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八路军发起的“百团大战”胜利以后，日军马上对我华北抗日根据地开始了轮番的大扫荡。1942年4月初,敌人以万余兵力从平汉路东的几个据点出发，自西向东地用所谓"篦梳战术”对冀南区的南宫、冀县、威县、清河一带进行大扫荡，企图将冀南区党委等首脑机关驱至运河西岸，加以
1942年，毛主席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发出号召“咬紧牙关，度过今后艰苦的二年。”《黎明报》就是在这极度艰苦的岁月中，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诞生的。
我八路军发起的“百团大战”胜利以后，日军马上对我华北抗日根据地开始了轮番的大扫荡。1942年4月初,敌人以万余兵力从平汉路东的几个据点出发，自西向东地用所谓"篦梳战术”对冀南区的南宫、冀县、威县、清河一带进行大扫荡，企图将冀南区党委等首脑机关驱至运河西岸，加以歼灭。我抗日军民识破了敌人的这一伎俩，分别向南、北转移，粉碎了敌人的阴谋。时过不久，到4月29日，敌人纠集了数万兵力，用所谓“铁壁合围”的战术，又向我冀南区首脑机关所在的南宫、冀县一 带，以及附近和县区发动“扫荡”。我军事先不了解敌人的新战术，仍以平时作战的方式对敌人进行反扫荡，因而损失严重。在突围中，冀南军区政委刘志坚同志和冀南行署秘书长艾大炎同志被俘（次日被我军救回），溢北军分区司令员李铁林同志英勇牺牲。“四·二九”扫荡后，日军紧接着于5 月1日在太行和冀中仍以“铁壁合围”的方式进行更加残酷的大扫荡，左权、李力等同志就是在此次反扫荡中壮烈牺牲的。 经过日军此次大扫荡，冀南、冀中等抗日根据地被日军占领，一时碉堡林立，公路成网，沟墙纵横，日军气焰极为嚣张。
由于环境的恶化，作为冀南区党委机关报的《冀南日报》被迫停刊。冀南区党委决定，在一分区（包括大名、漳河、魏县、武安、元城等县）办一份报纸，定名为《黎明报》,并决定1942 年10月创刊出版。冀南区党委通知我不再去太行学习，筹备出版工作。于是我就到了一分区的漳河县南部。原在《冀南日报》工作的胡再白同志、和柯同志也来到这里。胡再白任社长，我与和柯同志任编辑（1943年初，胡再白调走，调来李平之任社长，我任总编辑。1944年，李平之也调离《黎明报》），先后又从部队调来董武魁同志担任刻写，贾曰义，刘进财、岳永明（此三位同志都是经过长征的红军战士）担任报务。后来感到人手太少，先后调来了叶峰、田辛甫任编辑，冯丹林（女，后改名为王敏之）做译电工作；吸收了我们房东一位叫申宗义的同志到报社学习译电；还有油印员殷富同志。创刊之始，报社总共八个人，以后逐渐增加到十几个人。
开始创刊，首先遇到的是办报本身的困难。一是缺乏经验。胡再白、和柯同志虽在冀南日报社工作过，但只是做过一般的编辑工作，对于报社的全面工作不熟悉。我虽然在冀南青年抗日救国总会青年社办过《冀南青年》《少年与儿童》，但是报纸与刊物形式不同，办法也不一样。《黎明报》第一期的稿件凑齐后，需要画个板样，以便刻印。如何画呢？没有见过。我画了一张板样，几篇稿子，转来转去，上下衔接不上，不是字多容纳不下，就是字少留下空白，费了半天力气也不行。我和董武魁同志研究来研究去，还是画的不象样子。整整干了一天，急得满头大汗。快天黑的时候，我忽然想：画一张格子纸，一个格子一个字，按照字数多少划分版面面积，不就好了吗。于是，我们把格子纸画了出来，经过几次试验，总算成功了。
二是缺乏办报所用的器材设备。办报纸，最起码得具有纸张，油印机、钢板、蜡纸、油墨和收发报机。可我们只有一块钢板，还是董武魁同志从部队带来的，其它东西都没有。怎么办？由于敌人封锁，不能到敌占区去买，只有暂时借。油印设备等是分别从一军分区、青救会、妇救会等单位借的，收发报机是由贾曰义、岳永明到他们原部队借来的。
