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首次传递投降意愿并非直接对盟军，而是1945年7月通过瑞士驻日公使馆，试探盟军对“保留天皇制”的态度，因密码翻译延误，盟军4天后才收到消息。

1、日本首次传递投降意愿并非直接对盟军，而是1945年7月通过瑞士驻日公使馆，试探盟军对“保留天皇制”的态度，因密码翻译延误，盟军4天后才收到消息。

2、1945年8月9日御前会议上，主战派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以“须保障皇国荣誉”反对无条件投降，主和派外相东乡茂德以“再打将导致民族灭绝”反驳，双方争执近8小时，最终由裕仁拍板“终战”。

3、1945年8月，日本军部曾秘密制定“决号作战”计划：动员15岁以上、60岁以下男性组成“国民义勇队”，用竹枪、手榴弹抵抗盟军登陆，因投降未实施，相关文件1970年才公开。

4、“玉音放送”录音并非一次成功：首次录音因天皇紧张语速过快、发音模糊被否决，最终使用的是8月14日深夜录制的第二版，录音时天皇全程站着，双手紧握文稿。

5、签署投降书的“密苏里”号战列舰，并非美军主力舰——因舰长哈尔西与麦克阿瑟私交甚好，且舰名源自杜鲁门家乡，才被选为受降地点，舰上甚至临时加装了遮阳棚供签字用。

6、日本代表重光葵（外相）因1932年在上海被朝鲜义士尹奉吉炸伤，腿部残疾，登舰时需副官搀扶，签字时因手抖钢笔两次滑落，最终由副官托着他的手完成。

7、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佩戴了北洋政府时期的“文虎勋章”参加受降——意在表明中国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从清末民初延续至抗战胜利，具有历史连贯性。

8、南京受降时，日军代表冈村宁次曾拒绝宣读降书，称“军人不擅文辞”，最终由中方参谋宣读，他仅低头聆听，这一细节在当时新闻报道中被刻意淡化。

9、南京受降仪式上，日军提交的降书原件有两份：一份由中国政府保存（现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另一份由冈村宁次带回日本，1946年东京审判时被作为证据收缴。

10、太平洋岛屿上的日军并非全部即时投降：驻关岛的日军中尉横井庄一躲入丛林，未收到投降通知，靠野果、昆虫为食，1972年被当地猎人发现，距投降已过去27年。

11、1945年8月15日“玉音放送”后，东京陆军省发生“宫城事件”：少数主战派军官试图抢夺录音带、推翻政府，但因未获部队支持，6小时后失败，带头军官香田清真自杀。

12、投降时日本国内粮食储备仅够维持3个月，东京、大阪等城市出现“以物易物”风潮——有人用首饰换大米，用和服换土豆，这种情况持续到1946年美军粮食援助抵达。

13、日本宫内省曾秘密将皇室珍藏的黄金、珠宝分装成200多个木箱，藏于东京郊外地下仓库，以防盟军没收，1947年被盟军发现后，大部分用于支付战争赔偿。

14、投降后日本有超过200万退役军人无家可归，盟军组织他们参与东京、大阪重建，这些人后来成为日本战后经济复苏的重要劳动力。

15、1945年8月，大阪、神户等地有军国主义分子煽动民众“玉碎”，甚至有家长带孩子跳河自杀，但多数民众更关心“如何活下去”，极端行为未形成规模。

16、美国曾制定“没落行动”计划，预计盟军登陆日本本土将造成100万美军伤亡，这成为杜鲁门政府投放原子弹的重要考量，计划详细伤亡数据1973年才解密。

17、中国在战后接收日本赔偿舰34艘，其中“雪风”号驱逐舰（原日军“祥瑞舰”，多次躲过击沉）改名“丹阳”号，编入台湾海军，1966年退役后拆解，零件制成纪念物。

18、中国接收的日本战俘中，10万人编入“中国派遣军战俘总队”，遣返时中方提供口粮和医疗，死亡率仅0.3%，远低于其他交战国。

19、美国起草《波茨坦公告》时，中方代表顾维钧坚持“明确日本归还台湾、澎湖给中国”，这一条款最终写入公告第八条，成为战后台湾回归的法律依据。

20、东京审判中，日本前外相松冈洋右因患肺结核，未等到判决便死于监狱，成为唯一未被判刑的甲级战犯嫌疑人。

21、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最初否认罪行，直到中方提交大量照片、证人证言，他才被迫承认“对部队管束不力”，最终被判处绞刑。

22、投降时日本工业产值仅为1937年的30%，大部分工厂被炸毁，东京夜晚仅有少数区域有路灯，1948年“马歇尔计划”对日援助后才逐步恢复。

23、南京受降时收缴的日军“旭日旗”（陆军旗），一面保存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日军投降时使用的陆军旗，旗面仍可见弹孔痕迹。

来源：人文历史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