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提着暖水壶回家，从小区榆树下经过，几只鸽子扑棱着翅膀散开，光斑在地上碎成一枚枚硬币的形状。

院子里早晨的光总是温和的，像从旧课桌里透出的那层旧漆。

我提着暖水壶回家，从小区榆树下经过，几只鸽子扑棱着翅膀散开，光斑在地上碎成一枚枚硬币的形状。

几位老邻居坐在石凳上嗑瓜子，笑声断断续续，话题绕来绕去最后落到我儿子身上。

“周老师的儿子，现在还跟他们一起住呢，三十多了吧，正经工作也没见，啃老呀。”

“是啊，昨天我还看见他拿着他妈的卡去菜市场，一买买了一大堆。”

瓜子壳落在地上，风一来，轻轻滚动，我握着壶的手紧了紧，指节发白。

这句话像老旧的钉子，钉进我心里某个潮湿的角落。

我沉默地走过，像当年从讲台左侧走到右侧，背对着黑板上的粉笔字，背对着他们。

家里的门没有上锁，推开，鞋架上最显眼的，还是那双他破了后跟仍旧补补丁的布鞋。

茶几上他的旧手机闪了两下，屏幕碎了一角，像一扇小小的窗户，透出外面模糊的影子。

我把暖水壶放下，水蒸气在空气里缓了缓，弥散开来，给这间小屋添了一层看不见的雾。

屋里没有人说话，只有墙上挂钟的秒针，一步一步向前挪动。

我忽然觉得多年前的教室又回来了，安静得只剩下粉笔擦过黑板的声音。

那时候我还没有退休，站在讲台上，看着那些眼睛亮亮的孩子，跟他们说过很多道理。

“做人得像那阳台上的牵牛花，一点一点往上攀，不争时光，也不怕风。”

如今，我该跟谁说这句话呢。

第一章 粉笔灰下的影子

我叫周致远，教了一辈子书，教过的学生，从城北教到城南，从老破小到新校园。

退休那天，校长陪着我把语文组的书架擦了两遍，茶杯换成了新的，旧茶杯的圈圈茶渍还没来得及抠掉。

我叠着领取的证书，捧在手心，那是我四十年粉笔灰的一个盖章，也是一声长叹。

回家那天，周宁提着一袋子青菜，在楼下等我，他说：“爸，回家吧。”

他年轻的时候，眉眼像他妈，话不多，笑起来有一点腼腆。

我一直觉得他应该像河里的水那样，顺着一条干净的河道流过去，读书，工作，结婚，生子。

他也照着我们期望的路走过一段，考了大学，学了土木工程，大学毕业进了一家设计院，穿着衬衣，戴着工牌，夹着图纸。

后来，他辞了职。

他把辞职信拿给我看，签名那一笔很稳，和平时一样。

“我想换一种活法。”他解释，“在边上看看，能不能做一点更实在的事。”

我那天没说话，揉了揉眉心，像批改作文看到错别字多了忍不住。

我不是不理解年轻人，我教过很多闯劲十足的孩子，也见过他们撞了墙又站起来。

我只是担心。

这个社会的河道这么多，水流太急，一个不留神，人就被冲到了某个 eddy 里打转。

他半年的时间像人间蒸发，间或回来，晒得黑，手上有茧。

抽屉里多出一些表格和钢尺，掌心里多出一些没带走的尘土。

我问他做什么，他说帮朋友跑项目。

我也不再追问太多。

后来，他常常往外跑，去省里、去西北、去南边，回来时那双鞋总是沾着泥，像从一条不常有人走的路回来。

母亲刘琴每次见他，都要唠叨两句，又忍不住给他装一大包热包子，塞了热水袋一样塞进他怀里。

“别在外头吃凉的，家里蒸的，带着。”

他笑，接下，又把门关上走了。

我看着他出门的背影，觉得那背影在光里一缩一缩的，像电影里的掉帧，时隐时现。

旧时代的教师习惯拎着秤砣说话，讲道理，分轻重。

可是到了儿子这，秤砣一上手，就变成了自己心里悬着的那块铁。

邻里之间的话，隔着墙，还是会传进来。

“周老师教了一辈子书，儿子不争气啊。”

