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举国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吴真的新著《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以下简称《暗斗》）于今年7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正式出版。
举国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吴真的新著《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以下简称《暗斗》）于今年7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正式出版。
《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 吴真 著
该书打通书籍史与抗战史，借助日藏档案、日记、回忆录、题跋赠语、书店账目等多元文献，再现了郑振铎及“文献保存同志会”“开明文人圈”等留守上海的文化志士，在多方势力交织下抢救民族文献的“救书之路”
近日，吴真在直播中向读者分享了自己长达15年的文献追踪经历与创作心路，并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
吴真教授
记述“书厄”冰山一角
羊城晚报：您最近出版的《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一书的写作缘起是什么？
吴真：2009年我在日本做博士后的研究，有一天在图书馆偶然翻到一本书，叫《广东战后报告》，里面提到1938年底广东各大学图书遭到劫掠的情况，日本方派了东北帝国大学、台北帝国大学两位教授来广州整理这批图书。
这一细节引起我极大的好奇，我试图找到母校中山大学当年这批遭劫图书的下落。后来的十五年间，我每次到日本访学，一边从事古代戏曲文献的专业研究，一边追查中国被劫图书的相关资料。
在这过程中，我的目光聚集到了郑振铎的身上。我发现，立足于丰富的档案史料，郑振铎与文献保存同志会在抗战时期保存、抢救图书的秘密工作，可以连贯成为一条完整的时间叙事线。幸运的是，他们1941年在上海“书厄”中抢救并转移至香港、后来遭日军劫掠到日本东京的一批珍贵古籍，在1947年被成功追讨了回来。
当时中国更多被劫掠的图书，至今仍杳无音讯。我想，中国被劫图书的追查工作要从哪里做起？可能还是得从冰山上浮现出的一角，也就是从郑振铎及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工作做起，去想象沉在海底的大部分图书的情况：它们漂泊于何方，何时归家？
羊城晚报：您在书中提出了“抗战书厄”这一概念，怎么理解？
吴真：“书厄”是指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造成书籍大量亡佚残缺的劫难。持续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究竟损失了多少书籍？战前中国共有3744家图书馆，至1937年底，损失达2166所之多，损失图书接近九千万册。而这只是图书馆系统截至1937年底的官方数据，不在统计范围的、遍布全国的民间私人藏书更是遭遇了灭顶之灾。
因此一直到1945年8月的抗战胜利，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图书馆界一直没有一个中国战时公家与私人损失图书的数字统计，但可以想象，这一定是天文数字。
1937年12月，上海派遣军特务部还成立了“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专事掠夺官方机构、学校、图书馆的文化资料。江南地区的私人藏书楼，更是受到了日伪军队的洗劫。
当江南故家的劫余古籍源源不断流入上海，成为日伪势力追逐的重点目标，郑振铎挺身而出，将“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视为一个文化传承保存者的使命。《暗斗》按照纪年的方式，一年就是一章，逐年记述郑振铎的文化保卫历程。
为学问藏书，为古书“续命”
羊城晚报：作为一名古典戏曲研究学者，您如何看待郑振铎的学术地位？
吴真：郑振铎是一个文化多面手和社会活动家，他不仅撰写了第一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更以《中国俗文学史》奠定了俗文学研究的基石。但他在古代文学研究界的影响力，似乎还不及他的同行吴梅、孙楷第。
从学术史的视野来看，我觉得他是一个平均分比较高、但单科成绩不算高的研究者。他虽然著述颇丰，但没有一篇鼎定天下的名篇。
我觉得这是他作为文人一种随性的表现，他早年的兴趣在外国文学，是泰戈尔《飞鸟集》的最早翻译者，1931年从编辑转行到大学教授，就转入古代文学尤其是戏曲说唱文学的研究，并且为了研究而大力搜罗俗文学文献，于是渐渐地变成一名藏书家。他并未刻意划定学术蓝图，而是始终追随个人的研究兴趣与文化使命感而行。
在引领民国学术界的戏曲研究热潮中，他学术嗅觉敏锐，最早将一类敦煌文学命名为“变文”，也最早对《刘知远诸宫调》等等新见文献进行学术研究，并且他的文章论述精到，是那个时代最具活力的杰出学者之一。
