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论抗战之三: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两种“知彼知己”

摘要：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

伟人说:

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毛泽东与蒋介石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国家和民族最危难的关头通过“公开宣言”携起手来，但这并不表示两个人的思想从此完全一致了。事实上，从抗日战争的第一步开始，也就是在依靠什么力量抗日以及如何运动抗日力

量的问题上，他们就有着很大的思想分歧。

抗战伊始，蒋介石也深知“知彼知己”的重要性，但却明确表示“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

毛泽东则表示了另一种态度，他说：“在日本进攻中国时，不管在什么时候进攻，中国都应该立起抗战”，“我们并不反对准备，但反对‘长期准备’，反对借准备之名，行妥协之实。”

一个被迫应战，一个积极抗战，反映出两种不同的抗日指导思想。这两种指导思想根源于对中国抗战力量的

不同认识，其直接的表现，就是是否动员和依靠人民，其结果，则产生了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

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可以支持与日寇的长期战争。毛泽东主张发动民众进行战争，中国抗战的力量蕴藏在民众之中。蒋介石却只将政府和军队看作抗日的依靠力量。

毛泽东认为，中国蕴藏着极其巨大的抗日潜力。他主张在抗日战争中充分动员和发挥民众的力量，把民力和军力结合起来。他说：“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

又说：“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

“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

同样，毛泽东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民众，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口号。他认为，战胜日本侵略者，取决于中国民众的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他认为，随着抗日持久战的发展，中国“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就一定能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

据此，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列入了全国人民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民主、改良人民生活、抗日的教育政策、抗日的民族团结等旨在发动民众抗日的重要方针。

毛泽东反复强调：“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

相反，蒋介石对于中国民众的态度要比毛泽东冷淡得多。他对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一直取鄙视与训斥的态度。1934年5月，他在《新生活运动纲要》中说：“今日吾国社会，一般心理，苟且萎靡，其发现于行为者，不分善恶，不辨公私，不知本末。”正是由于“荀且萎靡”，才有“其结果遂使国家纪纲废弛，社会秩序破坏，天灾不能抗，人祸不能弭，内忧了至，外侮频仍，乃至个人、社会、国家与民族同受其害。”

蒋介石似乎从人民的“苟且萎靡”中找到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原因。

1936年3月，他又说，日本6千万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有尚武精神”，“而我国则女子向来怕战争，又缺乏一般工作的知识和能力，战时很少能够代替男子担任后方的军事工作。如是，4万万同胞当中就去了2万万。那些老弱幼小疾病残，不堪工作的，又要占1万万，所余1万万之中，实际学了武艺，懂得军事的，恐怕最多不过2百万人。如此我们以2百万人与人家六千万有组织有纪律有准备的人来相争，如何能战胜他？他如何不来侵略我们？！”

可见，中国民众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占据着何等的地位。

而毛泽东早在1919年7月14日，发表的《湘江评论》创刊号指出了“国际的强权，迫上了我们眉睫，就是日本。”同时，他在与朋友的通信中也多次提到日本国民的强健，而对于中国来说，“国力恭（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为此，他大声疾呼：体育“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

关于民众的力量，毛泽东同样在《湘江评论》创刊号指出：“世界什么问

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蒋介石在中国民众中看不到抗日的力量和前途。因此，抗战爆发前，他一直主张对日妥协，反复强调：“我们决不能轻举妄动，致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抗战爆发后，他虽也宣布“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但是，事实上他是限制民众参战的。

1938年4月国民党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吸取了中共十大纲领的某些精神，但在全面动员民众参战问题上却有很大差距。它要求各地武装民众在“各战区司令长官的指挥之下”配合作战，在政治改革方面，只设立了一个不具决策权力的国民参政会。这个纲领在总体上仍然是要由政府和军队包办抗日，体现了一条片面抗战的指导路线。

在不依靠民众的思想前提下，蒋介石除了信任自己和自己的军队以外，就只有将希望寄托于国际力量的帮助上了。淞沪会战期间，蒋介石曾不惜投入大量兵力与日军争夺上海，随后又不惜前线将士的巨大牺牲坚持不退。其目的，一方面要将日军吸引至华东方向；另一方面即是期望由此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进而在国际干预下解决中日战端。

他在向前线将领的训话中说：“我们希望由此促进各国共同干涉日本的侵略暴行，使敌人处境日益孤立，成为世界公敌。所以我们为要达到此一目的，我们只有继续的牺牲，死守阵地。”他对会战期间九国公约会议的召开极为振奋，说：“这次会议，乃是我国运用国际力量，根据九国公约的精神来解决中日问题一个难得的机会。自从九一八以来，我们屡次设法促开这个会议，都没有成功，现在能够开会，实在是我们在国际外交上艰难奋斗的结果。”

事实上，九国公约及其会议对于日本的侵华行动并未产生实际的影响，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蒋介石对国际援助的依赖愈加严重。他始终把战胜日本的基点放在国外，希望通过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一并解决中日问题。

对于国际公约及其会议，毛泽东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这些条约，对于日本这样的侵略国家，仅只是一种道德制裁力量，要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是不可能的。这些条约在中日战争中决不会起多大作用。”