我在院子里浇花，水珠沿着瓷砖缝流，松土里冒着泡，听着那声音，像水珠砸在心上。

后来，也有人温和一点，“年轻人嘛，慢慢来。”

也是这样，我也常常想，他终会找到自己的河道。

但河道是他要去找到的，不是我说在那里就在那里。

第二章 风声里的白眼

四月的风带着灰，拍在窗玻璃上，扑扇出一些看不见的翅膀痕迹。

楼下的槐树开始冒芽，树梢上的麻雀叽叽喳喳，像一堂课上闹腾的孩子。

邻里的话题从谁家改水管，聊到谁家孩子买车，话题绕回来，还是我家的周宁。

“你看人家小李家孩子，年后换车啦，红的，那叫一个亮。周宁呢，骑个二手自行车，车铃一按一按，响得还破。”

“你别说，他还真会活，不买车不买房，吃爸妈，住爸妈，省下来的钱不知道干啥去了。”

我把院子里的抹布拧干，水滴一串串往下掉，我心里那块老秤砣又沉下来。

那天晚上，父子之间有了第一次较真。

他回来得晚，鞋底泥没敲干净，落了一地的印子。

刘琴像往常一样给他热了粥，他吃了两口，把碗放在桌沿。

我清了清嗓子，还是用我熟悉的方式，开了个头。

“宁，你总这样跑，三十多了，工作呢，计划呢。”

他抬头看我，眼里没有躲闪，只有一点疲惫。

“我有活儿做，爸，不好拿出来说而已。”

“什么活不能说呢。”我忍不住声音重了一点，“你妈昨儿个把她卡拿给你取了两千，你拿去干什么了。”

他沉默几秒，“垫了材料款。”

“材料款？”我笑了一下，但笑意里全是冷，“你这几年嘴里一直是材料款、路费、各种款，钱口子开了就总往外流。”

他低下头，又把粥喝了两口，像是借这个时间把后半句话咽回去。

“爸，您先别急，事情一步一步来。”

“我不急是不可能的。”我终于站起来，背靠着餐边柜，一手支着腰，“你妈年纪也大了，别再让她去给你取钱，哪怕你告诉我，你到底在做什么，这样让邻里笑话，我们也不至于像现在，只能低着头。”

他抬起眼睛，眼里的光一点一点聚起来，像两盏车灯在夜里慢慢开近。

“爸，有时候不是说了就能理解的，我做的事，有点复杂，我也不想靠你们，但起步的时候，手上不宽裕。”

我想起他大学毕业时的样子，拿着第一个月工资请我们去吃了顿饺子，西红柿鸡蛋馅，热气腾腾，吹着吃，嘴上被烫红。

那时我对他的期待像夏天的知了叫声——密而不躁，直到现在，知道该小声一些了。

刘琴在旁边拉了拉我的衣角，“行了行了，吃饭呢，别摆这脸。”

我收了收声，坐回椅子上，碗里的粥已经没有了热气，表面平得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一张褶子的脸。

