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体重管理、身材焦虑与“美”的定义等话题在社交平台上持续引发热议。肥胖人群似乎唯有通过减重才能获得尊重与完整的人性，而在追求“瘦”的过程中，一些人甚至对进食障碍（ED）形成了病态化的认知。种族、阶级与性别矛盾早已潜移默化地渗入个人身体的审美体系，健康与肥

编者荐语：

近年来，体重管理、身材焦虑与“美”的定义等话题在社交平台上持续引发热议。肥胖人群似乎唯有通过减重才能获得尊重与完整的人性，而在追求“瘦”的过程中，一些人甚至对进食障碍（ED）形成了病态化的认知。种族、阶级与性别矛盾早已潜移默化地渗入个人身体的审美体系，健康与肥胖的界限被社会与资本不断重绘，并附加上价值判断与道德意涵。本文以美国达勒姆“世界节食之都”的形成历程为例，揭示肥胖管理如何在政治、经济与社会话语的交织中，构建出以“瘦”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并通过时间框架与空间排斥，将瘦身固化为一种制度化的“治愈”目标。对照国内当下的身材焦虑与健康产业热潮，读者可由此洞察全球化语境下，社会与资本如何调动公众的关注乃至恐惧，以强化身体规训与权力运作。

“世界节食之都”的减重、治愈与时间性：北卡罗来纳达勒姆的肥胖规训

摘要：

本文指出，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借助节食产业及其“世界节食之都”的城市身份，将自身塑造为减重福地。基于20世纪30至80年代的档案资料，笔者追溯了该地节食产业的发展史，并借鉴相关研究，将减重理论化为一种旨在从个体身体中消除肥胖、并将肥胖人群排除在未来之外的“治愈”手段。结合城市地理学与批判性肥胖地理学的视角，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反肥胖主义与场所在不同尺度上的相互建构。通过考察米饭疗养屋及达勒姆更广义的节食景观，揭示特定场所如何承担对肥胖身体的时间与空间规训。关注这些场所，有助于理解反肥胖“治愈”如何塑造用于规训肥胖人群的城市空间，并在想象中构建出一个没有肥胖的未来。

作者简介：

Annie Morgan Elledge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文献来源：

Elledge, A.M. (2023). Weight loss, cure, and temporality in the "Diet Capital of the World": Disciplining fatness in Durham, North Carolina. EPD: Society and Space, 42(1), pp.129–146 .

本文作者： Annie Morgan Elledge

引言

1939年，沃尔特·坎普纳博士在杜克大学医学中心创立“大米饮食法”，原用于治疗恶性高血压，要求患者长期食用白米和新鲜水果，以降低钠和胆固醇水平。其显著的减重效果，使该方法迅速从医疗手段转化为减肥方案，并在20世纪40至80年代吸引大量寻求减重者迁居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推动当地节食产业兴起，并为其赢得“世界节食之都”称号。尽管米饭节食中心于2012年关闭，其在经济、社会与城市形象上的影响仍然深远。

大米饮食法的历史与实践揭示了场所、未来性与肥胖之间的联系。民俗学家琼·伦弗罗·安斯波曾是坎普纳博士的患者，她回忆道：“在杜克大学医学中心，我们要接受为期三天的初始医学检查，包括X光、心电图、血常规，甚至还有测定脂肪饱和血液中氧含量的气体检测。医学摄影师会为我们拍摄治疗前的照片，而治疗后的照片只有当达到目标体重才能带走……检查结束一周后，每个人还会收到一封‘死亡预警信’。信中强调，除非我们坚持大米饮食法，毫无异议地完全严格遵循，直至达成目标，否则将会过早且痛苦地死去。”（Anspaugh, 2001: 106）

