要为大众的幸福，这是他二十五年来一贯的努力方向”，巧妙地将茅盾“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内涵阐释为“为人民”的新方向。邵荃麟曾撰文进一步论述，“‘为人生的文学’就必然是文学的社会斗争的实践。文学必须反映血与泪的人生斗争，必须从血肉搏斗中间去追求人生的真实。这正是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为“人民文艺”提供了理论支撑。
茅盾本人对时代召唤作出积极回应。他坦言“我所懊悔而亦感惭愧的，乃是不曾写出中国的最平凡而其实是最伟大的老百姓”，并宣示“严肃的工作此时正当开始”。在祝寿茶会答词中，他更明确表态：“我一定要看见民主的中国的实现，否则我就是死也不会瞑目的！”这种自我革新姿态，使其成为“人民文艺”在国统区的鲜活典范。通过将茅盾塑造为鲁迅之后新文学传统的接续者，活动成功为源于解放区的文艺方向在国统区找到了历史依据和现实载体。
《茅盾先生五十寿辰暨文艺工作廿六周年纪念》 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文艺抗战的实践转向：
从纪念活动到新人培育
“寿茅”中最具特色的制度创新，当属“茅盾文艺奖金”的设立与征文活动。祝寿茶会上，爱国实业家陈钧受董必武授意捐赠10万元，茅盾将此项资金及后续开明书店等12家出版社捐款、茶话会结余共计20万元，交由重庆文协设立“茅盾文艺奖金”。1945年8月3日，《新华日报》发布征文启事，由老舍、靳以、杨晦、冯乃超、冯雪峰、邵荃麟、叶以群等7人组成评委会，明确规定应征作品“以取材农村生活之短篇小说，速写，报告为限”，字数“以五千字左右为宜，最长不得超过一万字”。
征文聚焦“农村生活”的要求，直接呼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倡导的文艺表现工农兵生活的方向。评委会成员多具左翼背景，确保了评选标准的政治导向。活动共收到征文108篇，于1946年初公布评选结果，徐疾的《兴文乡疫政印景》、田苗的《互替的两船夫》、木人的《丰收》获甲等奖。这些作品多角度描绘国统区农村现实，《兴文乡疫政印景》揭露乡长借瘟疫盘剥百姓，《丰收》展现“谷贱伤农”的困境，《互替的两船夫》通过船夫命运折射兵役制度的黑暗。尽管艺术上略显稚嫩，但这些作品运用方言，贴近现实，批判矛头直指社会不公。
此次活动特别关注青年作家培养。获奖者中，20岁的徐疾当时失业在家，田苗、木人是“突兀文艺社”成员，该社在茅盾指导下经常开展文学讨论。茅盾曾为他们的刊物题写刊名，并撰写《什么是基本的》，强调青年创作首重“正确的思想和广博的知识”。征文活动延续了这一传统，为“人民文艺”在大后方储备了新生力量。正如李广田在昆明祝寿会上题词所言：“老实、结实、现实：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茅盾先生在为人、思想与创作上的这三种作风。”
文艺介入现实的斗争实践：
从仪式到创演
“寿茅”举办之际，正值抗战胜利曙光初现而国内民主与专制斗争日趋激烈之时。活动本身及其衍生的文艺创作，成为投向黑暗现实的锐利武器。在祝寿茶会上，邓初民指出，这种生日集会，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祝寿，也不是一种单纯的个人的荣典，而是一种鞭策。茅盾答词呼应，大家为他做寿，他深感不安。收获到朋友们的鼓励，他将更有勇气写下去，为解放事业做一点贡献，再写几部作品。这种将个人创作与民族前途紧密相连的宣言，彰显了活动倡导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文人操守。
“寿茅”最显著的战斗成果是茅盾在活动后完成创作的《清明前后》。该剧以1945年轰动重庆的“黄金舞弊案”为背景，通过民族资本家林永清的挣扎、小职员李维勤的悲剧、交际花黄梦英的觉醒，深刻揭露官僚资本对民族工业的摧残。剧中反复出现的“政治不民主，工业没出路”的呐喊，直指时弊。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下，该剧于1945年9月26日公演，正值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亲自关注排演，要求采用全明星阵容，金山饰金澹庵、白杨饰黄梦英，并在《新华日报》组织系列评论。演出盛况空前，连演四周，许多民族资本家包场招待职工观看。