那一夜，我翻来覆去，枕头换了两个方向仍旧睡不踏实。

我的脑海里，一会儿是教室里的灯一格一格灭下去，一会儿万家灯火在窗外闪烁，又在风里朦了。

我想起我教过的一个学生，父亲摆摊卖豆腐脑，学生被人笑，说家里穷，孩子后来考上了县里的中专，走得也是稳当。

人言可畏，家里的人，撑起来的不是墙，是心。

可我年纪大了，心这东西，越来越薄。

第三章 旧书包与名单

清明过后，我的房间里有一股泥土的味道，那是从他那只旧书包里散出来的。

那书包陪他十多年，拉链换了三次，肩带缝过两回，黑布褪成灰，像一块被洗过很多次的黑板。

他洗澡去了，将书包随意放在椅子上，我看着它，指尖在空气里犹犹豫豫，最终还是伸过去拉了拉拉链。

里面有一叠叠打印的材料，边角已经磨毛，纸面的字在灯下有些反光。

我翻开，映入眼帘的是一些地址：某某县某某镇柳树沟小学，某某乡红土坡小学，某某乡中心校危改申请。

每页夹着几张照片，孩子们穿着有点旧的校服，在土操场上跑，背景是低矮的教室，墙面有裂缝，窗户生了锈。

照片没有刻意的角度，像是随手一按，却把那里的风一并按进了纸里。

我一页一页地翻，指尖在纸面上滑过，纸的温度是冷的。

又看到一些资金往来的记录，金额多的三十万，少的五千，备注写着“墙体加固”，写着“操场硬化”，写着“厕所改造”。

捐赠单位的名目五花八门，有个叫“老槐基金”的名字频频出现，像一枚重复的钉子钉在每页上。

老槐，老槐树，是我们小区门口那棵，站了这么多年，冬天枝桠也没断过。

我放慢呼吸，继续翻下去，看到几张手写的名单，名字很普通，都是一些“李强”“王丽”“赵军”，每个名字旁边写着一串数字，像一个个温柔的水滴。

最后，有一张随手夹着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乡村小学的黑板，板书歪歪扭扭，写着“欢迎周叔叔来讲课”。

我握着那张照片，指尖微微发抖。

他从浴室出来时，带出来一身水气，看到我手里的东西，愣了一瞬。

父子之间那个瞬间的眼神，像针尖对麦芒，又像两滴水终于相遇。

“你翻的。”他笑了一下，“我忘了拉好拉链。”

我拿着照片的手收紧了一点，“这些是你……”

他点点头，“我跟几个朋友一起做的，很多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能做的。”

“资金呢。”我的声音不可抑制地紧绷起来，“你妈给你的那点儿钱，根本不够。”

“没有一个学校靠你妈的那点钱。”他轻声说，“这些年我也有自己的活儿，省下钱来用，找朋友拉，一点一点凑，很多是企业配捐，有的地方政府也有危改资金，我们只是把这事往前推一把。”

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又觉得很多地方仍旧模糊。

“老槐基金？”我问。

“起的名而已。”他耸耸肩，“总得有个壳，便于对接。”

“十年了？”我看着这些纸页的边角颜色，想起他第一次说要辞职。

“差不多。”他把书包拉过来，动作很轻，“爸，我没想瞒你们，只是不想让你们背负这些北风南风。”

我喉咙的那口气忽然卡住了，吐不出来，咽不下去。

窗外有小孩在叫，嗓音清亮，喊着谁的名字，我忽然想起我的课堂，想起所有孩子站起来说“老师早”的那个声音。

那声音过了这么多年，仍旧落在我的耳朵里，带着净土的味儿。

我点了点头，却没把话说出来。

父子之间有时候不是说了就好，最难的是慢慢靠近。

第四章 泥路尽头的铃声

他叫我一起去一趟，说不远，省里南边，路上四个小时。

车子是他借的老MPV，发动机抖一抖，启动时嗡嗡的声音，像老家厨房里的抽油烟机。

刘琴叮嘱我要多穿一件衣服，我笑她，“我没这么娇气”，她却把我的毛线帽塞进包里，像把一小团温暖偷偷藏进去。

我在副驾驶坐着，手里捧着个保温杯，杯盖转得紧紧的，怕一颠就漏了。

一路上，他很少说话，偶尔会接个电话，声音低低的，“嗯，那边的砖够不够”，或者“地勘图还没回来，把泥深再看一眼”。

听上去像他刚毕业时带回家的图纸，只是这次，图纸不在他手上，交给了更多的人。

车出城后，路面变窄，两侧的树没有修剪，枝桠伸过来，像低头要吻过来的乡亲。

我们经过几个县城，又拐进一条土路，路更颠了，车身上下起伏，我一手攥住扶手，一手护住杯子。

远处山色淡淡，像一层褪色的墨。

到地方时已近中午，太阳正当头，广场上搭了一个简易棚，几条横幅在风里颤。

我跟着他下车，村里的人迎上来，眼睛亮亮的，有孩子，有老人，也有穿着工装的工人，喊他“周哥”。

“周哥，你把周爸带来了啊。”一个中年男人开朗地笑，伸手跟我握，手心有厚茧，像是握过很多砖头。

他半侧身介绍，“爸，这是梁队，我们一起干活的。”

