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更糟糕的是，宦官李辅国把持朝政，嚣张至极，竟然对皇帝说出 “大家只管待在皇宫里，外面的事情听老奴我来处置” 这样大逆不道、僭越犯上的话。

公元 762 年，唐代宗李豫从父亲唐肃宗手中接过皇位。此时的大唐，早已不是曾经万国来朝的辉煌盛世，而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安史之乱虽说已快到尾声，但河北三镇拥兵自重，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吐蕃和回纥的铁骑在边境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南下侵扰。

更糟糕的是，宦官李辅国把持朝政，嚣张至极，竟然对皇帝说出 “大家只管待在皇宫里，外面的事情听老奴我来处置” 这样大逆不道、僭越犯上的话。

而长安的兵力空虚得可怜，只剩下区区数千人，吐蕃甚至一度攻破都城，把唐代宗逼得仓皇出逃。

但就在这看似绝境的局面下，唐代宗李豫却展现出了惊人的政治智慧和隐忍，硬生生地把摇摇欲坠的大唐国祚拉回正轨。

唐代宗刚登基，摆在面前的第一个大难题，就是宦官李辅国的专权。

李辅国因为拥立了肃宗和代宗两代帝王，权势达到了滔天的地步，简直把代宗当成了任他摆弄的傀儡。

面对这么个好似 “太上皇” 一般的人物，唐代宗没有硬来，而是选择了一条迂回曲折的路。表面上，他对李辅国极尽尊崇，加封其为博陆郡王，各种好话、赏赐不要钱似的给。

可暗地里，他却悄悄拉拢另一个宦官程元振。他知道程元振也对权力有着极大的野心，便利用这一点来分化宦官集团。果不其然，程元振在得到皇帝的暗示后，为了上位，派刺客把李辅国刺杀在了家中。

李辅国一死，唐代宗不仅没有追究刺客的责任，还假惺惺地追封李辅国为太傅，把这场权力清洗巧妙地包装成 “盗贼行凶”。

这种 “以宦制宦” 的手段，虽然被后世一些人批评为 “天子行盗贼之计”，可在当时禁军全都掌握在宦官手里的危险局面下，这实在是唯一能夺回皇权的现实办法。

之后，唐代宗又联合宰相元载，设计诛杀了同样跋扈的鱼朝恩。就这样，他以 “去三大奸如杀犬羊” 的雷霆手段，让宦官势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再也难以威胁到皇权。

解决完宦官专权的问题，安史之乱后的唐朝，最让人头疼的，还有河北藩镇的割据问题。

仆固怀恩等将领手握重兵，公然和中央对抗，而朝廷能调动的军队加起来还不足万人，根本无力平叛。

面对这样的困局，唐代宗展现出了惊人的务实智慧。他心里清楚，当下和藩镇硬拼是行不通的，于是他做出了一个看似懦弱的决定：承认河北三镇的自治权，甚至还把仆固怀恩的女儿册封为公主，以此来换取他们表面上的臣服。

这可不是真的软弱，而是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在妥协的同时，他暗中加紧重建神策军，把它打造成中央禁军，作为朝廷的军事支柱。

同时，他把目光投向了东南财税重地。当袁晁起义威胁到江南粮仓的时候，他果断启用李光弼前去镇压叛乱，确保漕运畅通无阻。

因为他知道，“东南财赋” 可是支撑朝廷运转的命脉所在。就这样，他采取 “外松内紧” 的策略，为后来的元和中兴埋下了伏笔。

在解决藩镇问题的同时，在一片废墟中重建经济，也是唐代宗不为人知却极为重要的功绩。

他独具慧眼，重用理财奇才刘晏，在全国推行盐铁专营与漕运改革。

先说盐政改革，他把盐业从过去的完全官营，改成了 “官收商销” 模式。国家只牢牢控制住盐的源头生产和定价环节，下游的销售流通全部交给商人去做。这一改革效果立竿见影，盐税收入一下子从原来的 40 万缗暴增到 600 万缗，极大地充实了国库。

再看漕运改革，刘晏带领人疏通运河，在沿途分段设立仓库储存粮食。经过精心规划，江淮地区的米粮得以源源不断地运往关中，甚至创造出了 “斗米运价仅八文” 的漕运奇迹。

更让人惊叹的是，刘晏还运用数学思维管理粮价。他把全国的粮价分为五等，根据不同地区的粮价情况，精准地调配粮食收购量，既稳定了市场物价，又避免了对百姓过度剥削。

这些改革措施，就像给病入膏肓的大唐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不仅填补了安史之乱造成的巨大财政黑洞，更让唐朝在吐蕃入侵的危机下，依然有足够的财力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

在具备了经济基础之后，唐代宗就有了军事改革的底气。

当吐蕃 20 万大军气势汹汹地兵临长安城下时，朝堂上人心惶惶。在这个关键时刻，唐代宗力排众议，重新启用了被雪藏已久的郭子仪，甚至把仅存的禁军都交给他指挥。

郭子仪也不负所望，带着万余残兵，巧妙地运用疑兵之计，成功吓退敌军。后来，面对吐蕃和回纥联军，他更是单枪匹马闯入回纥大营，凭借自己多年积累的威望，成功瓦解了吐蕃联军，还斩首五万，立下赫赫战功。

唐代宗这种 “用人不疑” 的背后，其实有着精妙的帝王制衡术。

一方面，他把女儿升平公主嫁给郭子仪的儿子郭暧，通过联姻的方式，试图把郭子仪家族和皇室紧密绑定，以此来换取郭子仪的忠诚。

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建设神策军，逐步把军权收回到中央，避免郭子仪权力过大，再造出一个新的藩镇。

总的来看，唐代宗留下的权谋遗产充满了矛盾。他诛杀了权宦，却又开启了宦官监军制度；他姑息藩镇，却为中央争取到了重建的宝贵时间；他推行的经济改革滋养了后来的元和中兴，但也让盐商集团势力逐渐壮大，尾大不掉。

《新唐书》评价他：“平乱守成，盖亦中材之主也！”

其实，唐代宗心里明白，以当时唐朝的状况，他根本无法根治那些痼疾。所以，他只能选择最务实的道路，用妥协换取生存空间，用时间培育转机。

公元 779 年，唐代宗去世。他给后世留下的，是一个财政开始复苏、边疆暂时稳定的唐朝。虽然藩镇割据的阴影依然笼罩着大唐，但帝国终究没有在他手里走向覆灭。

千年之后，再回头看这位帝王，他就像一位精于计算的棋手，在历史的棋盘上以退为进、借力打力。

他没有唐太宗开疆拓土的赫赫战功，也没有唐玄宗缔造盛世的耀眼风华，却在帝国最脆弱、最危险的时刻，用自己的隐忍与权谋，完成了一场续命奇迹。

就像长安城头那轮血色残阳，虽然不像正午的骄阳那样夺目耀眼，却以最后的余晖和热度，照亮了大唐通向下一个百年的艰难道路。

来源：默默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