羊城晚报：您在后记中写道：“一个人与一群人以及一个时代”，为什么选择郑振铎作为解开现代文人文化抗战的“引子”？
吴真：当郑振铎作为具体的人，透过他，我们可以很好地看到他身后的那批人，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
首先，郑振铎似乎知道他自己将来会进入历史，所以笔头特别勤，留下了大量书写当下事件、心情的日记、题跋等。
其次，郑振铎是第一个以连载的方式完整回忆全面抗战8年的现当代文学家。1945年底，他率先在《大公报》《时代周报》等报刊上连续发表了近20篇散文，记录他蛰居上海期间的所见所闻，后来这些散文结集为《蛰居散记》。比如在《“废纸”劫》中，他详细记录了1942年在日本恐怖统治下，上海人人自我审查，家家烧书、撕书、卖书的文化劫难。
所以说，郑振铎有意识地为抗战留下了非常多的文字，在每个时代的当口，都留下了他的痕迹。
羊城晚报：郑振铎收购图书具有怎样的取向？
吴真：在我看来，郑振铎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藏书家，他是为了学问而藏书。他个人的收藏重点一直放在戏曲刊本和弹词、鼓词、宝卷等唱本以及木刻版画，这些都是为其学术研究服务。
在为中央图书馆收购嘉业堂藏书的过程中，郑振铎以超越传统藏书家的现代学术眼光，舍弃收藏价值更高的宋元精本，而独取“有用与罕见”的明初刊本。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辈收书，不重外表，不重古董，亦不在饰架壮观，惟以实用及保存文化为主。”
郑振铎和他同时代的学者们，实则开启了图书收藏的另一种风气：他们致力于搜罗古籍善本，加以深入研究，并将其影印出版，化身千万，为古书“续命”。郑振铎一直将他的个人兴趣、学术研究和守卫书籍文明的共同事业结合得很好。
下一步想研究广东抗战被劫书籍
羊城晚报：抗战时期，中山大学的图书劫失情况如何？
吴真：作为抗战时期华南地区的“抗日大本营”，中山大学直到1938年10月19日才撤离，两天后，日军就攻陷了广州。在仓促撤离的过程中，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杜定友组织馆员尽力抢救较为贵重且有价值的图书，这一部分图书随学校北迁，另有一部分寄存于沙面租界、香港九龙等地。但余下的图书、机械、仪器、标本及其他校产，留在中山大学石牌校区，到1945年抗战胜利重新清点时，已经了无所剩。
张世泰在《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一文中说，中山大学撤退前遗留图书十六万册，抗战胜利后，校方经过查访各个敌伪单位，仅收回二万余册。
1938年底，以杜定友为首的中大图书馆人押运守卫着大批文献资料，6年10个多月经过广东、广西、贵州、云南、香港、越南、湖南等地，一次又一次冒着敌人的炮火，舍命守卫图籍。这一功绩，丝毫不逊于上海的郑振铎和文献保存同志会。
我这十几年的研究也涉及中山大学、岭南大学以及两广地质调查所的战时被劫图籍。我发现广东的被劫图书，和文献保存同志会1941年在上海抢救的古籍一样，经过“香港-东京”运输路线，被劫往日本。这次在《暗斗》一书中，我还没有余力对于广东被劫图籍进行专题研究，这将是我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羊城晚报：面对海量的文献，您认为做好学术研究的同时，应如何讲好故事？
吴真：读唐长孺、田余庆等史学大家的论著，就能体会到，学术研究与讲好故事之间并不矛盾。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有意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的方法，让历史的细节自己说话。书中虽然运用了大量不同性质的史料文献，但是我始终努力先理清不同文献的叙事目的和叙事边界，然后在表述时，尽可能地还原具体的历史场景与生动的时代细节。
这些史料文献就像火山的岩浆，它在当年怎样地炽热，最后凝固下来。作为研究者，我们要有能力通过这块已经冷却、黑乎乎的岩石，去想象它火山爆发时的热烈汹涌。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一直进行着这样的合理想象。
当然，我在选择语体时也有过一番的挣扎，是选择看起来更有学问的“论文体”呢，还是选择郑振铎这一代开创的白话散文体？最后我决定不管用什么语体，只要能够把我搜求的中文和日语文献的“内在联系”或者说“互文性”充分地表现出来，那就是最适合的语体。
羊城晚报：研究郑振铎文化抗战的历程时，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您最终希望向当代读者传递怎样的精神？
吴真：我首先关注的是家国命运、个体命运与书籍命运在战争时代产生了怎样的共振。郑振铎有意识地为战争中历劫的书籍留下大量文字记录，通过他记录的书籍的流散，我们可以窥见战争中的个人与国家的命运。
“以书为矛、以商为盾”的郑振铎是本书的主角，同时我也希望呈现出郑振铎身后的众多坚持“文化抗战”的同盟者群像。
尤其是在纸质书已经与我们当下生活渐行渐远的今天，重温80年前的这一场“文化抗战”，或许能够提醒我们，书籍作为一种武器，可以用来摧毁，可以用来抵抗，也可以滋润万物。
文 | 记者 熊安娜 李娇娇图 | 受访者提供
原文载于《羊城晚报》2025年8月31日A7百家版
来源：羊城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