这封死亡信，正是肥胖人群被导向“其身体不存在未来”的一个例证。肥胖人群被强制要求只活在未来，却始终被剥夺接触任何关于这种未来的文化想象的权利。这种时间悖论造就了当下的处境——它促使肥胖人群通过减重为自己争取一个未来（Crawford, 2017: 448）。凯弗（2013）指出，这种“治愈性未来”需要一个特定场所，容许人们渴望或通过“治愈”消除肥胖。在信中，未来成了这样一种时间维度：患者要么达到了“目标体重”，要么因肥胖而“痛苦地”死去。在此设定中，消除肥胖是必然要求，而这又直指对肥胖人群自身存在的消除。这使大米饮食法得以通过空间化来控制和规训肥胖人群及其身体。 达勒姆“节食之都”的定位，在其美国南部城市的背景下具有特殊意义。南部常被塑造为“充满油炸与高糖食物景观”的肥胖空间（Eaves, 2017），并与“经济负担”“社会落后”“道德失败”等标签相连（Jansson, 2017）。这些刻板印象与反黑人情绪、阶级歧视交织，使之被视为亟须管控的区域。在此背景下，达勒姆不仅被用来规训个体身体，也象征着对整个地区的“治愈”，从而为研究反肥胖主义、场所建构与未来性提供了独特窗口。理论背景（一）时间性与肥胖

批判性肥胖地理学的诸多研究阐述了肥胖人群在日常活动空间中的生活体验，并结合女性主义与批判种族地理学分析肥胖的身体表现与场所建构。然而，此类研究对反肥胖主义的时间性特征关注不足。综合考察空间与时间维度，可为理解肥胖规训提供新思路。本文特别关注体型和时间的规范性理想如何通过节食与减重等规训过程限制肥胖人群的未来。

艾莉森·凯弗（2013）指出：“未来性常被置于治愈的语境下构建，这种时间框架将残疾人排斥在时间之外，或将其视为阻碍进步进程的障碍”（第28页）。她所提出的“治愈性未来”，对探讨肥胖研究中的时间性尤具启发意义。反肥胖主义将“肥胖者视为历史本身——也就是说，在我们迈向看似不可避免的光明未来时，他们是必须被摒弃的过去”（Levy-Navarro, 2009: 18），并借助与进步叙事绑定的未来愿景固化这一设定（Rodier, 2015）。这种单向度未来观将肥胖视为威胁，其逻辑是将肥胖身体构建为需治愈的对象，进而要求消除肥胖人群。相关批判性研究显示，“无未来”逻辑同样存在于反肥胖话语中：健全主义和反肥胖主义共同将肥胖的未来塑造成被脂肪、疾病、不适“缠着”的状态（Jeffery, 2019），当下遂成为通过“治愈”确保未来的阶段。

通过对肥胖未来的消除，瘦成了一种“治愈”。而这种所谓的“治愈”，根植于以彰显权力为目的的种族主义与父权制隐喻之中。凯弗（2013）指出：“在这种治愈时间框架下，唯一被认可的残疾心智/身体是已被治愈或正在走向治愈的”（第28页）。在健全主义与反肥胖主义主导的语境中，残疾人和肥胖者要想拥有未来，就必须追求那些旨在将其心智与身体标准化的“治愈”手段。哈里森（2021）则将“瘦”视为试图奴役并消除肥胖的制度性机制，并认同“追求瘦的行为可被理解为一种以消除肥胖及其群体为目标的治愈实践”这一观念。

肥胖研究认为肥胖身体的道德化与医疗化深植于反黑人情绪（Harrison, 2021；Strings, 2015, 2019）、厌女症（LeBesco, 2004）、阶级歧视（Choudhury, 2021）和健全主义（Mollow, 2015）。斯特林斯（2019）将反肥胖主义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及新教传播联系起来，认为肥胖恐惧症成了“一种利用身体来构建并合理化种族、性别与阶级等级制度的表征”。她指出，“种族理论将肥胖与黑人特质关联……将瘦与白人特质关联”，而优生学家与种族科学家则将瘦视为“白人种族存续”的关键（Strings, 2019），强化了瘦的白人身体与胖的黑人身体的对立存在。对白人而言，“治愈”既是一种可获得的选择，也是一种义务——他们必须接受并追求治愈，以远离被视为道德可疑的黑人身体。在此语境下，白人身体的肥胖会威胁到所谓“白人种族的优越性”。因此，要理解白人对瘦的追求，应贯穿结合其对白人至上主义全部利益的维护。

