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北的气候条件在古代是不是不适合农业生产，在近代为什么变成了富饶之地？到了近代为什么能承载那么多人口，在古代开发有什么困难在近代解决了吗？（我说的富饶是东北富饶的黑土地，三江平原，为什么在近代之前不能开发）

东北自古以来就通行汉语：

《老乞大》是古代王氏高丽和李朝时期人们学习汉语广泛使用的会话教材,在过去的数百年间,该书经过了汉语原文和谚文的多次修订,是考察汉语变化的珍贵的文献资料。1998年，韩国发现了元代古本《老乞大》，该书都是地道的元代北方口语，证实元人用汉语说话，元人语是汉语，对研究元代汉语和社会具有重要价值。《老乞大》中“乞大”为“契丹”之谐音,契丹是古代一些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称呼,至今俄语中仍称中国为契丹。据《老乞大》可知，元末辽东地区附近一带都是以说北方汉语居民为主。

《老乞大》中记有“过的义州，汉儿田地里来，都是汉儿言语”。“如今朝廷一统天下，世间用着的是汉儿言语。我这高丽言语，只是高丽地面里行的。过的义州汉儿地面来，都是汉儿言语。有人问着，一句话也说不得时，别人将咱们做什么人看？”

李朝《世宗实录》卷六十二页二十六，世宗十五年（即明宣德八年，1433年）十二月壬戌条说：“予欲遣此子弟于义州，使之来往辽东，传习汉语何如？佥曰：辽东乃中国一方，语音不正。臣等以为前所选子弟使之仍仕司译院，常习汉音诸书，每于本国使臣赴京时，并差入送，如此循环不已，则汉音自然通晓”，朝鲜诸臣认为辽东“语音不正”，建议让通事子弟随同使节赴北京学习汉语。明朝给世宗的敕书中拒绝朝鲜司译院派生徒到北京学习汉语的请求，世宗招集大臣们商议，提出派生徒到辽东学习汉语，大臣回禀世宗“辽东是中国一方，发音不正”，认为让所选生徒仍然在司译院学汉语，等使臣出使明朝时再将他们送到北京学习汉语，这样循环反复，自然能通晓汉音。可见，朝鲜世宗时期，司译院的汉语教学以北京地区的语音为标准。朝鲜王朝世祖时期，规定司译院生徒“所习汉音字样请以增入谚文洪武正韵为宗肄习，从之”。

在辽初时，黄龙府统五州三县。到辽圣宗(公元十一世纪)时，该处除设行政长官外，还配备了军事兵马都部司，此外，还调迁兀惹、铁骊户等部族军，常驻黄龙府及其所属各大州城。同时又大力加强了黄龙府的城池建设。此时，辽国正处于鼎盛时期，也是农安古城在历史上重要的发展阶段。伴随着政治、经济、交通的发展，黄龙府人口急剧增长。当时农安一带，人烟稠密，村屯密布，城郭相望。黄龙府当时不仅住有契丹人、渤海人、汉人、女真人，并有铁骊、兀惹、突厥、党项等族人。据《三朝北盟会编》所述，当时黄龙府“杂诸国风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不能通晓，则为汉语以证方能辩之。”在黄龙府（今吉林农安）一带居住的契丹、回纥、女真、党项等民族杂居处，互相之间进行交流时，只能以汉语作为通用语言的景象。

另外，日本史料有时也将渤海客称作“唐客”，将渤海大使称作“大唐使”或“唐客大使”者。如公元727年12月，渤海使首领高齐(一作斋)德等人人日本国都，日本《扶桑略记》第六称之为“大唐使首领齐德入京”；公元883年，渤海使裴颋入日本国都，《扶桑略记》第二十时而称之为“渤海大使”，时而称之为“唐客大使”；公元908年，渤海大使裴璆一行入日本国都，《扶桑略记》第二十三时而称之为“渤海客”，时而称之为“唐客”，时而称之为“渤海入觐大使”，时而称之为“唐客大使”；公元919年，渤海使裴璆第二次人日本国都，《扶桑略记》第二十四时而称之为“渤海客”，时而称之为“唐客”；公元929～930年，此时渤海为契丹所灭、改称东丹国，裴璆作为东丹国使入日本，《扶桑略记》第二十四对此事亦有记载，称“唐客称东丹国使”。渤海人在与日本的外事交往中一直以汉语作为通用语与对方交流，恐怕也是日本史书每每把“渤海客”记作“唐客”，把“渤海大使”记作“唐客大使”的缘由之之一。辽在建国初期，就根据汉字创建了自己的民族文字，与自己的民族语言相一致，即既有国语——契丹语，又有国字——契丹大、小字。二者相辅相成，力求保持其主体民族最基本的传统。辽的国语——契丹语与汉语一道，共同成为辽的官方语。但辽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晚期，汉语、汉字在辽代官方的普及程度日趋广泛，大有取代契丹语、契丹字官方语地位之势。金代在建国之初，为了保持其民族传统，也创建了与自己民族语言相一致的文字。但由于金统治区的扩大，金朝官吏中汉人官吏的增加，乃至女真贵族的急剧汉化，金的国语——女真语与汉语一道作为官方语地位的初衷并没有得到实现。据金光平、金启孮研究，“熙宗时，宫廷中汉风、汉语已占压倒优势”，就连熙宗本人已“尽失女真故态”，“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到了世宗时，朝廷上已经很难听到有人说女真话了，以至大定二十五年，金源郡王(后继位为金章宗)进封原王，判大兴府事，“入以国语谢”时，世宗非常高兴，“且为之感动”了，金朝后期，不仅朝廷上听不到女真语，而且朝廷高官(包括女真贵族)在日常生活中也不再使用女真语了。这种情况，与女真文字的命运基本一致，至今尚难以发现用女真文字发布的：金代诏令，尚难以发现用女真文字作印面文字的金代官印。可见女真语、女真文字在金朝一直没有取得相应的官方语地位。渤海立国的情况与辽、金有很大不同。渤海建国者大氏及其部众是在逃归靺鞨故地建国的，此前，他们曾在在汉人统治区营州留居了近30年，汉化很深，早已习惯于汉语的应用。恐怕正是这个原因，渤海从建国开始直到灭亡，一直没有像辽、金那样创建与自己主体民族语言即国语——靺鞨语相一致的文字，而是顺理成章地沿袭了与汉语相一致的汉字。渤海立国之初，即“宪象中国制度，中晚期汉化尤甚，唐穆宗即称渤海为“与华夏同风者”。渤海亡国后，辽朝“治渤海人一依汉法”。金代治渤海人也每同汉人，如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诏百官诰命：‘女真、契丹、汉人各用本字，渤海同汉人”金世宗大定九年(1169年)，“制汉人、渤海兄弟之妻，服阕归宗，以礼续婚者，听”，金朝“凡汉人、渤海人不得充猛安谋克户”。据王世莲先生研究：“显仕于辽、金两代的渤海仕宦，不但会汉语，通汉文，也通女真、契丹的语言文字。所以，金之外交使臣多是渤海人，他们既是外交官，也是通事。”上述现象都说明渤海人汉化之深以及汉语、汉字的普及程度。

来源：痴迷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