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生命的最初篇章，婴儿的皮肤如同一张纯净的画布，细腻而敏感。然而，对许多新晋父母而言，这张画布上悄然出现的红疹、瘙痒和干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湿疹”或特应性皮炎 (Atopic Dermatitis)，却成了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我们常常将它归咎于遗传的“
在生命的最初篇章，婴儿的皮肤如同一张纯净的画布，细腻而敏感。然而，对许多新晋父母而言，这张画布上悄然出现的红疹、瘙痒和干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湿疹”或特应性皮炎 (Atopic Dermatitis)，却成了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我们常常将它归咎于遗传的“过敏体质”，或是出生后接触到的过敏原。但你是否想过，这场关于皮肤的“战争”，其最初的“火种”可能在宝宝降生之前，在那个被认为是“最安全港湾”的子宫里，就已经被悄然点燃？
长久以来，流行病学研究反复暗示，母亲在孕期的心理压力 (Prenatal Stress, PS) 与孩子日后更高的湿疹风险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关联。但这究竟是巧合，还是一条深刻的生物学因果链？我们一直缺少一个清晰的答案，一个能将无形的“情绪”与有形的“皮炎”连接起来的分子剧本。
8月27日，《Nature》的研究报道“Maternal stress triggers early-life eczema through fetal mast cell programming”，通过一系列巧妙的动物实验和严谨的分子生物学分析，揭示了这幕后隐藏的惊人机制。这项研究不仅为我们理解湿疹的起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更深刻地揭示了母体与胎儿之间，那超越营养供给的、更为精微和深远的情感与生理对话。
故事的起点，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模拟孕期压力的小鼠模型。研究人员并没有使用感染或化学物质等剧烈手段，而是选择了一种更贴近人类心理压力的方式：在怀孕的第13天到第18天（相当于人类的中晚孕期），每天三次，将怀孕的母鼠约束在狭小空间内，并辅以明亮的灯光照射，每次持续30分钟。这个过程本身并不会对母鼠的体重、孕产或幼鼠的出生体重及数量产生任何可见的影响。
当这些经历过“孕期压力”的幼鼠（我们称之为“压力组”，PS）降生后，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出现了：它们的皮肤在出生后的数周内，看起来与正常对照组（CT）的幼鼠毫无二致。无论是肉眼观察，还是在显微镜下分析皮肤结构、关键屏障蛋白（如丝聚蛋白 Filaggrin 和兜甲蛋白 Loricrin）的分布与丰度，都看不出任何“湿疹”的迹象。
然而，平静的表象之下，早已暗流涌动。研究人员使用了一种名为“经皮水分流失”(Transepidermal Water Loss, TEWL)的检测方法，这是一个衡量皮肤屏障功能完整性的“金标准”。结果显示，无论是3周龄还是8周龄的压力组幼鼠，其TEWL值都显著高于对照组。这就像一堵墙，虽然看起来完好无损，但实际上已经有了许多看不见的裂缝，水分正悄悄地从这些缝隙中溜走。这表明，孕期压力已经悄悄地在胎儿时期就削弱了皮肤屏障功能，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那么，何时这颗“炸弹”会被引爆呢？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实验来模拟婴儿生活中常见的机械摩擦。他们用一种透明的敷料，包裹着一块充满无菌缓冲液的纱布，贴在幼鼠的背部皮肤上。这种“轻柔持续的湿摩擦”旨在模仿婴儿肘窝、膝窝等关节屈侧部位的生理环境——这些也恰恰是婴儿湿疹最常发作的部位。