凯弗（2013）还认为，“治愈”由多种“标准化治疗手段”构成，以同化残疾的心智/身体。（第28页）。反肥胖规训技术亦可视为应对“肥胖威胁”的“治愈”手段，包括BMI的临床使用（Anderson, 2012）、限制性节食（Besio & Marusek, 2015；Lee, 2020）、减重治疗（Parker, 2014）以及胃旁路手术（Boero, 2012）等。女性主义地理学者指出，空间发展在身体管理与控制中扮演关键角色。“治愈”肥胖需要依托减重机构、节食餐厅和健身工作室等特定场所的支撑。因此，本文将以米饭疗养屋和达勒姆更广义的节食景观为两个例证，展示反肥胖主义如何催生并利用这些场所，将未来想象落实到空间之中。

（二）作为“治愈”的节食景观地理学关于肥胖的研究常将体型与建成环境联系，关注“食物荒漠”、绿地空间匮乏、快餐广告等对居民BMI的影响（Egli et al., 2019; Shannon, 2014; Townshend and Lake, 2009）。批判性肥胖地理学指出，这些关联往往建立在对瘦体型的标准化基础上，将肥胖身体定义为建成环境中的“过剩”（excessive）（Evans et al., 2012; Guthman, 2011; Pritchard, 2014），强化了肥胖人群“在日常场所中格格不入、不受欢迎”的观念（Hopkins, 2008: 2115）。这种空间排斥逻辑既存在于健身房（Windram-Geddes, 2013）、服装店（Colls, 2006）等小尺度场所，也延伸至国家尺度（McPhail, 2009）。与将这些场所理解为“对健康的塑造与监测均具有不可回避的问责性的空间”不同，本文将之视为管理和规训肥胖身体的“空间修补”。

事实上，现有研究较少直接探讨城市本身作为反肥胖“治愈”场所的情形。增田与布克曼（2018）认为，“社区品牌化已越发频繁地被用作政府干预城市政治经济领域的策略之一”（第166页）。当某地被标记为“肥胖”或“不健康”时，其居民常面临政策规训（Herrick, 2009），城市也因此被迫推行反肥胖运动（Evans et al., 2012）。节食产业的经济影响力不仅推动了对“治愈”的追求，还在将其固定于特定场所和物质空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鼎盛时期，达勒姆的节食项目年收入达650万美元（McPherson, 1980a），凸显反肥胖主义如何渗入城市景观，构想更“瘦”的未来，并通过各类减重项目向居民与游客售卖这一未来。节食产业从“治愈性未来”中获利，该未来将肥胖视为城市发展的威胁。产业扩张则主要依赖政策与资本流动的支持，从杜克大学附属医院到街头节食门诊，反肥胖“治愈”逐渐成为达勒姆物质景观的标配。

本文余下部分将探讨城市如何通过节食与减重塑造形象。选择达勒姆作为案例，缘于其在节食产业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围绕节食构建城市的三大特征：其一，通过公开标榜“世界节食之都”的身份，吸引肥胖人群迁入并接受“治愈”；其二，将节食景观嵌入城市肌理，使反肥胖主义经由减重中心、节食诊所等形式在空间上扩散；其三，作为依赖肥胖人群经济投入的产业基地，推动本地节食业发展。本文旨在阐释，达勒姆节食产业的扩张如何造就了一种以抹去和驱逐肥胖人群为前提，却又依赖其资本的景观；并通过以上三种场所构建说明，达勒姆如何在空间上排斥肥胖人群的同时，又将自身塑造为通过节食与减重迈向进步的城市。方法论

