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司令员，晚上八点零五分，一包‘废纸’到了！”1942年12月14日的寒风掀开门帘，通信员的声音带着几分不解。粟裕抬头，“放下看看。”简单一句，把故事拉开了帷幕。
“司令员，晚上八点零五分，一包‘废纸’到了！”1942年12月14日的寒风掀开门帘，通信员的声音带着几分不解。粟裕抬头，“放下看看。”简单一句，把故事拉开了帷幕。
那一年，华东的战局并不好看。太平洋战事扩大，日军急着把长江下游变成稳固的后院；在苏南、苏中一线，新四军常被迫在稻田与水网之间挪动，部队补给时紧时松，战斗节奏却一刻也没停。别说电台，就连描图纸都得反复擦写才能省着用。情报，是最奢侈也是最便宜的资源，奢侈在获取艰难，便宜在它往往装在不起眼的口袋里——今天的“废纸”正是如此。
那堆报纸来自上海的日本书店，负责人是地下交通站的一位绰号“老鼠”的同志。他先用三轮车把报纸运到法租界，再由轮渡转送到如皋，沿途经过八个接头点。每到一站，护送者都用麻绳将整包扔进一筐咸鱼里，一路腥味熏人；可就是这股味道，才帮它在日伪的鼻子底下混过去。不得不说，地下工作有时比前线对射更考人。
报纸铺开，纸面略带霉点。通信员只认得片假名，根本摸不着头脑；粟裕却蹲在煤油灯前，一页页翻。灯芯频闪，那双细长的眼睛像扫描仪一样扫过每一行。他的日语水平谈不上流利，可军事名词认得不少。“長江下遊”“鹽”“綿花”“至關重要”——几个词频繁出现，足以让人警觉。有意思的是，文章里还引用了帝国陆军参谋本部的内部通报，说要把“重点胶着地带”转移到“江北盐棉产区”。粟裕轻声咕哝了一句：“盐棉，还是盐棉。”简单的两个汉字，道破了日军的算盘：盐是部队腌制食品的必需品，棉花更直接关系到军装和野战包扎布。谁掌握物资，谁就有主动权。
旁边的副官忍不住问：“公开报纸会不会是烟雾？”粟裕摇头，他记起情报处同志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日本人自尊心强，国内报纸更愿意吹嘘即将到手的猎物，而不是故意放冷箭”。再说，真是假情报，把部队机动开了最多走冤枉路；可如果是真的，错过准备时间就得拿生命补课。权衡利弊，一合算便豁然明朗。
夜里十点，紧急会议在窄小的司令部院子里开始，墙角炉子烧得劈啪作响。粟裕简要把报纸上的关键信息捋了三条：一是日军在苏南连月作战，伤亡与补给消耗大；二是苏中物资重要且河港众多，适合海军配合陆军实施两栖围剿；三是“清乡”政策准备由汪伪主导，目的在于以华制华、减少日军伤亡。“敌人要省力气，我们就让他费力气。”一句话勾勒出反“扫荡”的基调。
会场里有人低声嘀咕：“500多人机关裁成70人，会不会太猛？”粟裕摊开手掌：“干部多，坐在桌边写报告；干部少，就被迫下去带队伍。离开老百姓半步，你们试试还能活几天？”话音一落，不少干部脸红。随后定下七项动作：精兵简政、分散隐蔽、干部下沉、秘密交通、破路掘桥、统战上层、建立锄奸队。条条具体，却无一脱离“群众”二字。
第二天拂晓，一队队机关人员背起干粮袋，从黄昏才敢出门的小巷里钻入芦苇荡，在白茫茫雾气中与渔民的脚程混作一片。军分区的文书被派去做交通站联络员，他笑称自己终于“转正上前线”。主力部队则拆成若干小分队，每分队配一条小木船，白日假扮打渔，夜间横渡河汊实施袭扰。有人会问，这么散，会不会失控？答案是“群众情报网”。每条河口都有船家挂一盏红灯或白灯，灯色就是暗号；敌情、粮情、伤病情统统写成纸条塞进竹筒，顺水漂到下游，效率不比电台慢。
值得一提的是，盐工的配合起了关键作用。东台、兴化一带的晒盐场本来由汪伪盐务署看守，盐工早被勒令纳税，苦不堪言。新四军干部借机组织盐船队，把部分盐偷偷运出，换回药品和棉纱；剩余盐埋进池底，敌人来了只能看到一片水光。日军少盐，干粮就难保鲜，连行军都缩短到白天。此消彼长，效果肉眼可见。
1942年12月20日清晨，日军第65师团一个大队在泰州登陆，号称“扫荡苏中歼灭新四军主力”。他们沿公路向姜堰推进，机枪架在货车上，扬尘一路。等到傍晚，公路前段已被民兵挖断，水沟里插着一排削尖的竹签。带队的少佐愣神：“地图上明明是大路！”后面的一句“八嘎”刚出口，一颗掷弹筒炮弹落在车队侧翼。粟裕没让主力摆正面僵战，而是靠夜行小分队穿插偷袭——把日军逼回公路，再集中火力打车队，效果胜过面上决战。
与此同时，汪伪政权发布的《清乡工作训令》被一线基层视若儿戏。地方保安队里有人暗中把训令复印两份递给新四军。训令要求“每乡每户绘制户口卡片”，粟裕干脆指导乡政人员把卡片写成“无人”或“外出经商”，日军来查只见空房。几回下来，“清乡”小队惊觉根本抓不到“匪军”，只能押走几条老黑狗充数，荒唐得很。
战斗进入1月，苏中雨多，道路泥泞，新四军将避实击虚的原则用到极致。日军据点常被围而不攻，只要夜里火把一乱，守军遥望四面皆夜色，好像处处都有部队；一旦仓促出击，埋伏的轻机枪立刻开火，打了就跑。好几位日军中队长被绕得心态失衡，竟在日记里写下“敌踪似鬼魂”的抱怨。不可否认，小股部队的压力也不小，连续行军经常滴水未进，靠着老乡一碗米汤续命，凭的就是对“集中围歼”四字的理解——敌人集中，就逼他分散；敌人扫荡，就迫他扫空。
1月末，新四军先后夺回兴化、宝应、东台外围十余处守备据点，缴获弹药、被装不计其数。最抢眼的是日军一箱银元，据说本来用来收买乡绅；没想到银元落到苏中区党委手里，被立即送去换药。战役结束时，敌方伤亡两千余，新四军主力伤亡不到三百。统计数字冰冷，可最能说明准备的价值。若非那晚的“废纸”提醒，苏中恐怕要多付出数倍代价。
很多年后，参与运送情报的“老鼠”在回忆里写道：“那趟路其实不算远，危险全在看不见的地方。”这句话也能当作对整个战役的注脚：胜负从来不仅仅写在枪口上，它往往潜伏在一张边角卷曲的报纸里。日本人自负，看似无意流露的几行小字，最终让他们在水网平原上尝了苦头。而粟裕之所以能拨开烟雾，靠的不是天赋异禀的日语，而是对敌情、地情、民情三者关系的反复推敲——把苏中看成一座会呼吸的堡垒，把情报看成点燃反击的火花。
战争走远，但逻辑依旧：情报为先，准备为要，群众是根。1942年的苏中证明，哪怕弹药和装备不足，只要“脑子带电”，照样能让强敌吃瘪。对那些仍在研究近现代军事史的人来说，这段往事与其说是传奇，不如说是一份可复制的作战思维。
来源：楚风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