结果令人震惊。在对照组幼鼠身上，这种温和的摩擦并未引起任何不良反应，皮肤依然光滑如初。然而，在压力组幼鼠身上，同样的刺激却诱发了剧烈的“火山喷发”：皮肤迅速出现大片 eczematous lesions，红肿、发炎，表皮厚度急剧增加，形成了典型的湿疹样病变。这充分说明，它们的皮肤对外界的物理刺激变得异常敏感，仿佛免疫系统的“警报阈值”被大大降低了。
更有趣的是，通过检测血液中的细胞因子，研究人员发现这种皮肤炎症与典型的成人过敏性皮炎有所不同。成人模型中常见的全身性2型免疫反应 (systemic type 2 inflammation) 并未在这些幼鼠身上出现，例如，它们的脾脏重量和血清IgE水平都与对照组没有显著差异。这提示我们，孕期压力诱发的早期湿疹，可能拥有一套独特的、更局限于皮肤组织的局部炎症机制。它更像是一场精准的“局部冲突”，而非波及全身的“全面战争”。
这一切现象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母亲的“压力”究竟是如何跨越母胎屏障，将这个“易燃”的体质传递给胎儿的？信使是谁？它又是如何在胎儿体内精准地找到目标，并改写其免疫程序的呢？
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母体内负责调控压力的核心系统——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HPA axis)。当母体感受到压力时，HPA轴会被激活，最终导致肾上腺释放一种关键的压力荷尔蒙——在小鼠中称为皮质酮 (Corticosterone)，在人类中则对应我们熟知的皮质醇 (Cortisol)。这些糖皮质激素 (Glucocorticoids) 是身体应对压力的主要执行者。
研究人员首先提出了一个合理的猜想：是不是母体血液中升高的皮质酮，通过胎盘进入了胎儿体内，从而影响了其发育？他们采集并检测了怀孕母鼠在经历压力后的血液、胎儿的血液以及包裹着胎儿的羊水 (amniotic fluid) 中的皮质酮浓度。结果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虽然压力确实显著提升了母鼠血液中的皮质酮水平，但在E18.5（即将分娩）这个时间点，胎儿血液中的皮质酮浓度却并未显示出显著升高。
然而，一个关键的线索出现在羊水中。检测结果显示，来自压力组母鼠的羊水中，皮质酮的浓度显著高于对照组。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发现！因为胎儿在子宫内是完全浸泡在羊水之中的，其皮肤与羊水直接、持续地接触。这就像胎儿在一个充满“压力信号”的浴缸里沐浴。这为“信号传递”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更为直接的路径：母亲的压力 → HPA轴激活 → 母体皮质酮升高 → 羊水中皮质酮浓度增加 → 直接作用于胎儿皮肤。
这个发现巧妙地解释了为何炎症主要局限于皮肤，因为皮肤是首当其冲接收这个“羊水信号”的器官。那么，皮肤中的哪个细胞是这个信号的“接收器”呢？谁在“聆听”着羊水中浓度升高的皮质酮“密语”？
皮肤是人体的第一道防线，驻扎着一支由多种免疫细胞组成的“边防军”。为了找出那个对“压力信号”做出响应的关键细胞，研究人员动用了单细胞RNA测序 (single-cell RNA sequencing, scRNA-seq)。这项技术可以让我们逐一“审问”皮肤中的每一个免疫细胞，看看在压力组和对照组之间，哪种细胞的“内心活动”（即基因表达谱）差异最大。
他们分别从8周龄和24周龄的压力组与对照组幼鼠的皮肤中分离出所有免疫细胞 (CD45+ cells)，并进行了测序分析。结果一目了然：在所有类型的免疫细胞中，一种名为肥大细胞 (Mast Cell)的细胞表现得最为“异常”。在8周龄的压力组幼鼠皮肤中，肥大细胞的基因表达谱与对照组相比，存在着多达 530个 差异表达基因，这个数量远超其他任何免疫细胞类型，如T细胞、巨噬细胞或树突状细胞。
肥大细胞是免疫系统中的“哨兵”和“军火库”，它们遍布于皮肤和黏膜，细胞内充满了含有组胺等炎症介质的颗粒。在过敏反应中，它们被激活后会迅速释放这些颗粒（即脱颗粒，degranulation），引发红肿、瘙痒等症状。深入分析这些差异基因的功能，研究人员发现它们大多与肥大细胞的“备战”状态和“战斗能力”息息相关。例如，与颗粒形成与运输相关的基因（如 Vamp8, Sdc4, Rac1），以及与细胞激活和新陈代谢相关的基因（如 S100a6, S100a11, Apoe）在压力组的肥大细胞中都显著上调。这表明，这些肥大细胞早已处于一种“高度警惕”和“一触即发”的预激活状态。