历史研究方法在女性主义地理学和肥胖研究中均占重要地位，但批判性肥胖地理学对反肥胖主义的历史及其与场所的关联探讨不足。历史与档案研究可挑战社会、政治与文化范畴的“天然性”假设，揭示权力与差异在时间、空间与场所中的动态演化（Domosh, 2015; Eaves, 2019; McDonagh, 2018; McKittrick, 2006; Olson, 2017）。肥胖研究者则通过历史分析追溯反肥胖主义与反黑人情绪的发展（Strings, 2019）、瘦体型理想的形成（Fraser, 2009）以及肥胖运动的兴起（Cooper, 2016）。

本文资料主要来自2021年夏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威尔逊图书馆特藏部、杜克大学医学档案馆、北卡罗来纳州数字馆藏及新闻银行数字档案的研究。笔者利用1940至1982年的《希尔达勒姆市名录》与1980至1989年的《波尔克达勒姆市名录》，编制了达勒姆节食行业的67家机构清单，并在各类数字与纸质档案中检索相关资料。《达勒姆先驱太阳报》和《卡罗来纳时报》构成主要来源，其余美国报纸为补充。坎普纳博士在达勒姆节食行业中的核心作用，使其成为研究重点。

在杜克大学医学档案馆，笔者查阅了坎普纳的私人信件、宣传材料、患者信息及同事的口述史，并获取了安斯波（1993, 2001）的研究与自述。值得注意的是，档案中所呈现的历史叙述，未必能真实反映各类利益相关者、节食患者或达勒姆居民的生活体验。事实上，档案中呈现的大多数达勒姆节食者都是白人、中年且富裕的男性和女性。这说明，档案很可能未能捕捉到达勒姆节食者的全貌，而是突出了特定种族与阶层的“代表性”患者。

在严谨对待档案偏见的同时，笔者考察了达勒姆如何通过种族化、阶层化与性别化的方式将自己推介为“世界节食之都”。这种政治性研究路径的一部分，是承认本人作为一名在档案中开展研究的肥胖白人女性所具有的自身经历，进而由身份立场影响至对材料的选择、编码方式以及从中得出的结论。鉴于此，笔者将采用“肥胖解放主义”视角阅读材料，倾向于将节食行为理解为规训手段而非健康干预措施。“节食之都”的建构达勒姆“世界节食之都”的历史，始于杜克大学打造世界级医学研究机构的愿景。1934年，杜克医学院院长弗雷德里希·汉斯赴柏林，邀请以研究恶性高血压著称的沃尔特·坎普纳博士赴美（Walter Kempner Papers and Records），使其成为杜克大学首位兼任教授与医学研究员的学者。坎普纳在研究恶性高血压与急性肾炎的过程中，开发出最初以两周为期限的大米饮食法，即要求患者在此期间只吃白米和水果，以剔除饮食中的蛋白质、盐和脂肪，来降低血压与钠水平。在当时高血压几乎无有效干预且约“90%的患者在确诊后一年内死亡”（Anspaugh, 1993: 26）的背景下，该疗法成为突破。1942年，一名患者连续两个月执行大米饮食法，结果血压显著下降、心脏体积缩小并减重60磅（Anspaugh, 1993: 25），促使坎普纳将之推广至慢性病及肥胖治疗，形成通过瘦身实现标准化的新型“治愈”手段（Clare, 2017）。

