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七九年小四妹第一次从美国回来探亲，我们三十几年不见了，见面的第一句话我说的是:“小四黑子，你怎么还这么黑呀？”

我们四姊妹同父同母，却生得个奇怪，两黑两白，大姐二姐白，三妹四妹黑。

一九七九年小四妹第一次从美国回来探亲，我们三十几年不见了，见面的第一句话我说的是:“小四黑子，你怎么还这么黑呀？”

一黑一白的两姊妹抱在一起，都老了。

1.绰号

大学里的男生挨个给女生起外号，我有两个绰号:

一个叫“绿鹦哥”，因为我又瘦又小，好管闲事好讲话，尤其好打抱不平，又爱穿绿衣服；

另一个绰号就不妙了，叫“小活猴”。

这个绰号还见过报，一九二八年上海《新闻报》上有这么一篇报道:《中国公学篮球队之五张》，其中有“……张允和玲珑活泼、无缝不钻，有‘小活猴'之称……惜投篮欠准……”

年纪大了，翠绿同青春的时光一起远去，我开始喜欢紫色。

戏剧演员有一句行话“宁穿破不穿错”，舞台上，年纪大的女人讲究穿紫裙子，取“子孙万代” 的吉祥音。

“文革”后，昆曲研习社刚恢复活动，大家推举我为社长。

在第一次大会上，我特意穿了一件紫色带滚边的中式上衣，当时大家都还穿得非常朴素，

我作了三分钟的发言，最后一句是“我今天为什么穿这件紫衣服，就是希望我们的昆曲艺术能子孙万代，永远流传下去”。

三妹又黑又胖，样子粗粗的，没有一点闺秀气。

她的绰号总归离不开一个“黑”字。

世传三妹的绰号“黑凤”，并不是男生起的，这个名字我怀疑是沈从文起的。

男生原来替三妹起的绰号叫“黑牡丹”，三妹最讨厌这个美绰号。

我家三妹功课好，运动也不差，在中国公学是女子全能运动第一名。

可在上海女大学生运动会上，她是五十米短跑的最后一名。

三妹喜欢男装，那时女人的旗袍下摆是窄的，而她偏穿男式的大摆袍子，颜色也总是阴丹士林的蓝色。

有一次去参加亲戚的婚礼，家里的人嘱咐她一定要做一件新衣服，她又要做蓝色的，我气得把她骂了一顿:“人家是结婚，你做蓝布袍子干什么？”

大姐生得端庄秀美，穿衣的颜色、式样都很雅致得体。

她最喜欢的颜色是咖啡色，被称为“大夏皇后”。

四妹喜欢戴小红帽，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同学们叫她“小红帽”。

“小红帽”很淘气，有一次到照相馆特意拍了一张歪着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古怪照片，又拿着这张照片到东吴大学的游泳馆办理游泳证。

办证人员说，这张照片怎么行，不合格。

她装出很奇怪的样子说:“为什么不合格？你们要两寸半身，这难道不是吗？"

2.媒婆

“媒——婆——”沈从文先生带着浓重的乡音叫出这两个字特别好听，他这么叫了我有五十多年。

我不但给三妹当媒婆，还为大姐的婚姻做了一半的主。

三妹紧跟着我，只晚我半年(一九三三年十月)也结了婚。

大姐人品出众、条件优越，但选择太苛，直到近三十岁了还是骄傲的孤单的公主。

“卢沟桥事变”后，我们手足离散，大姐逃难到汉口。

一九三八年，我一家和弟弟妹妹在大后方碰了头，我写信给大姐，告诉她“四弟五弟四妹都在四川，你也来吧”。

她回信给我说:“我现在是去四川还是到上海一时决定不了，上海有一个人对我很好，我也对他好，但这件事(结婚) 是不大可能的事。”