这个发现在8周龄的幼鼠身上已经足够惊人，但更令人震惊的证据来自于胎儿时期。研究人员利用一种能够特异性标记肥大细胞颗粒的荧光染料（荧光素标记的亲和素 Avidin），直接观察了E18.5（出生前）胎儿皮肤中的肥大细胞状态。在显微镜下，对照组胎儿的肥大细胞形态饱满，颗粒安稳地待在细胞内部。而压力组胎儿的肥大细胞，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脱颗粒现象——大量的炎症颗粒被释放到细胞周围的组织中。这意味着，在幼鼠还未降生、还未接触到任何外界刺激时，它们的皮肤免疫“哨兵”就已经“叛变”，提前拉响了警报。
现在，我们可以将信号的接收者与信使联系起来了。肥大细胞能接收皮质酮信号吗？通过分析公共数据库和本研究的数据，研究人员确认，无论是在小鼠还是人类的胎儿中，皮肤肥大细胞都高水平表达糖皮质激素的受体——Nr3c1。这个受体就像一个精准的“天线”，专门接收皮质酮/皮质醇信号。至此，一幅清晰的分子图景逐渐浮现：羊水中浓度升高的皮质酮，通过激活胎儿皮肤肥大细胞上的Nr3c1受体，直接“编程”了这些细胞，使它们在出生前就进入了一种过度活跃、随时准备脱颗粒的“战斗模式”。这便是那颗“定时炸弹”的真正核心。
一个优秀的科学故事不仅需要合理的推论，更需要无可辩驳的证据。为了验证上述机制的因果关系，研究人员设计了两套堪称“釜底抽薪”的实验。
第一招：切断信号源——抑制皮质酮合成。既然皮质酮是罪魁祸首，那么如果我们能阻止母体在应激时产生过量的皮质酮，是否就能保护后代免受影响？研究人员使用了一种名为美替拉酮 (Metyrapone)的药物，它是一种能够特异性抑制皮质酮合成最后一步关键酶 (CYP11B1) 的抑制剂。在对怀孕母鼠进行压力处理前，他们预先给母鼠注射了美替拉酮。
实验结果非常理想。美替拉酮成功地将压力母鼠血液中的皮质酮水平“正常化”，使其恢复到与未受压力的对照组相当的水平。而这一干预，也完全“逆转”了子代的命运。这些出生于“压力+美替拉酮”组的幼鼠，在出生后接受温和的湿摩擦刺激时，其皮肤表现得和正常的对照组一样“淡定”，没有出现任何湿疹样病变。更有说服力的是，研究人员发现，来自“压力+美替拉酮”组母鼠的羊水，在体外无法再像压力组的羊水那样激活胎儿肥大细胞。这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正是羊水中高浓度的皮质酮，而非其他压力诱导的炎症因子，是激活胎儿肥大细胞的关键驱动力。这个实验如同一场精准的“信号拦截战”，成功地保护了胎儿。
第二招：移除执行者——基因敲除肥大细胞。如果肥大细胞是引发炎症的“执行部队”，那么，假如我们让这支部队“消失”，是不是也能阻止湿疹的发生？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利用了两种巧妙的基因工程小鼠模型：一种是*Kit*基因突变导致先天性缺失大部分肥大细胞的KitWsh/Wsh小鼠；另一种是更为精准的，通过Mcpt5-cre;Dta系统，特异性地在皮肤肥大细胞中表达一种“自杀基因”，从而后天性地清除这些细胞。
在这两种肥大细胞缺陷的小鼠中，研究人员重复了孕期压力实验。结果再次印证了他们的假设。即便它们的母亲经历了同样的孕期压力，这些生来就没有或后天清除了皮肤肥大细胞的幼鼠，也完全免于发生湿疹样病变。在湿摩擦刺激下，它们的皮肤与对照组一样，保持着健康状态。这两个实验，一个从“上游”切断信号，一个从“下游”移除目标，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闭环，有力地证明了：母体压力 → 羊水皮质酮升高 → 胎儿肥大细胞激活，这条因果链是导致后代湿疹易感性增加的核心生物学通路。
皮肤的感受远不止于免疫炎症，还包括触觉、痛觉和瘙痒感。细心的研究人员注意到，除了皮肤的“易燃性”，压力组幼鼠的行为也有些异常。它们似乎对外界的触碰格外敏感。为了量化这种感觉上的差异，他们进行了一系列行为学测试。例如，在“冯弗雷纤维丝测试 (von Frey filaments test)”中，用不同粗细的纤维丝轻触幼鼠的背部。正常小鼠对非常轻微的触碰（如 0.07克）几乎没有反应，而压力组幼鼠却频繁地出现抓挠、躲避等“瘙痒/不适”行为。在“胶带粘贴测试 (Sticky-tape assay)”中，一小片胶带贴在背上，压力组幼鼠会花更长的时间、更频繁地去尝试移除它，表现出更强的烦躁感。