到1943年，坎普纳的饮食法已广受欢迎，医学院的床位供不应求，于是第一家米饭疗养屋应运而生。沃尔特·牛顿夫人，一位患者的遗孀，在达勒姆肖尼街自家住宅中接待了大米饮食法的需求者。随着节食疗效的口口相传，来自美国乃至全球各地的患者纷纷奔赴达勒姆减重。随后，护士乔治·史密斯夫人等人陆续开办米饭疗养屋，其中最为长久的是牛顿夫人于1946年在北芒格姆街创办的疗养屋，该机构一直营业至1992年（Newborg & Nash, 2011: 168）。作为集患者住宿、膳食供应和医疗护理于一体的多功能场所，这些疗养屋对大米饮食法的实施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也成为患者交流的社交中心——他们在这里分享坚持饮食法的技巧、组织散步和外出就餐活动、讨论减重目标。饮食法的成功以及疗养屋的运用，为减重机构探索住宿型治疗模式提供了重要范例。

尽管坎普纳的大米饮食法侧重于减重的医疗层面，但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大量“瘦身沙龙”和“健康水疗中心”应运而生，迎合人们对纤瘦审美的追求，开始向希望通过减重改善社交、提升自信、增加情感吸引力的女性推销其服务。这一审美转向反映了当时全美范围内日益加剧的瘦身压力（Schessler-Jandreau, 2009），也将达勒姆的节食景观从医学机构拓展到了更广泛的商业空间。到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减重服务为杜克大学和达勒姆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和声誉。多位杜克大学的教职员工和医生效仿坎普纳博士，转向开发减重项目。60年代末，齐格弗里德·海登博士开始为患者举办每周一次的“节食晚宴”，并据此发展出杜克节食康复诊所（DRC）。该诊所后来演变为杜克节食与健康中心，其提供的服务兼顾减重的生理和行为层面（Green, 1992）。

减重项目与节食机构为达勒姆乃至全美的医生、营养师与投资人带来了巨大商机。这些产业所带来的名气和经济收益，成为推动达勒姆节食景观扩张的动力。尽管不同机构的方法各异，但都将减重作为“治愈”肥胖的手段。1969至1989年间，达勒姆节食相关企业数量增长了两倍。正是这一兴盛，使得减重专家及行业利益相关者，将这座城市冠为“世界节食之都”（Green, 1992）。经过长达二十年的媒体宣传，达勒姆作为减重福地的声誉彻底确立（Gill, 1991；Haac, 1991；Snider, 1973）。

米饭疗养屋与肥胖人群的空间迁移

1943年第一家米饭疗养屋成立之时，达勒姆的多数减重机构要么是商业设施，要么是家庭中的非正式聚会。疗养屋模式将正式节食项目嵌入家庭，由多为中年白人的女性在自宅出租房间经营，并雇佣服务员与厨师。档案虽少见雇员生活记录，但结合当地种族结构，可推测其中不乏有黑人女性参与。然而，媒体与回忆录皆多突出白人女性的工作，凸显其在维系以白人为主患者群体身体规训中的作用。

疗养屋经营者、厨工与服务员协作，为患者准备并供应由专业人员开具的膳食。无论是否入住，大多数人每天至少在此就餐两次，每周费用约100美元（Walter Kempner Papers and Records）。1970年鼎盛时期，史密斯夫人和牛顿夫人运营的疗养屋每日为330名患者供餐（Newborg & Nash, 2011: 169）。经营者会安排坎普纳及其工作人员定期来访，进行称重、尿检，并确保患者严格遵循饮食规定。本节将以米饭疗养屋为例证，说明城市中家庭尺度上反肥胖主义与场所的共同建构。

米饭疗养屋之所以引人注目，还在于其模糊了家庭与医疗机构之间的界限。女性主义地理学者指出，照护发生的场所复杂化了家庭与医疗空间的关系。戴克等（2005）认为，将家庭转变为“照护空间”使私人领域与社会领域的界限在物理与社会层面都被打破（第181页）。这种界限模糊催生了新的“治愈”与规训场所。随着时间推移，疗养屋成为患者生活与节食的核心，人们在其中必须持续自我监控、管理身体。安斯波曾这样回忆坎普纳到访时的高压规训：“他的第一句话永远是‘瘦了吗？’而无论怎么回答都不对。如果瘦了，他会说还不够；在他看来，超过目标体重半磅与超过一百磅同样糟糕。如果不幸没瘦，那必然会遭到他的训斥。”（Anspaugh, 1993: 33）

