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9年的南昌会战有多惨烈？当时74军王耀武的51师一个主攻营接近多人在与日军激战过后仅剩下28人！然而在作战过程当中，王耀武却坚决不让援军靠近，而是要求51师的余部继续朝着高安城发动猛攻和日军激战到底！
1939年的南昌会战有多惨烈？当时74军王耀武的51师一个主攻营接近多人在与日军激战过后仅剩下28人！然而在作战过程当中，王耀武却坚决不让援军靠近，而是要求51师的余部继续朝着高安城发动猛攻和日军激战到底！
事实上当时58师就在侧翼，而王耀武为何一再拒绝援军，他当时为何要这么做呢？
今天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讲述一下，在1939年的南昌会战之高安城战役当中，王耀武的五十一师凭借一己之力成功肃清城内日军的过程，而在战后王耀武也被提拔为七十四军的中将军长，正式接替了俞济时的位置。
1938年的武汉会战之后，虽然成功迟滞了日军西进的脚步，却也让中国军队在长江一带付出了巨大伤亡。
而在武汉会战之德安战役当中，第74军以"三五部队"的战绩脱颖而出，这支部队也在施中诚的57师加入之后，形成了51师、57师与58师的编制。
在张古山、田家镇等激烈战场上和日军激战，挫败日寇锐气，逐渐在国民党军的序列中成为了“攻得上，守得住”的王牌军之一。
然而，当战局进入胶着阶段，这支部队的指挥体系却迎来了一场调整，这一变动背后既隐藏着国军内部派系的微妙博弈，也清晰展现了战场如何决定性地影响着军队人事变迁，特别是在南昌会战的高安城争夺战当中，王耀武51师的表现，对于王耀武本人有着关键的影响...
俞济时作为74军首任军长，在当时黄埔一期毕业生的履历簿上并非特别耀眼，可谓中流之才。自黄埔学成后，他凭借侍卫长的职务获得了蒋中正的信任。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面对日军猛烈进攻俞济时临危受命，将王耀武的51师与58师整合，在罗店、吴淞口等战况激烈的战场上，顽强抵抗日军海陆空全方位攻势，为74军日后"铁军"的名号奠定了基础。
到了武汉会战期间，俞济时率部死守田家镇要塞，以57师几乎全军覆没的惨重代价，成功阻挡日军第6师团长达半个月之久，进一步巩固了他在74军中的地位。
转眼到1939年春，日军铁蹄已经碾碎了奉新一线的防御工事，离省会南昌仅六十里路程的高安古城，骤然成为中日两军殊死搏斗的关键战场。
这座始建于南唐的千年古城，城墙在不断的炮火轰击中摇摇欲坠。
此时守卫这座城池的，正是国民革命军第74军所属的王耀武的五十一师：
这支在淞沪血战中浴火重生的部队，即将在王耀武的带领下，和日寇精锐主力展开激战！
4月22日拂晓时分，日军联队长池田直三透过军用望远镜露出了狰狞的笑容。
随着三枚信号弹划破寂静的黎明天际，二十四门九二式步兵炮立刻将装载芥子气的毒气弹密集轰向高安南门防线。
淡黄色的致命毒雾顺着晨间微风蔓延上城墙，而守军严重短缺的防毒面具使这道本应坚固的防线瞬间土崩瓦解。
随后，全副武装的日军工兵趁机引爆炸药，炸开了古城大门，他们闪烁着寒光的刺刀若隐若现，开始朝着缺口一窝蜂似得涌入。
时任五十一师参谋主任的吴鸢在他后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道："致命毒气无孔不入，渗透进每一道砖缝，我们的弟兄们从城头一个接一个地栽落下来，有些士兵从城墙一跃而下，和进入城内的日军立即陷入混战当中..."
到正午前，整个城防体系彻底崩溃，残存的守军被迫撤退到城西的制高点凤凰山继续顽抗，日军的战报中记载着："午时三刻，我们的旗帜已经胜利插上县衙屋脊！"
随后，王耀武亲自策马冲上凤凰山观测点，透过望远镜看到的战况让这位素以沉着冷静著称的黄埔三期生也开始有些不淡定了：
那焦黑的城墙上，阵亡将士仍保持着最后战斗的姿态，王耀武强忍悲痛突然转身拔出佩剑猛劈身旁的岩石，伴随着迸溅的火星，他嘶吼道："五十一师哪怕拼到最后一名士兵，也要让这些日本侵略者付出代价！"
当夜在临时指挥所内，王耀武将整整六百枚银元倾倒在木桌上，发出清脆的叮当声响，警卫连官兵的面孔在明暗交替的灯光中若隐若现。
"这些是给诸位的..."王耀武的声音因过度悲愤而变得嘶哑，手指不自觉地抚摸着腰间佩剑。
"但王某恳请在座的弟兄们能够留下这些银元：若上天眷顾，让我们生还归来，这便是我们共饮庆功酒的资金；若不幸战死，这些银子也能为你们的家人增添一份抚恤。"
说完，王耀武就离开了指挥所，前往几个团长的住所商量对高安城的突袭计划...