我看出了她的矛盾心理，也对她和顾传玠之间的感情有所察觉。

顾传玠原名时雨，一九二一年春，苏沪曲家俞粟庐、贝晋眉、徐凌云等忧虑昆剧后继无人，集资在苏州五亩园开办昆剧研习所。

顾时雨入研习所时仅十一岁，分科时，因相貌清隽灵秀，选入小生行。

学子均由曲家王慕洁订名，取传承之意，此期学生名中一字皆为“传”，世人称“传字辈”。

末字按行当分，小生是斜玉旁，取其“玉树临风”，玠者圭也，乃玉之贵者，顾时雨从此名顾传玠。

他秉赋聪颖，心境沉潜，加上扮相脱俗，台风极雅，唱作具佳，很快声誉鹊起。

吴昌硕有一嵌字格的对联，上联写传:传之不朽期天听；下联写玠:玠本无瑕佩我宣。

一九三零年，他和梅兰芳合演《贩马记》，梅大加激赏，盛邀他合作。

虽说顾是难得优秀的昆曲小生，人品也不错，但要想托付终身，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一个名门闺秀女大学生和一个昆曲演员之间的悬殊地位，来自各方面的舆论，确实给了大姐不小的精神压力。

我理解她，支持她，马上回信代行家长职责:“此人是不是一介之玉？如是，嫁他！”

大姐得到信，很快回上海，一九三九年和顾传玠结了婚，这时大姐已过了三十岁。

上海小报以“张元和下嫁顾传玠”为题，登得一塌糊涂。

顾传玠后来写信给我，开玩笑说“一朵鲜花插在了牛屎上”。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婚姻是美满幸福的。

只可惜四妹没请我这个媒婆，自做主张嫁给了洋人。

3.打了几十年的嘴仗

可能因为我和三妹的年龄接近又从小到大学一直生活在一起，好得像一个人，无话不说，但毕竟一黑一白，一胖一瘦，差异还是有的，有些事打了几十年的嘴仗，到现在也难分胜负。

别看我的身体不好，可脑子好得不得了，她干的“坏事”我全记在心里，她就是不承认，像小孩子一样口口声声辩解“就是没有这个事情！”

说我专说她的坏话，戳她的蹩脚。

我们小的时候，女人梳头用的头油放在一个磁盒子里，梳头时用油贴子沾上油再抹到头发上。

女孩子初学女红都欢喜做油贴子，圆圆的上面绣着花，很有意思。

三妹做不来女孩子的活儿，穿针引线线头上打的疙瘩缝在油贴子的正面，给我留下了几十年的笑柄。

她居然不承认了，一提起这件事我们就要斗嘴。

三妹好事坏事都不记，小时候我“恃强凌弱”欺侮过她，她也不记仇。

记得四五岁时一次家里吃水果，我们小孩子每人一个苹果，我三口两口吃完了自己的，看看三妹还有一大半没吃，就一把抢过来，三妹瘪瘪嘴要哭，我一巴掌打过去“哭什么哭！”

她马上不作声了。

现在想想真奇怪，我那时怎么那么不讲理呀？

恋爱时节的三妹和我无话不讲，日记也拿给我看。

她聪明健美，追求者不少，其中不乏相当优秀、知名的人。

这个淘气的丫头不为所动，居然在日记本上排出frog No.l、frog No.2……(青蛙一号、青蛙二号……

我逗她“沈从文该排到癞蛤蟆十三号了吧？”

在中国公学读书时，沈从文给她写了不少信，三妹招架不住告到校长胡适那里，胡适先生看了信笑笑说，“沈从文先生顽固地爱你”。

三妹说:“我顽固地不爱他。”

从胡适先生那里回来后她得意地把这件事告诉我。

是呀，连我当时也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

沈从文？

写的白话文小说，有什么稀奇？

还听说他第一次讲课站在讲台前居然紧张得有十分钟讲不出话来，然后突然大叫一声，吓的同学们都怔住了，他却说:“你们来了这么许多人，我要哭了。”

多么好笑，从小到大教我们的那么多先生可没有一位是这样的。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乡下人”的看法逐渐改变了，真是一点也想不起了。