我点点头，手心的触感让我心里踏实了些。

棚下摆了几盘简单的菜，西红柿炒蛋、黄瓜拌粉皮，和一大锅白米饭。

吃饭时，有孩子趴在桌边看我们，眼睛里全是好奇。

周宁给我夹菜，又帮另外一桌的老人添饭，忙得脚不点地。

饭后，大家沿着校舍走了一圈，操场刚硬化好了，水泥还不够干，有些地方被踩出浅浅的痕。

教室里还没有挂上白板，墙壁刷了新漆，淡淡的乳胶味。

我站在门口，心里忽然回到了我第一次站上讲台的那天，手心冒汗，看着一群群生生的眼睛。

“周叔，您看看，再过几天，孩子们就能在这儿上课了。”一个年轻女老师笑着跟我说，笑容里有一点羞怯又像阳光那么直。

我看着窗外远处的一棵老槐树，被风打着，叶子一层一层地抖，像有人在轻轻鼓掌。

我没问该问的问题，没问钱从哪里来，没问他为什么这样坚持，我只是跟着他们，搬了两趟板凳，帮着擦了一面黑板。

黑板擦下去，粉尘轻轻扬起，落在我的指缝里，和我多年教书留下的粉尘一样。

梁队把两袋水泥扛进来，放在角落里，喘了几口气，指指门口的小路，“那条路得垫一垫，下雨泥会厚得跟谁的心一样。”

“厚得跟周叔心一样。”另一个人接过话笑，旁边人又笑起来。

我也笑了，笑中有一点涩。

临走前，一个小男孩跑过来把一个纸风车塞到我手里，风车的纸片是用旧作业纸剪的，上面还隐约能看见一道算术题，错了一条杠。

“给您。”他抬眼看我，很利落，“您是周叔叔的爸爸，您肯定也喜欢我们学校。”

这话听得我喉咙紧了紧，只能摸摸他的头发。

回城的路上，我把风车在窗前举着，车里有风，它转得飞快，纸片哗啦哗啦，像在说话。

周宁开车看着前方，手握方向盘的骨节分明，像他小时候握笔写字，几乎要把笔给捏断。

“爸，别跟别人说，行吗？”他没看我，像是在对前方的路说，“等到时候再说。”

“什么时候是时候。”我问。

“十所。”他吐出两个字，又沉默。

我把风车放下，手心里剩下少许纸的凉意。

十所，这个数字压在我的耳边，像钟声一样，一下，一下。

第五章 人言可畏

五月里，老城的雨总是有点突然，下起来的时候让人措手不及。

刘琴去菜市场的时候没带伞，回来的时候身上湿了一半，手上拎着两条鱼，袋子上有小水珠。

她把匆忙中打包的现金放在我的书上，“宁要去一趟西北，说那边工地人手不够，我就给他取了些，省得在那边借来借去。”

话音未落，隔壁家的马婶进来了，一边抖着雨伞一边说，要借个钉锤。

她眼睛扫到桌上的钱，又扫过刘琴手里的菜，笑了一声，“哎呦，周大姐你真舍得。”

刘琴脸红了一下，“孩子出门在外，总要有个备着。”

马婶笑得别有意味，“哎呀，小宁真有福气，大了还有人管。”

她走后，不知道是谁，在楼下晒被子的栏杆上说起了这件事，下午就变成了“刘琴给儿子拿了几万块，儿子去西北玩。”

我走到窗前，看见对面楼上的几张脸，从窗帘里探出半张，像阳台上的猫咪，眼睛圆圆的。

晚上，我接电话的时候，老同事王科问起我儿子，“小宁的事啊，大家都说起呢，你也别往心里去，年轻人嘛，慢慢会收敛。”

