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9岁时，给人看孩子、扫院子换俩小钱，才凑够学费认了几个字，13岁就扛不住了，家里连买米的钱都没有，没办法只能送他去学木匠。

古人云：“女子无才便是德”，经过鲁迅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很多人都想找大学生为妻子。

但党史上有这么一个人，他求组织安排对象，要求是能生孩子的，已有孩子的，不认识字的！而这个人就是涂作潮！

1903年涂作潮生在长沙乡下，家里穷得叮当响。

跟你们说，穷到什么份上？一天三顿基本是稀粥，能捞着一口干米饭，那都得算过节。

他9岁时，给人看孩子、扫院子换俩小钱，才凑够学费认了几个字，13岁就扛不住了，家里连买米的钱都没有，没办法只能送他去学木匠。

别以为学徒是学手艺，那时候就是给师傅当牛做马的。天不亮就得爬起来劈柴、拉锯，手上磨的水泡破了流脓，也得忍着疼接着干。

师傅脾气上来了，烟袋锅子直接往后脑勺敲，骂两句都是轻的，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很是委屈。

可即使如此，他也没跑，也没喊苦，因为心里门儿清，没这手艺，自己连饭都吃不上，只能饿死。

就这么熬了几年，他手越来越巧，打个桌子椅子，结实得能传辈儿，街坊见了都夸“这小子能扛事儿，手艺真的是没得说”。

1921年他18岁，在长沙凑了个热闹进了湖南劳工会。以前他就知道埋头干活换口吃的，什么也不懂。

后来有人跟他说：“工人得抱团，不然老板想扣工资就扣，想让加班就加班，没个谱！”还说“要让天下穷人都能吃上饱饭、穿暖衣”。

他一听这话，心里跟开了灯似的，突然亮了，原来自己以前受的苦，不是天生该受的，是有人在上面欺负人！

从那以后，他就跟着工会的人跑前跑后，帮着喊口号、组织工人跟老板闹：凭什么我们干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钱？

后来他跑到上海，进了杨树浦的恒丰纱厂。纱厂的活比当木匠还不是人干的，每天在机器旁站十几个小时，机器轰隆响得震耳朵，说话都得扯着嗓子喊，一天下来嗓子全哑了。工资却少得可怜，刚够买俩馒头，饿肚子是常事儿。

好在厂里有个工人夜校，晚上教工人认字、讲点道理。他再累也往那儿跑，就是在这儿认识了蔡林蒸、张浩。

这俩人不跟他扯虚的，直截了当说：“共产党是专门给穷人办事的，跟着党干，以后咱们穷人也能挺直腰杆。”

他听着对胃口，就跟着他俩干，帮着组织工人跟老板谈判，要少加点班、多给点工资。

1924年，蔡林蒸和张浩拍着他肩说：“你这人实在，不耍滑头，跟我们入党吧！”

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还把原名“涂保生”改成“涂作潮”，意思是跟着共产党掀革命浪潮，让更多穷人过好日子。

1925年五卅运动闹得厉害，他跟着上街组织罢工、游行，结果被抓了。

敌人用鞭子抽、灌辣椒水，逼他说共产党的秘密。他疼得牙都咬碎了，心里就一个念头：我要是说了，蔡林蒸他们下次开会就得被堵，说什么也不能卖兄弟。

就这么硬扛了一个月，党组织找关系把他救出来，身上没一块好肉，可他没后悔，经过这事，他更确定跟着共产党干是对的。

同年10月，党组织说要派他去莫斯科上学。他连国门都没出过，又慌又激动。

知道这是党信任他，才给的机会，学不好都对不起这份信任。到了莫斯科，白天学机械制造，晚上抱着书啃；1927年还去贝克瓦基地学信鸽传信、隐形写字，他没问为何要学，就记着“跟着党走！党让学什么，就学好什么”。

1928年6月，他作为旁听代表去参加党的六大，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知道他是木匠，就喊他“木匠”，还叮嘱“赶紧学好无线电，以后党用得上”。