这些行为表明，孕期压力不仅影响了免疫系统，还同步重塑了后代的感觉神经系统，导致其出生后出现机械性超敏反应 (mechanical hypersensitivity)。为了探究其背后的神经生物学基础，研究人员将目光投向了负责传递皮肤感觉信号的背根神经节 (Dorsal Root Ganglia, DRG)。对DRG的转录组测序分析显示，压力组幼鼠的DRG神经元中，有超过 300个 基因的表达发生了改变，这些基因与神经元的代谢、发育和轴突导向等功能密切相关。
更直观的证据来自于对皮肤中神经纤维的染色观察。结果显示，在压力组幼鼠的皮肤中，负责传递机械感觉的特定类型神经纤维，包括c-LTMRs (C纤维低阈值机械感受器)和非肽能伤害性感受器 (non-peptidergic nociceptors)的密度显著增加。这意味着，它们的皮肤中布满了比正常小鼠更多的“感觉天线”，难怪它们会对轻微的触碰反应如此剧烈。
这里出现了一个关键的逻辑问题：是这些过度敏感的神经“点燃”了肥大细胞，进而引发了炎症；还是神经和免疫这两条线被孕期压力“平行地”独立影响了？为了解答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再次运用了巧妙的基因工具。他们使用 Nav1.8-cre;Dta小鼠，这种小鼠的大部分感觉神经元（包括上述的超敏神经元）会被特异性地清除。如果神经是炎症的“上游开关”，那么清除它们后，湿疹应该不会发生。
然而，实验结果否定了这一猜想。在清除了大部分感觉神经元后，压力组的幼鼠在接受湿摩擦刺激时，依旧会发生同样严重的湿疹样病变。这个出人意料的结果揭示了一个更复杂的现实：孕期压力似乎发动了一场“双线攻击”。它一方面通过羊水皮质酮“编程”了胎儿的肥大细胞，使其变得“易燃”；另一方面，它通过可能存在的其他通路（具体机制尚待探索），独立地改变了感觉神经元的发育和分布，使其变得“敏感”。这两者共同造就了婴儿湿疹典型的“又痒又红”的恶性循环，但炎症的启动，并不直接依赖于神经的异常。
临床上有一个令人欣慰的现象：许多婴儿时期的湿疹，随着孩子的成长会自然而然地减轻甚至消失。这一现象在这项研究的小鼠模型中也得到了再现。当研究人员对24周龄（相当于青壮年）的压力组小鼠进行同样的湿摩擦刺激时，它们仅仅表现出轻微的皮肤干燥，很快就能恢复，而不再出现8周龄时那样的严重湿疹。
这意味着，孕期压力留下的这个“印记”并非是永久性的。那么，身体是如何实现这种“自我修复”的呢？答案可能隐藏在肥大细胞的“身世”之中。我们体内的免疫细胞并非一成不变，它们有着不同的起源和更替周期。研究表明，哺乳动物体内的肥大细胞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波是在胚胎早期由卵黄囊 (Yolk-Sac, YS)产生的，它们很早就“定居”在皮肤等组织中，是组织的“原住民”；另一波则是在发育后期及出生后，由造血干细胞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HSC)持续产生的，它们是不断补充的“移民”。
研究人员利用谱系示踪 (fate-mapping)技术，给这两类不同来源的肥大细胞打上不同的“荧光标记”。他们发现在E18.5的胎儿皮肤中，那些被孕期压力激活并脱颗粒的肥大细胞，绝大多数都属于卵黄囊来源的“原住民”肥大细胞。接着，他们追踪了这些细胞在出生后的命运。结果发现，在8周龄时，皮肤中的肥大细胞仍然以卵黄囊来源的为主。但到了24周龄，这些“原住民”细胞已经基本被更新换代，取而代之的是新来的、由造血干细胞产生的肥大细胞。
这一发现为湿疹的自愈现象提供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细胞生物学解释。孕期压力主要“污染”的是那批长寿但终将更替的卵黄囊来源的肥大细胞。正是这群被“预设”了过激程序的细胞，导致了生命早期的湿疹易感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批“问题细胞”通过自然的生命周期被清除，由健康的、未受宫内压力影响的造血干细胞来源的新细胞取而代之，皮肤的免疫稳态就得以重建，对外界刺激的过度反应也随之平息。这真是一个关于生命强大的可塑性与自我修复能力的绝佳例证。