收敛，这个词像一把小刀，刚刚擦过刃，一下就割开了一个人的语气。

我挂了电话坐了很久，窗外雨停了，屋里仍旧潮，我觉得我的心像潮湿的壁纸，被一点点掀起来，露出里面斑驳的墙。

周宁回来的时候是夜里十一点，楼道里的灯坏了两盏，他在黑里摸索着上来，鞋尖磕了台阶两下。

我没有开客厅的灯，屋里只是走廊那小盏感应的亮着，够看见彼此的轮廓。

“你今天又拿了钱。”我直截了当。

他点头，“路远。”

“别人怎么说你知道吗。”我压着声音问，像在教室里提醒一个趴在桌上不听讲的学生，“说你啃老。”

他笑了一下，那笑里没有轻蔑，也没有反驳，只有一点无奈，像风雨天里一把歪了骨的伞。

“爸，您当过老师，您知道人言是什么样子。”

“我知道，所以我才更怕。”我顿了顿，仍旧忍不住问，“你非要这样等，等到那个所谓的‘时候’，你以为到时候他们会自动闭嘴么。”

他沉默了一会儿，去厨房烧了一壶水，水壶底放在灶火上，火苗蓝里透黄，像一个心气儿飘忽不定。

“爸，有些话现在说，是浪费，甚至会打乱节奏。”他倒了两杯热水，推给我一杯，“我不怕人说我啃老，但我怕我做的事情半途而废。”

我拿起杯子，热气上来，模糊了我的眼镜片。

“你说十所。”我掉头，“那要多少年。”

他思索了一会儿，“十年，或者更久。”

“你妈能等吗。我能等吗。”

我的话出口的时候，带着狠，但每一个狠字都击打在我自己的胸口。

他没有退，也没有辩，他只是把那杯水端起来，一口一口地喝。

那个夜里，我没有像前几次那样轻易妥协。

我把他工作的东西从桌上收了起来，放到门旁的篮子里，像一个温柔的警告。

他说了一句“抱歉”，就回了自己的房。

门关上的那声响很轻，却在我心里砸出一圈圈涟漪。

第二天，我下楼，看到小区的公告栏里贴了一张纸，居委会征求意见，关于老年活动室的修葺。

我签了名，写上我的电话。

走出居委会的时候，遇到胡主任，他笑着说，“老周，你最近看起来不太精神，怎么了。”

我笑，笑起来有点费力，“没事，小事，风吹过就好了。”

他说，“人这辈子，风一直有，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树。”

我抬头看见小区门口那棵老槐。

那树还在春天里，不在意谁说了谁，阳光打过来，叶子一片一片亮了起来。

第六章 第十所小学

事情发生的时候是一个周五，阳光明媚得不像这个城。

清晨，院子里人多，老年活动室换玻璃，人来人往，水泥味和玻璃胶味飘在空气里。

小区的公共电视被搬出来，放在榆树下，大家围着看一个现场直播，说的是省里某贫困县的学校危改项目完成，集中交付。

主持人讲得很官方，镜头切过一所又一所，直到一个熟悉的名字跳出来——柳树沟小学。

屏幕上切到新校舍的全景，墙体是浅灰白，窗框是蓝的，操场用白漆画了线，孩子们排着队，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脸上是同样的笑。

主持人声音带着兴奋，“这所学校由社会爱心人士周宁先生个人捐建，是他捐建的第十所小学。”

那一瞬间，周围的空气像被什么击了一下，卡在半空。

有人发出了一声“咦”，有人自觉看向我这边，我背脊瞬间出了一层汗，脑子里嗡的一声。

屏幕上，镜头扫过捐赠牌，金色的字亮了一下，“捐赠人：周宁”，下一行是一个基金的名字，“老槐公益基金”。

镜头往下一推，一张熟悉的侧脸出现在画面里，略黑，笑起来眼睛眯起，像他小时候的样子。

他的声音通过电视里传出来，不是特别清晰，“这不是我的学校，是孩子们的学校，是老师们的学校。”

我听着，手心里汗湿了一层，指尖发颤。

我的眼睛不知道要看哪里，屏幕上那张脸让我的心一下被提起来，然后又被轻轻放下。

有人把目光投到我的脸上，有人张了张嘴，不知道要说什么。

马婶凑过来，嘴唇动了动，最后只挤出一句，“周老师，这孩子……有良心。”