三是缺乏稿源。由于出版时间紧迫，还没有来得及建立通讯联络组织，稿源不足，报社本身又没有专门外勤人员，我们只好一个入当两个人用，出门当记者，回来做编辑。我常常白天出去 采访，晚上将稿写好，有时因时间来不及写成稿件，则将采访来的消息直接刻在蜡纸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报社没有专门负责油印的人，差不多每期我都帮助推油印滚子。没有专门送报的人，炊事员往往将饭做好后又去送报，如此等等。1942年10月 15日，《黎明报》如期出版了。以后随着条件的改善（如通过商人从敌占区购得纸张、油印器材等），报纸由单一的黑色，逐步地能用石印油墨套印红绿或红黑等色，很受读者欢迎。除反扫荡以外，一般坚持三天出一期。
1942年一分区的秋季战役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收编了地主武装和土匪队伍，一些小炮楼的伪军被置于我军的控制之下。只要他们遵守“约法三章”（1.必须给我们送情报；2.保证驻地的党政军机关的安全；3.不准骚扰老百姓），他们的给养由我方全部供给。但是初建的根据地并不巩固，而且回旋余地狭窄，日军的扫荡并未减少。因此，报纸出版困难重重。《黎明报》出版的初期，报社随部队转移，差不多每天都是白天办公，夜间行军。
1942年11月初，从敌据点传出消息：敌人要到根据地的中心地带进行扫荡，我们随部队转移到河南省内黄县北部的张二庄（伪军炮楼所在地）。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李刺同志对我说：“这个炮楼的伪军是被咱们控制的，报社可以到那里去出报，巳经通知他们了，同意报社马上进去，保证安全”。于是我们报社的部分同志便住到这个炮楼上，继续办我们的《黎明报》。此时，炮楼上的伪军果然遵守着我们订的“三条”，不敢越雷池一步。
在张二庄的日子里，我每天到炮楼上编写稿件，画版样子，利用休息时间跟值班的伪军士兵聊天。有一次我对一位叫张保义的士兵说：“你为什么当这样的兵？”
他说：“家里很穷，想挣几个钱养活老娘和一个妹子。”
我问他挣了多少钱？他说一个钱也没挣下。问他为什么？他说：“上边不给发饷。”
我问:“当官的待你们好不好？” 他摇了摇头。我说：“我家也很穷，为了将来过好日子，才离开家打日本鬼子。希望你能离开这里，如不愿当八路军，当个好老百姓，也比当这个兵强。不然，将来你的后代也会骂你的了。”他点了点头。过了几天，炮楼上再也没见到他，可能是开小差了。
我们在张二庄伪军炮楼上办报的十几天当中，内黄的敌人几 次路过这里去漳河南部根据地进行扫荡，他们都没有发觉也没有想到这个地方竟住着一个《黎明报》社在出版抗日的报纸。任凭敌人如何扫荡，而我们却稳坐钓鱼台，照常出我们的报纸。
1942年12月初，分区领导派一位姓李的情报人员告诉我们，说大名等据点的敌人近期要到申庄（我们的住地）、小王庄（一专署所在地）一带进行扫荡，要我们马上转移到申庄东北方向的汤村去。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去出报，比较安全，因那里是日军的所谓“爱护村”。他还说他巳经和汤村的村长说好了，欢迎我们去。
我们接此通知后，即刻整装出发。行前将电台的一切器材和印刷设备等分配给每个人，让大家确保这些器材设备的绝对安全。
由于漳河泛滥，从我们住地申庄出发到汤村，中间有五、六里宽的泛区。正值严冬，水面上结着一层厚薄不等的冰。同志们每往前走一步，必须用脚将冰层踏破一个洞，脚着了地，才能再往前走。越往前趟水越深，由膝及腰，眼看快到岸边时，水巳没了脖子，人们的衣服全都湿了。胡再白将电池举在头顶上，小心翼翼地往前移动。在上岸时，人们感到身体特别沉重，原来大家的衣服都结了一层冰，硬梆梆地不能打弯，走起路来喊醐作响，成了十二个“冰凌人”，我们迈着艰难的步伐，好容易到了房东家里。房东见到我们，好象久别重逢的亲人一般，马上抱了几捆秫秸让我们烤火。火大冰消，浑身的水顺流而下，犹如在洗温水澡，好不痛快!