《清明前后》引发的社会震动令国民党反动当局极为恐慌。多名国民党高官在观剧中途拂袖而去，国民党反动派中央宣传部密电称该剧“内容多系指摘政府，暴露黑暗”，要求各地“暗中设法制止”。这种强烈反应印证了剧作的政治影响力。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新华日报》连续刊发文章肯定其为“划时代的盛大演出”，体现“大后方话剧正确的倾向”。该剧的成功，生动诠释了“寿茅”活动所倡导的文艺参与民主斗争的理念。
超越烽火的精神烛照：
从作家到革命文艺的创作榜样
“寿茅”活动的终极意义，在于将茅盾从文学个体升华为抗战文艺的精神榜样。王若飞在《新华日报》的文章中认为，茅盾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唯一正确的方向，为“全中国千千万万争取民主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期望。这种重塑通过三重策略实现，从历史衔接上强调茅盾继承鲁迅“为人生而艺术”的传统，在现实定位上突出其农村题材对“人民文艺”的奠基作用，在未来指向上将其塑造为青年奔赴延安文艺方向的灯塔。题词册中的战争隐喻尤为显著，老舍以“戈盾文章赴斗争”将“茅盾”姓名符号化，陈白尘借鲁迅语录赋予其战士人格，叶圣陶“文坛祭酒”之称则确立其仪式性权威。“寿茅”实为把人民文艺确立为国统区新方向的文化仪式。进步青年徐疾、木人等以创作践行茅盾倡导的“思想先于技巧”原则。这种代际传承，使“茅盾精神”从纸页走向大地，从象征落地为实践。
“寿茅”的精神内涵超越特定历史时刻，深刻影响了茅盾晚年的文化实践与中国文艺的发展路径。茅盾被推举为“人民文艺”的旗帜后，积极调整创作方向。1946年南下广州、香港期间，他发表了《人民的文艺》《民主与文艺》等系列演讲，强调“文艺应当配合着今天的民主运动”，要求作家“眼光要向着农村，向着大群人民”，并陆续提出文艺工作需把握三大原则，系统构建“人民文艺”制度设想。
“茅盾文艺奖金”征文虽仅举办了一届，但其精神脉络延续至新中国。1981年，茅盾临终之际捐资设立“茅盾文学奖”，其遗嘱中“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的表述，与1945年活动中对文学社会价值的期许一脉相承。更具历史意味的是，在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上，茅盾所做报告《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将国统区文艺运动分为四个阶段，其划分逻辑与自身思想历程高度契合。这种叙事无形中为知识分子自我改造提供了范例，深刻影响了当代文学的制度建构。
结 语
“让我们新文艺运动的光辉的旗子更光辉吧！”特殊时期的特殊庆典已成历史的独特注脚。1945年的“寿茅”纪念活动，是抗战烽火中一次极具创造性的文化政治实践。它诞生于文化工作委员会解散后的困难时期，却以传统祝寿为形式，成功汇聚国统区进步文化力量，实现了“荟萃一堂向国民党的一次示威”。通过《新华日报》理论建构与评选机制创新，延安《讲话》精神在大后方获得历史接续与现实载体。“茅盾文艺奖金”征文聚焦农村题材，引导青年书写民间疾苦，为文艺战线培育新生力量。《清明前后》的公演盛况成为文艺介入民主斗争的成功典范。
当茅盾在烛光中许下“看见民主中国”的誓言所彰显的知识分子心系民族命运、坚守文化立场的精神，通过茅盾等人的躬身实践，融入时代洪流，最终升华为一份穿越烽火、烛照后世的文化遗产。这种诞生于烽火中的文化品格，在1945年的历史节点上，为中国民主运动刻下不可磨灭的文化铭文，为抗战文化史书写了厚重篇章，更在历史长河中持续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芒，烛照后来者前行之路。
今天，在北京茅盾故居的展厅里，静静陈列的“寿茅”签名册（《雁冰先生五十岁纪念册》）复制件，已成为连接时代的文化桥梁，叠印出抗战文艺精神的永恒生命力。这场诞生于黎明前的祝寿，早已超越个人庆贺的范畴，奏响着民主运动的序曲。真正的文艺从不是时代的装饰品，而是刺破黑暗的投枪，记录抗争的史诗，更是民族精神的铸魂丰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这册泛黄的纸页依然回响着铿锵誓言，以笔墨为戈矛，以生命写春秋，为人民而战，为时代立心。
来源：文艺报19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