有些话，到了嘴边，才知道它们有重量。

电视里的画面继续，孩子们在新操场上跳起了绳，绳子落地发出清脆的声响，像打在我的胸口。

主持人提了几个问题，周宁答得不是很流利，但每一个字都稳稳地落在地上。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因为我父亲是老师，我认识很多老师，我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地方。”

“为什么不公开？”

“没必要把它当成求表扬的事，能做，做了就行。”

“为什么今天要公开？”

“因为这一次政府配了倍增的资金，需要把信息透明，另外，我也希望有人能因此知道，有这样的事是可以做的。”

我听着他的每一句话，像在课堂上听一个以前不怎么发言的孩子，突然站起来，声音一层比一层稳。

我突然明白那天他跟我说的“十所”。

这十所，像十道沟壑，跨过一个又一个，他可能也不想站出来，只是摆在他面前的路，必须如此。

电视播完后，小区里有几个人围过来跟我说话。

胡主任拍了拍我的肩，“老周，你的儿子，给你长脸了。”

我笑，那笑像我最后一次在讲台上笑，淡淡的，里面压着那一点酸。

马婶走过来，眼里有些躲闪，手里还拿着那把昨天借走的钉锤，“老周，我之前乱说话，嘴快，别往心里去。”

我看着她劣质塑料拖鞋上那道浅白的划痕，想起她遇到的那些生活里的小意外。

“没事。”我说，“都在一个院子里住，说什么的都有，风吹过就散。”

回家，刘琴眼眶红红的，手上还捏着一条抹布，像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放。

“姐们都给我打电话……”她话没说完，眼泪就下来了，像被拧开了的水龙头。

我握着她的肩，“哭什么，哭什么，这值得哭吗。”

她笑着把泪擦了，“值得。”

那天晚上，周宁从外地赶回来。

他一进门，门上的风铃轻轻响了一下，是刘琴几年前买的，一直挂着。

我看着他，想说的话堵在喉咙里，最后只吐出一句，“你瘦了。”

他笑，笑得像一个孩子完成了长跑后看见家人的笑，“瘦一点好，省布。”

我抬起手，拍了拍他的背，力道不轻不重。

那一刻，我心里升起一个暖洋洋的东西，像阳台上的太阳晒到腿上，老骨头都松了一点。

第七章 水泥的温度

第二天，他早早起来，去了居委会，跟胡主任谈了一会儿，说起小区的旧教室，能不能改成孩子们免费课后读书的地方。

胡主任眼睛一亮，“你说这事，我早都想干，缺一个拉扯的。”

我站在门外听了半天，觉得自己像是回到了老校厂房改造的那几年，灯长长地亮着，人忙忙地走着。

午饭的时候，周宁坐在餐桌前，慢慢说起了这些年。

他说第一次去那样的地方，是跟着一个建筑公司的项目去做验收。

学校的地面塌陷，孩子们在操场跑，踩下去半脚泥，他把鞋脱了，蹲在泥里按了一下，泥里有一股潮气往上涌。

他说那家公司的项目效率很高，质量也过得去，但人的手心都是捏着预算算出来的。

“我的专业干这个都知道标准在哪里，该用一百的地方不能用八十。”

他第一次拨出钱，是在一个叫红土坡的地方，翻修两间被雨砸坏的教室，没有大工程，仅仅是加固。

“那会儿手里没钱，找朋友借的。”他用筷子敲了敲碗边，“后来接了两单活，赚了一点，慢慢挤。”

我看着他补过好几次的衬衫袖口，心里难过，又想笑，“你看看你自己，活生生一个匠人还觉得自己衣服就是工服。”

“我不需要他们知道。”他把筷子放下，抬头看我，“爸，有些时候，一张照片，一句夸奖，会把事情变味，那不是我想要的味道。”