第二天东方刚发亮，几个报务员同志就把收发报机安装好， 怕在房顶安天线被敌人发现，就将电线围着房子墙根绕了一圈。 岳永明同志摇着马达，贾曰义向外发报，不一会，与延安新华通讯社取上了联系，开始了正常的工作。
在汤村的日子里，没有敌人扫荡的威胁，倒很安全，只是精神有些紧张。申村的日本兵出操的口号声和脚步声，都听得很清楚。日本军官天天早晨带着一些士兵，从我们住的房子后面墙头外边走过，到水边的麦苗地里用机枪打大雁。我们在墙头的缝隙里看得很清楚，相距不到两步远。但是他们万没有想到在他们鼻子底下，竟有一份共产党的报纸在那里出版，传播着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传播着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同日军斗争和生产渡荒的胜利消息。
我们在汤村日本侵略者眼皮底下住了一阵子以后，第二年（1943年）转移到漳河南部的李庄。此地属于游击区,但当地群众拥护八路军，所有的大车道都挖成了交通沟，便于抗日军民活动。
我们在这个地方，每天都准备“跑反”（即反扫荡），所以报纸的出版工作都得在夜间进行。白天，除了“跑敌情”，就是分散到群众当中，或采访或帮助群众劳动，有时到村外的坟地或道沟里，学习或者缝补衣服等，以防敌人的突然包围。
进了五月后，敌人扫荡开始频繁起来，规模也一次比一次 大。五月二十四，五日，敌人要扫荡的情报先后从四面八方传来。二十五日晚饭后,我和李平之同志对敌情进行分析：1.根据以往的规律，敌人一集结兵力，总不出两三天就要出动。所以敌人扫荡可能是明后两天的事。2.敌人在四面据点里增兵，扫荡的目标很可能是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做此分析后，当晚即决定几点：1.今晚停止办公。 2.夜两点吃饭，三点岀发。3.向东北方向转移，远离根据地中心地带。安排好后，大家都去休息。次日凌晨一点多，炊事员老李就把饭做好了。大家都按时吃了饭，收拾好电台及油印设备等所有的家当，由我带队出发了。
我们十来个人开始了夜行军。由于这支队伍经过了多次反扫荡的锻炼，都有了经验，既沉着又勇敢，个个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一气走了十多里，没有一个掉队的。黎明前路过一条南北方向的道沟。当临到道沟西沿时，只听沟东沿一个伪军发出嘶哑的叫声:“干什么的？”
我答他“老百姓。”
他又喊叫：“过来！过来! ”
我向跟在我后面的人小声说：“不理他，冲过去!”大家不顾一切地跳下沟，又从敌人北侧约十几步的地方过了沟。当离开道沟一百多米远的时候，东方巳微微发亮，回头一看，原来是一股约一百多人的敌伪队伍在那里趴伏着，可能是等候前进的命令。看到这种情景，同志们加快了步伐。又走了五，六里路，天已大亮。忽然看到从东南方向往西北方向去的一大股敌人约有五、六百人，其中还有几个骑马的指挥官。同我们的队伍正形成二字形，相距约半华里的样子。我向大家说：“走慢点，但不要停，要沉着。他走他的，咱走咱的。”当这股敌人走过去后，大家才松了口气。
太阳偏西了，大家又饿又累，往哪里去呢？我问申宗义:“你 是此地人，附近有没亲戚？先找个地方让同志们吃点东西。”他说他的奶母就住在前边的张辉屯，于是我们就到了那里。第二天，我让炊事员老李（他是李庄人）回去打听消息。他回来说李庄没有受损失，听说小王庄一带打得很激烈。过了几天，当我回到小王庄一带的时候，从地委一位同志那儿得到消息：专员解蕴山同志和地委组织部长杨洪涛同志等被敌人抓到申村据点，当天就被敌人用铡刀杀害了。报社的同志们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无不义愤填膺，都坚决表示：一定把报纸办好，为死难的烈士报仇!”