尽管上述所有发现在小鼠模型中得到了坚实的证明，但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这与人类有关吗？为了跨越物种间的鸿沟，研究人员巧妙地结合了临床队列研究和公共数据库分析。他们分析了一个名为 HELMS (Healthy Early Life Moments in Singapore)的人类孕妇队列。研究人员根据这些孕妇是否对屋尘螨过敏（通过嗜碱性粒细胞活化测试 BAT 来判断），将其分为“特应性(atopic)”和“非特应性(non-atopic)”两组。
血液检测结果显示，在怀孕6-10周这个时间点，特应性孕妇血液中的皮质醇（人类的压力荷尔蒙）水平显著高于非特应性孕妇。这一发现在人类身上，首次将潜在的过敏体质与孕期更高的基础压力激素水平直接联系起来，与小鼠模型中的核心发现遥相呼应。此外，通过分析公开的人类胚胎发育单细胞测序数据库，研究人员证实，人类胎儿的皮肤肥大细胞和感觉神经元，同样也高水平地表达皮质醇的受体 NR3C1。这意味着，在人类胎儿体内，接收“压力信号”的关键分子通路是完全存在的。
这些来自人类的数据，虽然不能直接证明因果关系，但它们为小鼠模型中的发现提供了强有力的转化医学支持。它们共同指向一个令人深思的结论：母亲在孕期的生理和心理状态，能够通过激素信号，跨越物种的界限，深刻地影响着子代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的早期发育，为其一生的健康轨迹，刻下最初的印记。
这项里程碑式的研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前所未有的关于湿疹起源的画卷。它告诉我们，婴儿的皮肤问题，其根源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早，深埋于生命的“前传”——宫内发育时期。母亲的压力不再是一个模糊的风险因素，而是通过一条清晰的生物化学路径——羊水中的皮质酮/皮质醇，直接与胎儿的免疫细胞对话。它“劫持”了本该守护皮肤的肥大细胞，将其“训练”成过度警惕的士兵，同时还让感觉神经变得异常“聒噪”，共同导演了这场出生后的皮肤“风暴”。
这个故事不仅重新定义了我们对湿疹，乃至整个过敏性疾病的理解，更赋予了“孕期关怀”一层更为深刻的科学内涵。它提醒我们，关注孕妇的心理健康，为她们创造一个低压、支持性的环境，其意义远不止于母亲本身的身心愉悦。这是一种深刻的生物学投资，是对下一代健康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稳态的奠基。生命之初的九个月，远非一场简单的等待，而是一场精密、动态且充满对话的共同创造。母亲的每一次心跳、每一种情绪，都可能化为无声的分子语言，被胎儿细细聆听，并写入其生命的蓝图。理解了这场深刻的对话，我们或许就能找到更好的方法，来守护每一个新生命的健康起航。
参考文献
Serhan N, Abdullah NS, Gheziel N, Loste A, Ekren R, Labit E, Gonzalez AA, Oliva G, Tarot P, Petitfils C, Payros G, D'Avino P, Voisin A, Tinsley HFG, Gentek R, Brosseau C, Bodinier M, Reber L, Val P, Akdis CA, Mitamura Y, Andiappan AK, Chan JKY, Ginhoux F, François A, Cénac N, Basso L, Gaudenzio N. Maternal stress triggers early-life eczema through fetal mast cell programming. Nature. 2025 Aug 27. doi: 10.1038/s41586-025-09419-8.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0866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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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生物探索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