对于国际援助，毛泽东始终看作是中国战胜日本的重要条件之一，强调中国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必须

努力争取外援，但是，毛泽东又主张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日本。

抗战前，他指出，中国需要外援，“但是，这并非说，没有外援，中国就无法和日本进行战争，也不是说，我们必须等到有了同外国的同盟才能开始抗战”。抗战中，他又提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

尽管，在抗日战争的指导思想上，毛泽东与蒋介石有着很大差异，但是，毛泽东认为，坚持抗日是蒋介石抗战初期的思想主流，中国共产党应当在这个问题上坚决地支持蒋介石。毛泽东曾经特别地在抗战初期的演讲中多次并列地引用蒋介石和他自己的语录，以表示他们共同抗日的决心。1938年10月，为了驳斥悲观主义者的亡国论调，毛泽东说：“蒋委员长早已明白宣示：‘战事既起，惟有拼全民族之生命，牺牲到底，再无中途停顿妥协之理。’（1937年7月庐山谈话)

“此次抗战为国民革命过程中所必经，为被侵略民族对侵略者争取独立生存之战争，与通常交战国势均力敌者大异其趣。故凭借不在武器与军备而在强毅不屈之革命精神与坚强不拔之民族意识。(1937年12月告国民书）中国共产党亦早已指出：‘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量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作最后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出中国。（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

显然，毛泽东对于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初期所发表的上述言论是很赞同的，并且像这样正面地引用蒋介石的

话，也就是在抗战初期这一段同仇敌忾的时期，当时，的确给了中国人民以团结抗战的极大鼓舞。

1938年1月，日本政府发表第一次近卫声明，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向蒋介石表示强硬的对立态度，蒋介石不予理睬，召回我驻日大使，坚持抗日立场。1938年7月，日本内阁首相会议又进一步制定新的对华谋略，其中包括要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要利用国民党内部反蒋派系，削弱中国政府和民众的抗战意识，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等等。

其时，日本加紧了对汪精卫的诱降活动，国内一时抗战亡国的论调流行开来。加之，因为抗战初期，蒋介石军事指挥方面的失误，导致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军事失利，引起国民党内部一些人对蒋介石的不满，蒋介石的日子很不好过。

1938年8月6日，毛泽东通告中共党内说：“因目前许多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如前，若再损失过大，将增加各将领对蒋之不满，投降派与割据派起而乘之，有影响蒋的地位及继续抗战之虞。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

毛泽东和蒋介石不仅在抗日的主要依靠力量，特别是是否发动人民、依靠人民问题上有着很大的分歧，而且在战略防御作战的具体战略问题上，他们的观点也大相径庭。

毛泽东曾就正面战场的局势，多次向蒋介石提出过具有深刻战略意义的建议。

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阶段。蒋介石对日应战而不求战的思想在防御作战指导上表现为“层层布防，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也就是要被动地应付，被动地防守。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起而应战，蒋介石即主张实行以固守阵地为主的防御作战。他向前线发出的指挥电报多以要求构筑工事，稳定防线为主，如1937年7月28日给宋哲元的电报说：“此时应敌，先要固守现有阵地，然后方易出奇制胜。所谓先求稳定，次求变化。”

淞沪战役发起后，蒋介石在8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对倭胜利之要诀，在于深沟广壕，坚壁厚垒，固守坚拒。”他在给前线将领的电报中则充斥“虽战至一兵一卒，不许撤退”，“虽至炮毁弹尽，亦不得擅退，须与要塞共存亡”。

1937年8月18日，蒋介石在《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的讲话中，正式宣布了他的防御作战的战略方针。他说：“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持久战消耗战。”实现这一日的作战原则是：以静制动；以主动制被动；固守阵地，坚忍不退。他说：“我们的阵地，如何才能坚守不破呢?就要切实注意纵深的配备，要多筑了事，层层布防，处处据守。”“敌人的利器是飞机、大炮、战车；我们的利器是深沟、高垒、厚壁！”在后来的历次重大战役中，蒋介石都曾反复重申这种以节节抵抗的阵地战来实现持久消耗目标的战略思想。

实际上不仅消耗了日军也消耗了自己。层层设防，节节抵抗，坚忍不退，使得抗战初期所进行的一些会战大多悲壮压抑、甚至惨烈空前，唯独缺少了一些主动、积极和灵活。

淞沪战役，蒋介石先后调集70万大军和几乎全部的海空军与日军拼打。这样人数众多的战场，又无险可守，日军海、陆、空三军的火力优势获得了极大的发挥。当时到前线视察的李宗仁说：“敌方炮火之猛，猛到我炮兵白天无法发炮，而夜间又无法寻找目标，只是盲目轰击。所以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

前线阵地战的苦苦撑持，大量军队的无效聚集，往往使得数十万大军在撤退时溃不成军。蒋介石曾花数年惨淡经营的苏嘉国防线坚固阵地，部队撤退时竟因找不到工事图和钥匙，越过阵地继续奔逃。节节抵抗演化为节节溃退，大量的不必要的牺牲在所难免。