1943年“五·二六”敌人大扫荡以后，我们报社即转移到魏县的东南温村，以后又到大名县城北的小韩庄，在敌情严重时，又到了大名城东北的水区王乍村等地。在这些地区住的时间里（1943年下半年到1944年上半年），不仅敌情严重，而且还遇到可怕的水、旱、蝗虫等自然灾害。当地军民生活极度困难，我们报社的同志也毫无例外。1942年，有的地区大旱，颗粒无收: 有的地区雨水过多而发生水灾。次年所有发生过水灾的地区，又普遍发生了蝗灾，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穷苦人家，不用说糠菜， 连树叶、树皮也吃得光光的。抗日政府虽然采取了多种救灾措施，控制住了人口的大量死亡，但是老百姓的生活依然非常困苦。报社同志们在很长时间吃的是绿豆掺糠和野菜等。下面仅举两例，即可看出我们这段生活的艰难。
报社刚从漳河南部转移到魏县的东南温村，入地生疏，当地灾荒严重，在转移时带来的一点粮食，仅够吃两三天的，面临着断炊的危险。我拿着黎明报社的介绍信和一条口袋，到魏县县政府去要粮食，落了空。拿着县政府的条子到当地区政府去，区政府也同样开了个条子，让我到几个村子去。从上午到天将黑，把几个村子走遍了，一粒粮食也没找到，空手而归。没办法，我们就把剩下的几升谷子磨了，喝谷面糊。就这样，三天的粮食吃了五天。眼看连糊糊也喝不上了，县政府派人送来了一些黑豆饼和几升谷子。我们每天每人就分一小块黑豆饼啃着吃，把谷子磨成面掺着菜吃。生活虽然如此之苦，但同志们的情绪是高昂的，从不叫苦，照样坚持工作。
1942年，漳河大肆泛滥，沿河大部良田被淹。第二年夏季，水刚刚撤出，人们即在泥土里用犁隸（专门在泥士中播种的一种农具。用它将泥划开一个沟，籽种落在沟里，不用埋）播种扁豆、谷子等。我们报社的同志每到一地，就帮助群众播种。人们好容易将种子播上，等苗长出来，被淹过的地里到处钻出一堆堆象牛粪滩似的蝗蛹。每一滩少者有数百只，多则上千只。这些蝗蛹很快就变成飞蝗。长得很好的一块庄稼，一夜之间，被吃得成了光杆。
在这种毁灭性的灾荒中，人们为了活命，凡能入嘴的东西都吃过了。蚂蚱，老百姓吃，我们也吃。同志们帮助群众捕蝗，将捕得的蝗虫放进大口袋里背回来。大家一齐动手，将蚂蚱的头部，翅膀和腿去掉，洗一洗放在锅里炒。当炒到红褐色的时候就弄出来，大家一碗一碗地吃起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和群众一起，渡过谁关，坚持办报。
1942年，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皖南事变”以后，冀南一分区除了敌情更加严重以外，还有严重的灾情，致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受到严重威胁。根据这一情况，当时《黎明报》的宣传方针是： 1.反对希特勒及其轴心国德、意、日法西斯集团，支持以苏联为首的反法西斯阵营；2.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宣传敌后和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英雄事迹；3.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反对任何反人民的反革命行为； 4.宣传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重点是冀南一分区军民团结抗日、互助生产和战胜自然灾害取得的胜利；5.宣传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减租减息等各种斗争。
《黎明报》是一张油印报纸，三日刊，四开版，在正常情况下出四个版，有时出两个版或六个版。一版是要闻版，经常刊登国际、国内和地方的重大新闻；二版是地方新闻，其中包括当地军民抗敌斗争、生产、救灾等方面的成绩和经验；三版是国际国内的时事新闻；四版属于副刊性质，经常刊登抗日救国和生产救灾的通讯、诗歌、短篇文艺作品等。
在时事政治方面，《黎明报》经常传播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中取得的胜利；传播东线苏联红军和西线盟军取得的每一个重大胜利；宣传国内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和国统区人民反对日伪军英勇斗争的事迹；宣传漳河两岸我军民秋 季战役的胜利等。它还经常转载延安播发的《半月国际述评》和本报对某些时事的评论，使读者能及时地系统地了解世界和本国的大事。
《黎明报》经常用大量篇幅介绍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生产渡荒的情况和经验。
1943年，《黎明报》用了相当的篇幅报道了冀南一分区一些地方的地主夺佃和佃农反夺佃的斗争。大名、漳河、魏县一带，土地集中，百分之七、八十的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里。一到这些地方，不问就可以看出，凡房上筑有了望楼的住户，都是地主，其周围一些矮小的房子，都是佃户。在严重灾荒中，这些地方的地主，把多少年的佃户辞退掉（叫做“退佃”或“夺佃”），另租给他们的亲属或亲近的人耕种，使广大佃农生活无着。在抗日政府的领导下，广大佃农对地主展开了一场夺佃与反夺佃、实行“永佃权”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广大佃民无不欢欣鼓舞。
与此同时，对一分区各县贫苦农民群众，向地主开展的赎地与反赎地（地主用极其少量的物品和钱买穷人的土地）的斗争，《黎明报》也作了一些报道。
《黎明报》从1942年10月15日创刊，到1944年8月4日与《人山报》合并的前一天截止，共出版了134期。虽然办报时间不长，出版的期数也不很多，但它是在最艰苦的环境中岀版的。它真实地记录了冀南一分区的一段历史。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敌据点不断被我拔除，抗日根据地日益扩大，冀南南部地区之间分割的局面巳不存在，一、三分区巳基本上连成一片。在这种情 况下，一、三分区的行政专员公署于1944年8月上旬宣布合并。随着一、三专署的合并，《黎明报》于8月4日出版了最后一期 （第134期）报纸以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即与《人山报》合并在一起。
来源：牛栏咖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