1939年初，随着南昌会战进行，国民党军开始对第九战区的指挥架构进行深入调整。
凭借着多年来在战场前线积累的指挥经验，俞济时被提升为第三十六军团军团长，这一晋升表面上光鲜亮丽，实则暗藏着平衡的考量：
国民党军一方面需要利用俞济时的嫡系背景来稳定战区局势，另一方面也迫切需要为那些在战场上展现出更强实战能力的将领腾出上升空间。
与俞济时平步青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58师师长冯圣法的悄然离场...这位出身黄埔一期的老将，早年曾亲身参与第一批德械师，以治军严谨、善于构筑防线而著称。
这些特质在南京保卫战中尤为突出，当时58师顽强死守南京，拼命阻挡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推进，虽然最终仅有五百余名官兵成功突围，却为军民的疏散争取了时间窗口。
然而武汉会战结束后，冯圣法却突然被调任，转赴第七军担任副军长一职。
这一表面看来平淡无奇的人事变动，背后却蕴含着国民党军内部的人事调动的复杂和各个派系的暗中博弈。
从军队派系的角度观察，冯圣法的调动与74军内部黄埔系与非嫡系力量之间的微妙博弈密切相关...
在俞济时执掌74军的时期，58师作为军部直接管辖的主力部队，长期由俞济时的心腹军官把持控制。
而由王耀武执掌的51师则主要以王耀武的嫡系官兵为骨干，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军中山头。
冯圣法虽然属于黄埔嫡系人马，但他偏重防御的战术风格与王耀武大力倡导的机动攻势理念存在着明显分歧。
加之南昌会战前夕，国民党军迫切需要加强桂系部队的战斗力，将冯圣法调往第七军既能平衡各方派系力量，又能借助他的经验来整训新兵。
这一人事变动，客观上也为74军战术风格的全面转型扫清了潜在障碍。
4月23日申时，夕阳西下。
王耀武在夜间和麾下的团长做出商议后，从各个团中抽调出了六百名敢死队员。
他们饮尽壮行酒后，齐刷刷地将粗瓷酒碗重重摔碎在青石板地面上，声音清脆而决绝。
他们背负着集束手榴弹，借着暮色的掩护沿着城外的排水沟向城墙缺口匍匐前进。
三营长李石安在留给家人的遗书中深情叮嘱妻子："若见城南的苦楝花开放之时，便是我归来之时！"
日军完全没有料到守军会在丧失制空权的恶劣条件下发动如此大胆的夜袭行动。
午夜时分，敢死队突然从三个不同方向同时发起猛烈冲锋，接连不断的爆炸火光撕裂了漆黑的夜幕。
二等兵赵大柱在身中七弹、奄奄一息的情况下，仍用牙齿咬燃导火索，毅然扑向日军机枪阵地，连长陈启元带领残部与敌人展开惨烈的白刃格斗时壮烈殉职。
4月24日的清晨，五十一师的旗帜终于再次插在高安城头。
一位战地记者拍下了这样一幅画面：二十八名侥幸幸存的战士相互搀扶着缓缓走过满目疮痍的焦土，他们褴褛不堪，但阵亡名单清晰显示，此役五十一师阵亡官兵达572人，却成功歼灭敌军八百余人，创下了自武汉会战以来的战损比。
日军不得不承认："高安之役遭遇了开战以来顽强的逆袭行动，敌方指挥官展现出了战术韧性与指挥才能。"
而王耀武在呈送军事委员会的战报中，则以朴实无华却掷地有声的语言写道："此战无他，唯以忠魂填壕，以热血洗刃耳。"
王耀武此人向来以精明能干著称，这位黄埔三期的优秀毕业生早年做过店员，在补充兵员、筹措军饷等后勤保障方面展现出了能力。
南昌会战结束后，他也顺理成章地被正式提拔为74军的新任军长。
早在淞沪会战的炮火纷飞中，他就曾亲自率领51师夜袭日军在虹口的坚固阵地，以"刺刀见红"的悍勇作风赢得了"善攻之将"的威名，在军中声名鹊起。
在俞济时升迁离任后，74军军长的人选一度引发了军内外的广泛争议与讨论。
若论资历，58师新任师长廖龄奇、57师师长施中诚都有资格角逐这一重要职位；但若论战功，王耀武在万家岭战役中成功围歼日军106师团的战绩则更具说服力与分量。
经过慎重考虑，国民党军于1939年6月正式任命王耀武为74军第二任军长。
这一战略性决策既源于他在战场上的表现，也得益于他对部队凝聚力的塑造方式：他打破了嫡系与杂牌部队之间的传统藩篱，将原本属于北洋系统的57师的施中诚部融入74军整体作战体系，使"三五部队"渐渐地蜕变为攻防一体的主力部队。
这次人事更迭后，王耀武接任74军军长伊始，便开始大力推行"以战代练"的实战方针，在第一次长沙会战的烽火硝烟中大胆采用侧翼包抄的灵活战术，成功在上富镇切断日军的关键补给线，迫使日军指挥官冈村宁次不得不放弃进一步的进攻计划。
在王耀武麾下，李天霞、余程万、蔡仁杰等人，也在锤炼中产生了与俞济时、冯圣法截然不同的进攻性指挥风格与战术，到1939年年末74军已经完成了从一支主要依赖阵地防御的传统"主力军"，向一支擅长运动战、机动歼敌的战略机动兵团的蜕变，为其后来在上高会战中重创日军34师团埋下伏笔。
王耀武升任军长，冯圣法黯然离开，这一次变动并没有削弱74军的内部凝聚力。
王耀武虽然不是出身于黄埔一期，却凭借着"只问战功，不论出身"的用人原则，将保定系的施中诚、黄埔系的李天霞和余程万等各派系将领有机整合到一起，成为了“三五”部队后来对日作战的伊始。
来源：凝眸观史，流沙万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