坎普纳博士的规训行为成为疗养屋的一个显著特征。患者在生活、用餐与社交的同时，也始终处于被监视的状态。由于生活、锻炼、就餐与洗漱、睡眠、社交都在同一处进行，患者的生活完全围绕节食展开。与在医院接受治疗、疗程结束后即可回家不同，疗养屋的居住者见证了自己的医疗空间与家庭的融合。反肥胖“治愈”正是依赖此种独特的空间形态，对肥胖的节食治疗患者进行规训、控制与管理。更具体地说，是反肥胖主义塑造了这些场所。将患者从医院病床迁移至家庭场域，不仅改变了对肥胖身体的空间管理模式，也改变了照护劳动的实施主体。家务劳动的性别化使女性深度卷入反肥胖“治愈”过程。麦克费尔（2009）指出，维持家庭健康的家务劳动多由女性承担，“如果丈夫肥胖，女性有责任采取措施”（第1042页）。在反肥胖话语中，食品选择的增多被视为肥胖风险，家庭主妇被期望通过监控饮食来防范这种“威胁”。在疗养屋，食物既是日常家务内容，也是“治愈”手段。大米饮食法的核心即剥夺选择权——所有餐食统一准备、定量供应，强化了规训功能。

与多数减重项目相似，米饭节食依赖监视与自我监控（Heyes, 2006）。坎普纳与疗养屋经营者决定患者每日食物的种类与分量，照护行为深嵌于规训逻辑。安斯波（2001）记述：“每日热量仅400–700卡路里”（第106页），其影响“立竿见影，类似饥荒早期症状”，具体表现为“剧烈头痛、嗜睡和定向障碍”，也被称为“米饭脑”（第107页）。在追求更瘦未来的过程中，患者需承受副作用，而能“赢得”蔬菜或鸡肉则是最高褒奖。她写道，“我们大多数人在六周内只吃米饭和水果。这之后若血压、血糖和胆固醇等指标全部达标，且经工作人员允许，方可食用蔬菜。到这时，体重已显著下降……而最幸运的‘米饭人’（Ricers，米饭节食者的俗称）每周能吃到两次鸡肉，这是最高的认可”（第107–108页）。

对患者而言，吃鸡肉象征着对未来的美好期待，是“最高认可”的具象表达。能够吃上鸡肉，意味着成功瘦身、各项指标“正常化”。凯弗（2013）指出，有效“迈向治愈”的节食者会获得赞赏（第28页）。然而，这种激励依赖于一种高度可见的空间：奖励不仅被监控，还被同侪见证。工作人员不仅负责烹饪，还决定患者何时能“赢得”蔬菜和或鸡肉，显示女性在此同时承担着家务劳动与医疗化劳动的责任。 经营者的照护与规训、定期检测与监控，使疗养屋成为“治愈”肥胖身体的场所，并在其中庆祝“治愈”。但肥胖研究显示，这种努力也具有暴力性（Harrison, 2021；Mollow, 2017；Rinaldi et al., 2020）。巴赫拉（2022）指出，反肥胖“治愈”将身体规训为“完整之人”的集合（第82页）。基于此，疗养屋场所构建的前提为：肥胖人群唯有减重成功，方可赢得尊严与人性；而这种未来，建立在否定其原有身体的基础之上。

米饭疗养屋向家庭化与医疗化空间的转变，折射出家庭作为规训空间的悠久历史。女性主义地理学者将家庭理论化为性别化、性化和种族化规训产生的空间（Brickell, 2012；Milligan, 2018）。戴克与英格兰（2011）强调，家庭与照护空间的融合重构了家庭空间的规训权力（第63–64页）。疗养屋正是家庭空间如何通过性别化家务劳动成为反肥胖“治愈”实施场所的典型案例。