幸而沈从文先生的“顽固”，不然我当不上媒婆事小，三妹这只“黑天鹅”不知会飞到哪去。

几十年的生活证明，沈先生是多么好的人，三妹与他同甘同苦，经历了重压和磨难，为此三妹的性格都有了许多改变，很少有人能相信她原来是那样的顽皮活跃。

这些事三妹现在居然都顽固地不承认了。

4.告贷

一九六四年，九十六岁的婆婆生病住了六个月的院，我们想办法给她找最好的医生和最好的药。

那时胡子婴在卫生部工作，我们托她买在当时很少有的外国药。

我没有工作自然也没有收入，周有光的工资在那时算是高的，每月二百四十一元半，可光医药费一项每月就要七八百元。

我生平第一次开始借钱，公家借，私人借，共借了四千元，三妹那儿借得最多，一千五百元。

我从没有欠过这么多债，无形的重压使我好像害了大病，昏沉沉轻飘飘的，一天可以昏睡二十小时。

眼看过年了，幸好我们几姊妹少时的朋友“窦舅舅”寄来了四百元，我还了表弟董寅初二百元(共向他借了四百元)，用余下的二百元过了年。

九十六岁的婆婆去世了。

一九六六年初，我除了还欠董寅初二百元外，还清了所有的账。

还没来得及“一身轻”，“文革”就开始了。

周有光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我开始不明就理，听到“学术权威”心里还很高兴，觉得挺好听。

很快我就尝到了“权威”的滋味，每月只发三十元生活费，除去房租等开销，还剩几元钱，怎么生活呢？

又开始了第二次借债。

前前后后又是四千元，三妹的日子也不好过，但她尽量地帮我，到一九七三年秋我去还最后一笔钱，沈从文和三妹一起惊讶地说:“哪有那么多钱呀？”

三妹从小数学不好，他们两夫妇都不会算账，也从不记账。

我有账，也许是从第一次借钱开始吧，我养成了记账的习惯，到现在我还有十一个账簿，家里家外的所有进出往来账目不拘数额大小我都有账。

只有一笔呆账，我至今欠董寅初二百元未还。

5.共襄《水》事

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大姐、四妹相继去了台湾、美国，顾传玠去世后，大姐也在美国定居。

此后几十年我们不但不相往来，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断了音讯。

劫后余生的四姊妹第一次团聚，是一九七九年，“小四黑子”都已成了白发人，三个姐姐更不必说了。

短暂的欢聚后再分手，我心中悄悄涌起了一个念头……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苏州九如巷的张家，四姐妹组成了一个“水社”，后来几个弟弟不甘落后，也组了一个“九如社”。

水社有社刊《水》，不光得到沈从文、周耀平(有光)这些“外人”的协助，九如社的“同仁”也热心支持，把《水》当成自己的事情，组稿、投稿、编辑、刻版、油印、分页、装订，两社的成员都忙得不亦乐乎。

尤其是大弟的好友窦祖麟，分担了许多必不可少的看似琐碎却十分重要的事情，是水社真正的无名英雄。

水社成员还开风气之先，参加女子自行车、女子游泳、女子篮球甚至女子足球运动。

对这些事，有许多人点头，也有许多人摇头，我们根本不管这些，只顾自己开心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一泓清水浸润了近七十年的岁月，使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永存一个美美的嫩嫩的池塘，我想让下一代下下一代和我们共享《水》的甘甜清纯。

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在《水》的复刊号第一期正式出版时，我向海内外的张氏家族成员发出了一封封约稿信，总印数二十五份，除我们十姊弟或后代外，只给了几个最亲近的朋友。

我是“始作俑者”，就自封为主编，三妹这个老资格的大编辑我封她副主编。

世上最小的杂志、最老的主编，我自鸣得意，自得其乐，自命不凡。

但二八(八十八)年华，究竟非复当年，精力不及，一些错漏没能察觉，况且我毕竟没专职做过编辑，办事认真的三妹说我“拆烂污”，我顺水推舟、倚老卖老，从第七期起交副主编张兆和主持，我退居“二线”，可职务不让，还是主编，你看我多么霸道。

《水》秉承当年父亲办学的精神气质，不接受来自任何团体和个人的资助捐赠，我不但是主编，还兼任财务主管和出版发行部负责人。

我专门有一本《水》的账目，办刊经费主要来自当年“水社”成员即四姊妹，尤其是在美国的大姐、四妹和七弟，给《水》注入了外资，三妹也处处照顾我这个无收入者，我尽自已的努力量入为出，专款专用，谢绝、退还了几位最要好朋友的资助。

相信《水》 仍会像几十年前一样，细水长流，滴滴入心头。

来源：烟雨江南花又开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