忻口之战，国民党军10余万人在忻口以北宽大正面一线布防，日军采取中间突破的作战方式，并首先对我阵地狂轰滥炸，结果仅10月18日一天，敌人的炮火竟摧垮了国民党军成建制的11个步兵团。经过20余日激战，我军阵地中央守军“战斗员伤亡三分之二以上”，“日耗两团上下”。

如此消耗，成为国民党军在华北的正面战场很快失败的重要原因。在这些悲壮激烈的抵抗中，中国军队爱国官兵的顽强斗志和牺牲精神举世惊叹，然而，我们在消耗日军的同时，却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

白崇禧后来总结说：“自民国26年‘八一三’淞沪抗战至27年6月之武汉会战，国军均使用正规战术，因装备较敌为劣，火力不及敌人，且制空权操于敌手，故每一会战，我军均伤亡惨重，元气大伤。”

就全国性抗战而言，毛泽东主张在初期实行以运动战为主，辅之以阵地战、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对于蒋介石的战略，毛泽东早在1936年7月，当美国记者斯诺问及抗日战争“主要的战略方针是什么”时，就明确答道：“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

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

此外，毛泽东认为还必须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他说：“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24小时，使之疲于奔命。”

1938年2月，毛泽东还根据中国军队7个月作战的经验，精辟地指出：“在军事上我们若能运用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方式相互配合，必能使敌军处于极困难地位。”毛泽东还大胆地提出了一个类似于现在特种作战的作战样式。他说：“我的意见，在目前应以二三十万精兵组成数个强有力的野战军，从运动战中给敌人前进部队以歼灭打击之外，还应抽调八九万军队组成二三十个基干的游击兵团，每个兵团三四千人，派坚决而机动的指挥员领导，加强其政治工作，配置于从杭州到包头敌人阵线前面，从这个长阵线的二三十个空隙中间，打到敌人后方去。”

当然，毛泽东还提到了“如能运用得宜，结合民众，繁殖无数小游击队，必能在敌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千百万民众，有力地配合野战军的运动战，而使敌军疲于奔命。”

针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军事上的失利，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这种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方针在战役战斗中的实施方法。他指出：“我们不反对使用一部分兵力于正面，这是必要的。但主力必须使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的战法，独立自主地攻击敌人。”“若在全国军队，因其数量广大，应以一部守正面及以另一部分散进行游击战，主力也应该经常集中地使用于敌之翼侧。”

1938年春，日本侵略军在占领华北和江浙地区大片土地后，其下一步作战行动，是沿同蒲、津浦两条铁路线，攻占临汾、徐州两点。西路日军沿同蒲路南下攻占临汾后，由晋南渡过黄河，沿陇海路东进；东路日军沿津浦路以南北对进的攻势占领徐州后，则沿陇海路西犯。

临汾、徐州得手后，两路日军沿陇海路东西对进，在洛阳、郑州，开封一线会合，占领了这一连接华北、西北、中原三大战略区的结合部，取得对两个战略方向的机动：或兵临潼关，进犯西北，或南取武吐关，夺取中原：如潼关，武胜关失守，那么西安、武汉的门户就完全暴露于敌前，后果不堪设想。

在这一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对日军战略意图作出准确判断后，经过周密的思考和策划，就全国的军事战略部署，又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方案。2月23日，毛泽东起草了和任弼时联名发往八路军总部、各师，北方局和长江局的电报，指出：“日军为夺取陇海、平汉两路直取西安、武汉，决胜点必在潼关、武胜关，而潼关的得失又是武胜关能否守住的关键条件。应向蒋介石、阎锡山提出以下战略计划：为保卫潼关，须将兵力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固守郑州、洛阳、潼关一线，

阻敌过黄河，一部坚持晋南晋西战局，在潼关确保不失的情况下，以

正面阵地战配合20万左右兵力的两翼运动战，保卫武胜关和武汉。八路军将依战局发展情况配合友军作战。我们认为必须告诉国民党，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古、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的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动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

这个战略建议，是总结了国民党多次军事失利的教训后提出来的,其主旨是强调积极防御作战，提出对日军只有采取“攻势防御”的作战行动，才能变被动为主动。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部署足够的力于外线，把内线防御和外线进攻结合起来，即把阵地战与运动战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这一原则出发，必须在使用兵力和组织防御上做出适当的调整。

可惜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并没有采纳这个正确的建议。

这种以运动战为主，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体现了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对于中日双方军事力量的正确认识。这一战略方针，要求在作战指导中扬我之长，击敌之短，最终达到消耗敌人，保存自己，持久抗战的战略目标。

毛泽东对于这一战略方针的意义作过深刻解释。首先，他认为，中国的战场广大，实行运动战是可能的。

“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相反，我们在日军周围实施有效的运动战，敌人“必得谨慎”，从而减缓敌人的战略行动，遏制它的作战效力，“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其次，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抗战初期敌强我弱的形势，要求我军避免一切被动的呆板的战法。“如果大量军队采用运动战；而八路军则用游击战以辅助之，则胜利之券，必操我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