对达勒姆节食景观的投资与家庭一样，城市也会对身体进行排斥、规训与管理（Kern, 2020；Parker, 2016）。女性主义经济地理学者与城市地理学者认为，城市可被设计为资本流动的空间（Gibson-Graham, 2006）。达勒姆便是典型案例：其“世界节食之都”形象既体现产业利益方的资本诉求，也将城市界定为反肥胖“治愈”的实践场所。节食景观的发展，是“治愈”在建成环境中的物质化，相关商业机构在家庭之外创造了新的道德化与责任化空间，由“治愈想象”勾勒出更瘦的未来。

“达勒姆简直是靠‘土地的脂肪’为生”（第1页），安斯波（1993）这一形容点明了肥胖人群及其减重意愿对该地经济的重要性。大米饮食法的流行吸引了商业投资，医疗服务提供者、旅馆、餐厅与零售业纷纷迎合节食人群，推动形成覆盖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的节食景观。这使得肥胖人群在城市各处都能遇到为缩减其体型而设计的场所，且随之不断扩张，个体获得了更多类型的服务选择。于无力承担高额住院费用的人而言，疗养屋之外的选择包括酒店、公寓和寄宿房，如欧文路的希尔顿酒店、市中心的达勒姆汽车旅馆、华美达酒店，以及杜克大厦的带家具公寓（Walter Kempner Papers and Records）。部分餐厅还提供低热量餐食，教堂山和达勒姆的酒店甚至为节食者举办迪斯科等娱乐活动（Levine, 1985）。诸如此类的发展成功将节食需求延伸至城市公共景观 。

节食产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还改变了公众对达勒姆节食者的话语建构，转向称之为经济贡献者。1986年“医学之城”调查称，节食者每年在租金、食品、房地产、购物以及项目费用方面创造8000万至1亿美元的收益（Green, 1992）。《达勒姆先驱太阳报》在20世纪80至90年代报道，节食治疗患者“每年为达勒姆经济注入至少650.3万美元，使节食业堪比地区排名前15位的产业”（McPherson, 1980a）。除项目费用外，患者还大量购买计步器、哑铃、体重秤、服装、鞋子、汽车和住宅，并在餐馆和娱乐场所消费。这种资本涌入也微妙地改变了社会对肥胖人群的看法。

“好胖子vs坏胖子”的二元结构，有助于解释针对节食者的不同话语。肥胖研究虽对此有所批判，但对其空间化过程探讨不足。肥胖人群常被塑造为地方与国家经济的负担（Harrison, 2012），浪费医疗、财政与社会资源（Colls & Evans, 2008），并被形容为懒惰、低效、自私（McPhail et al., 2016）。吉布森（2021）指出：“如果肥胖人群锻炼、健康饮食并履行‘好胖子’的职责，他们便可保持‘无辜’”（第6页）。哈里森（2021）亦称，“好胖子”可成为唯一值得自爱并对自己身体充满自信的人（第5页）。在达勒姆，节食者因致力减重并投入资本而被建构为“好胖子”。尤其是白人节食者，他们因其自我规训而获得道德合法性。

瘦体型的种族化建构，则为特定类型的肥胖人群（白人、富裕阶层、主动减重者）塑造了未来。达勒姆节食产业正依赖于这些寻求种族与阶级特权的白人中产。《达勒姆先驱太阳报》和饮食项目宣传中充斥白人节食患者的形象。DRC宣传册上还有白人在园区散步、参加营养会议、治疗课程、烹饪班、共进餐食、做瑜伽、游泳及游览达勒姆的画面，并列明费用：入院费1099美元（含诊断检查），每周130美元（含医疗、心理、行为与营养咨询及日常监测）（Walter Kempner Papers and Records）。能负担异地生活和高额费用的中上阶层，成为项目核心客户。这种对白人节食者的呈现，将达勒姆塑造为规训白人肥胖身体的场所。借鉴肥胖种族化研究，可见其旨在通过瘦体型巩固白人特权（Dame-Griff, 2016, 2020；Firth, 2012；Strings, 2015）。

