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重庆的指导价新政到武汉的业主集体砍价,从镇江的空置房折扣到兰州的阶梯收费,这场始于2023年的降价风暴已席卷全国十余个省市,平均降幅达20%-50%。
近年来,一场席卷全国的物业费“降价潮”悄然兴起。
从重庆的指导价新政到武汉的业主集体砍价,从镇江的空置房折扣到兰州的阶梯收费,这场始于2023年的降价风暴已席卷全国十余个省市,平均降幅达20%-50%。
这场涉及37.5万家物业公司、超850万从业者的行业变革的背后,既有政策的引导与市场的博弈,也有业主维权和行业重塑。
这远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三方“博弈”
物业费“降价潮”实际上是政策、业主和物业公司三方博弈后的成果。
政策调控:撬动价格体系这些年,多地政府通过出台“空置房物业费减免”和“政府指导价”政策,直接干预物业费定价。
例如:重庆自2024年6月起实施新规,电梯住宅物业费最高限价1.9元/平方米·月,无电梯住宅最高1.35元/平方米·月。
武汉将中心城区住宅物业费分为五级,最高等级电梯住宅收费不得超过3.84元/平方米·月。
江苏镇江、甘肃兰州等地对空置6个月以上的房屋实施30%-50%的物业费减免。
这些政策都从本质上压缩了物业公司的利润空间,扭转了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不平等的现状,不仅让物业公司调整收费标准的同时,也让业主议价有可依照的标准。
业主反击:从“被动缴费”到“主动议价”业主群体逐渐打破以往对物业公司的“沉默接受”,通过法律手段和集体行动争取权益。
典型案例包括:
重庆金樾山别墅物业费,从4.5元骤降到2.09元,是在小区业委会的强势推动下,以 “服务质量不达标”为由,炒了旧物业公司的鱿鱼,由新物业公司把价格打下来。
柳州维美物业推出“0元物业费”模式,计划用小区停车费、广告位租金等公共收益填补缺口。据了解目前电梯里京东到家的广告已经轮播,停车场月卡销售激增300%,总收入超过了“下调物业费”之前的金额。
《民法典》的实施进一步强化了业主权利,规定解聘物业需“双过半”业主同意,为维权提供了法律保障。
市场倒逼:竞争下的内卷房地产市场的下行导致物业行业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竞争。
据统计,2023年全国物业管理企业数量达37.5万家,较2018年增长59.8%,而同期房地产新开工面积连续五年下降。
物业公司为争夺有限市场,不得不以降价或创新服务模式吸引客户。
例如:
重庆长城物业主动将恒大未来城项目物业费下调至1.9元/平方米,以避免业主流失。
武汉绿地海珀御观从7.6元/平方米降至3.84元/平方米,降幅近50%。
“物业费下调”是把双刃剑
物业费下调虽然对于业主来说能够减少支出,但是对生活其他方面来说或许是一个伤害。
业主“隐患”降价直接减轻了业主的经济负担。以重庆某别墅区为例,物业费下调后,100平方米住宅年支出减少约2800元。
但部分业主担忧服务质量同步缩水。例如降费可能导致电梯停运、安保空岗。
如何平衡价格与服务,成为物业行业亟待解决的矛盾。
物业公司转型之殇物业费收入占企业总营收的80%以上,降价直接冲击利润空间。
头部企业如万物云尝试推出“弹性服务包”,将保洁、维修等项目拆分为必选和自选,通过差异化定价缓解压力。
而中小物业公司则面临更严峻的生存考验,部分企业甚至因无法覆盖成本而退出市场。
政府困局政策调控需兼顾民生与行业健康。
例如,兰州市将空置房物业费减免纳入房地产新政,旨在降低持有成本、刺激购房需求;但法律界有人指出,此类政策可能与《民法典》“物业费全额缴纳”原则冲突,易引发纠纷。
如何在行政干预与市场规律间找到平衡点,考验地方治理智慧。
所以“物业费下调”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需要各方协调来满足各方权益,这是一场持久战。
上海会推行物业费降价?
那么作为中国物业管理的标杆城市的上海,会跟进这次的“降价潮”吗?
实际上上海在下调物业费这件事上早就有了“现实基础”和“政策基础”。
现实基础:高物业费与业主诉求上海作为超一线城市,物业费普遍高于全国水平。
根据之前上海市房屋管理局数据统计,在2020年以前,上海的平均物业费处在较低的水平,在1.15-2.18元/月·平方米之间。
多层的物业费平均值为1.49元/月·平方米,高层的物业费平均值为2.18元/月·平方米,其中长宁区的高层物业费均值达到了3.24元/月·平方米,位居榜首。
但是随着这些年新房物业费不断提高,物业费在10元以上的项目比比皆是,更有一些市中心豪宅项目达到了20元以上的水平。位于外环外的五大新城,新房物业费的水平在3.5-5.5元/月·平方米之间,也远远超过平均值。
所以按照这个收费标准的话,上海实际上迫切需要出台一个针对新房物业费的规则,将越来越贵的物业费给打下来。
近年来,上海业主对“高收费、低服务”的投诉逐年增加。例如:
2023年浦东某小区因物业擅自上调费用引发集体诉讼;
静安区多个老旧小区业主呼吁参照武汉模式,引入政府指导价。
这些案例表明,降价诉求在上海同样存在市场基础。
政策基础:地方立法与试点探索上海尚未出台统一的物业费指导价,但《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明确“物业费标准由业主大会与物业公司协商确定”,这为降价提供了法律依据。
除了推进《住宅物业管理规定》修订、引入动态定价机制之外,上海还在做着其他的尝试。
智慧物业普及:徐汇区田林街道试点AI客服系统,工单处理效率提升40%;
存量资产盘活:黄浦区老西门街道通过物业费证券化融资8000万元,用于设施改造。
若实施分级定价,上海售后公房物业费可下调25%-30%而不影响基础服务,但需配套建立能耗分摊透明化机制。
但是“下调物业费”面临的阻力也很大。
比如上海物业公司与开发商关联紧密,部分企业依赖高收费维持利润,降价可能遭遇抵制。
业主对降价的期待与物业公司成本压力之间存在矛盾,需建立“质价相符”的评估体系。
上海小区规模大、业主构成复杂,组织集体行动成本较高,业委会覆盖率不足50%,老式里弄产权分散,老公房物业费收缴率常年徘徊在65%左右。
所以上海落地“下调物业费”还需时日。
全国物业费降价潮不仅是价格的波动,更是物业管理行业从“管理”向“服务”转型的标志。
对上海而言,降价既是挑战,也是推动行业升级的契机。
通过政策引导、技术创新和业主参与,上海有望在保障服务质量的前提下,探索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的物业费优化路径。
来源:大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