“那你想要什么。”我问。

“我想要的是稳。”他说，“一所学校，一块地，一个厕所都稳，孩子们在上面跑，老师在里面讲课，心里稳，我们再有能力，就帮他们把‘稳’这两个字写大一点。”

我沉默了一会儿，把碗里的饭扒拉完，把碗放下。

“稳，是个好字。”我说。

他笑，笑声短短的，像夏天院子里的蝉鸣，短一声，长一声。

他还说起了老槐基金的事情。

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小区门口那棵老槐树，这棵树在我们三代人的日子里站过风吹雨打，却还是立得稳。

基金其实算不上基金，更多是一个账，方便别人把钱放进来，透明些。

“有一些企业愿意配捐，你捐十万，他捐十万；有一些地方政府资金需要社会配套，我们把这一块做起来，大家就更愿意把心思放到那上面。”

“那你呢，你怎么活。”刘琴终于问了这个问题，问的时候眼睛里有泪，眼角有细小的纹路像一朵小花裂开。

“我有活。”他答，像他这些年一直答那样，“我做一些小工程，小到别人嫌弃不愿接的，小河道边坡，小区老旧防护栏，利润不高，不稳定，但总归够吃饭。”

我心里忽然有一种钝痛，这个孩子把别人挑出来的骨头缝里的一点肉，也挑着吃了。

“你为什么从来不让我们帮。”我问。

“帮我？”他愣了一下，“你们已经帮了，爸，你教了那么多孩子，他们的礼貌里有你的影子；妈，你做饭给我带路上的每一个盒饭，我在路上吃到你家的味道，我就不觉得自己漂。”

刘琴拿起纸巾抹了一把眼睛，她很少在我们面前哭，这是她柔软的地方，也是她坚硬的地方。

“那十所之后呢。”我捏着茶杯，“你打算停吗。”

“停是不可能的。”他摇头，“只不过那‘十’是一个节点，某些东西必须回到台面上，比如透明，比如招标，比如质量，不能只是靠几个人热情去扛，得建立起一个路径，让这件事可以被别人接着做。”

我看着他，说不出话来。

这个年轻人，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我没有想到的地方。

晚上，他带我去了一家工地，离我们小区不远。

老旧小区的防火通道在改建，楼道里一层层放着还散着潮气的水泥砖块，昏黄的灯下，灰尘里漂着一些碎小的绒毛。

他蹲下来，拿起一块砖，在手里掂了掂，轻轻敲了两下，哑声，像在听它骨头里的话。

“水泥的温度，摸着，就知道它有没有被偷工减料。”他笑，“手知道的事情，有时候比眼睛可靠。”

“这也是我从我的老师那里学来的。”他抬头看我，眼里的光稳稳的，“你是那个老师。”

我站在那里，忽然觉得这么多年，我教给学生的那些东西，有一部分，在这个人的身上有了回声。

第八章 在场的人

后来，小区里人们看我的眼光变了，已经不再是那种拿着瓜子皮的轻蔑，而带着一层温柔。

马婶每次看见我，都会把腰板挺直一点，像在课堂上回答问题的小学生。

“周老师！早。”

我笑着点头，“早。”

居委会的老年活动室改了，墙面刷了浅淡的米色，窗户擦得干净，桌子摆成了长条，书架上摆着我从家里和老学校搬来的书。

周末的时候，周宁会来坐一会儿，有时讲两句，更多时候坐在角落里，看看孩子们。

孩子们在这里做作业，读书，偶尔有个心大的给了铅笔戴在耳朵上，一边写一边跟旁边的人比谁写得快。

刘琴收拾卫生，给孩子们倒水，忙得乐呵呵。

“你看，”她总喜欢拉我，“这帮孩子写字多认真，脑袋都快钻进本子里了。”

我反倒不急着看字，我看他们的手，握着笔的姿势，指尖泛白的力道，那是我熟悉的姿态。

有时候周宁会临时接到电话，又要出远门。

我对那句“路上小心”的担心已经转变成了一个简单的动作，我替他把门口那盏坏了的走廊灯修了，让他回来时不至于摸黑。

有一天，一个记者来家里采访，年轻，话多，眼睛亮亮。

“周老师，您觉得周先生这么做，是什么让他一直坚持？”