种族与阶级话语在达勒姆节食景观中尤为突出，因为该城位于美国南部。在美国文化想象中，南部常被当作国家弊病的区域性替罪羊，并被建构为“一个被深陷困境的过去所困扰的问题空间”（Jansson, 2007）。美国南部地理学研究指出，种族主义与阶级歧视的刻板印象加固了南部的“落后”烙印。基于此，本文认为反肥胖主义是将该地区建构为威胁国家进步、需要“治愈”的关键因素。达勒姆节食景观的形成，既回应了资本流动，也回应了反肥胖主义的话语规训，并将地区打造为一个实践反肥胖“治愈”的场所，或投射为“治愈”美国南部的站点。在此逻辑下，消除肥胖人群及其身体成为“治愈”南部、实现更瘦、更可控未来的途径，从而助力该地区的“康复”。

结论

本文将女性主义地理学、批判性肥胖地理学与城市地理学等研究相结合，探讨反肥胖主义、场所建构与时间性在塑造“节食之都”中的关联。通过分析达勒姆节食与减重产业的历史，揭示反肥胖“治愈”如何在城市空间中生成，推动肥胖人群朝向更瘦的未来。肥胖研究表明，反肥胖主义在时间上将肥胖人群建构为进步的威胁（Crawford, 2017；Levy-Navarro, 2009）。凯弗（2013）关于“治愈”与“治愈性未来”的理论，为理解肥胖与时间性提供了启示。本文将之延伸至空间与场所层面：通过米饭疗养屋与达勒姆节食景观的案例，讨论建成环境如何响应“治愈”需求。

达勒姆迈向“世界节食之都”的历程，本质上是一段因控制与消除肥胖人群欲望而塑造的场所史。反肥胖主义催生的住宅、酒店、餐馆、服装店等共同构成庞大场所网络，强化并推动肥胖游客与居民践行节食行为。节食景观则通过自我重构来“管理”所谓肥胖身体的“过剩”，使其规训不再局限于医生诊室或节食诊所，而是拓展至住宅、餐馆和娱乐场所之中，由此打造出一个实施反肥胖“治愈”的新型场所。 尽管女性主义地理学者已对家庭空间与医疗空间的融合，以及家务劳动的种族化与性别化维度进行了理论建构（Dyck and England, 2011；Dyck et al., 2005），但对这些空间发展如何在家庭内部复制与再生产反肥胖主义的关注仍然不足。米饭疗养屋生动展现了家庭空间与医疗空间如何融合为反肥胖“治愈”的执行场所，即由经营者与工作人员通过备餐、供餐等日常家务劳动直接参与规训与管理。与此同时，达勒姆更广义的节食景观揭示了反肥胖“治愈”如何创造经济投资的机遇。这两类场所均表明，肥胖的白人富裕男女可通过参与节食经济、追求瘦体型，从而获取并巩固白人特权。本文为理解家庭中反肥胖主义的再生产、反肥胖“治愈”的暴力性，以及种族化与性别化劳动在其中的作用提供了新视角。女性主义地理学可进一步拓展此议题，将家庭视为控制与规训肥胖人群的场所。

回顾达勒姆“世界节食之都”的发展，有助于理解反肥胖主义如何重塑场所。通过把握这些空间发展，可探索不再以瘦为标准、而是为肥胖人群提供更友好的城市设计。地理学者可通过研究肥胖人群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穿行于反肥胖空间，深化理论与实践。此外，有必要探讨节食景观对无法或选择不节食者的影响，并关注肥胖主义活动家如何理解像达勒姆这般有着深厚反肥胖历史的城市，进而继续探究肥胖人群如何为自身及其所在社群构想出更具关怀性的未来。

本文转自 | Political理论志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