我想了一会儿，笑了，“他说是因为我，但我觉得是因为更多的人。”

“更多的人？”

“那些在山里的孩子，那些黑板前站着的老师，那些扛着两袋水泥的梁队，那些也许并不认识他却在他拉扯下掏出一百一千的陌生人。”我顿了顿，“再说，他名字叫‘宁’，他想要的是‘安宁’的‘宁’，他做了一些事情，让别人的‘安’走得更容易一点。”

记者笑，说，“周先生也说，十所之后，要把事情推到台面上，建立机制。”

“是的。”我点头，“技术、良心、传承，这些东西，不是几个字，是很多人的手和心。”

我站起来，带他看了我珍藏的那盒粉笔，是我退休的时候带回来的，粉笔盒铝盖上有几个小凹，里面的粉笔有几根都磨得短了。

“粉笔很轻，灰很细，但它能在黑板上留下线，这线保不齐会被下一堂课擦了，但孩子学过了，记在心里了。”我说，“水泥很重，成分复杂，但它凝固之后，稳稳的，一脚踩上去，心里就有底。”

后来，有了一个小小的仪式，在柳树沟小学，刻了一个新的牌子。

不是捐赠牌，是一我提议的“屋顶的朋友”名单，刻上所有参与这个学校的人，哪怕只是送来一袋钉子的路人。

大家站在阳光里，那种金色的亮，照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周宁站在一侧，跟一个孩子聊击掌。

孩子的笑声像水的声音，轻快。

仪式结束后，我们在操场边坐了一会儿，风从山那边吹过来，带着薄薄的青草味。

“爸。”他叫我，“我想了一个新项目。”

“你说。”

“不仅是建房子，要建立一个‘教师共学小组’，让城里的老师定期到这边来，互相讲课，互相听课，留下一些成长的东西，”他看我一眼，“我想你来主持第一期。”

我的心里一下子有了微微的颤。

“我还行吗，现在的孩子，跟你们那时候不一样了。”

“本质差不多。”他笑，“你懂的不是知识，是怎样看一个人的方式。”

我沉默了很久，点了点头。

后来我真的去了，背着一包书，像年轻时一样，在陌生的教室里找到了自己的呼吸。

孩子们的眼睛还是亮亮的，老师们的眼睛也亮亮的。

我讲“怎样做一朵浪花不被海吞没”，讲“怎样在粉笔灰里找到甘甜”，讲“怎样跟孩子站在同一个地平线上”。

我知道这不是我的天下，这是他们的未来。

回城以后，小区的海报上多了一张小小的照片，是老槐树的影子，被阳光拉得长长的。

周宁在忙他的新项目，他错过了三次饭，刘琴唠叨他，说再这样要给他买个保温桶。

他笑，笑得像他小时候偷吃糖被我们抓包那样。

晚上，屋里只有风声，我坐在客厅，拿出我那盒粉笔，拿出那张在柳树沟小学拍的照片，照片里我在讲台上，黑板后面是一扇敞开的窗，窗外是山。

我用手指在空气里画了一条线，心里一格一格地想起那些孩子的名字。

第二天，太阳很好，我到楼下去，抬头看那棵老槐树。

风一来，叶子响了响，吱吱呀呀，像老友在树下谈起旧事，缓慢而甜。

我走过去，伸手摸了一下树干，树皮粗糙，手掌压上去时，厉厉的，像时光的背面。

人世间很多东西，在风里说来话去，总归还是要落地。

落地的东西，才有温度。

落在地上的水泥，有温度，落在地上的粉笔字，有温度，落在地上的每一次误解之后的理解，也有温度。

我看着不远处周宁推着自行车回来，他抬眼看见我，笑着扬了扬手，像一个孩子。

我也抬手，跟他挥了挥。

阳光从叶间漏下来，一斑一斑，像很多小小的印章，落在我的眼前，落在他肩上，落在这座城的旧墙上。

没有鼓掌声，没有喧闹，只有树影和风，以及我们这些一直在场的人。

来源：天哥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