后来他去列宁格勒学无线电，一开始学报务，每分钟要记100个电码，他最多记30个，急得直拍桌子，觉得自己怎么这么笨。

幸好政委劝他：“你跟木头打交道这么多年，拧螺丝比谁都稳，不如专攻机务，装电台、修电台肯定行。”

他一听对路，天天拆电台、装电台，手上磨出茧子也不在乎，最后成了学校里技术最好的机务员之一。

1930年3月他回上海，那会儿中央跟根据地传消息全靠交通员跑路，又慢又危险，急需自己的电台。

负责无线电的李强找他帮忙，因为当时懂无线电的人少，李强还是对着英文书自学的，他这种科班出身的，简直是“宝贝”。

李强

后来李强办无线电训练班，他当机务老师。训练班藏在老百姓家里，白天不敢开灯，只能借月光学。

学员不会装零件，他手把手教，手指捏着小螺丝一点点对准；有人看不懂图纸，他就拿个木头块当例子，“你看这线路，就跟打家具的榫卯似的，得对严实了才管用”。就是在这个班，他教出了后来有名的电讯员李白。

他还特会改电台：当时地下电台用100瓦功率，一工作邻居家的灯就亮，功率大干扰电路，容易暴露。

他琢磨好几天，把收报机灵敏度调得更高，再把发射功率降下来，邻居家的灯就不亮了；

后来还把普通收音机改成“隐形电台”，装个小装置，平时能听广播，遇到危险拆了装置，谁也看不出是电台。

李白后来就用这个，有次被抓，敌人翻来覆去查，没发现异常，只能把他放了。

李白

1936年夏天他去西安，东北军想跟红军联系却没电台。他花15块钱买了台日本收音机，两天就改成5瓦电台，就靠这玩意儿，东北军和红军能顺畅沟通，后来西安事变能和平解决，这电台也帮了忙。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上海改名叫“蒋林根”，开了家“恒利无线电修理公司”当掩护。

白天修收音机，总有人来问“蒋老板，我家收音机咋光响没声”，他一边拧螺丝一边跟人唠家常，眼睛还得瞟着门外，怕有生面孔。

晚上关了门，就关着灯装电台，忙到后半夜，连口热饭都顾不上吃。他还教李白收发报、修电台，俩人常熬夜装能连延安的10瓦电台，有次电台坏了，他借着窗外的光查线路，手指划破了都没在意，最后总算修好。

可时间长了，他一个人住、没家没口，渐渐被人怀疑。

有次隔壁米店老板跟他打趣：“你不像生意人，倒像个干大事的。”他赶紧打哈哈：“我哪会干大事？就会修个收音机，没老婆是没找到合适的。”说完反过来逗米店老板：“你识文断字的，倒更像干大事的呢！”才把话题岔开。

他知道单身太扎眼，就跟组织说想找老婆，还提了三个条件：能生孩子、已经有孩子、不识字，因为有孩子能掩人耳目，不识字就不会发现他的秘密。

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纱厂杂工张小梅：不识字，前夫没了，带着个5岁儿子。

1937年下半年俩人结婚，张小梅从不多问他的“生意”，就做饭、带孩子，他白天跟她聊街坊琐事，晚上干工作，日子虽说是为革命凑的，倒也温暖，至少有个家。

1939年冬天，他跟李白在威海卫路开了家“福声无线电行”。有次敌人突然搜查，他赶紧把电台藏在柜台夹层，跟李白装作整理零件，手心里全是汗。

敌人翻了半天没发现异常，骂了几句就走了，俩人后背都湿了。

1942年9月，李白的电台被日军查到，李白被抓。幸好他改的是隐形电台，日军找专家查也没发现，最后只能关了李白8个月再放出来。

他知道上海危险，没多久就按组织要求撤离，去新四军工作。

临走前，他跟张小梅坦白：“我不叫蒋林根，真名叫涂作潮，是共产党。这次走可能回不来，要是以后共产党赢了，你去找毛泽东，他会让你们有饭吃；要是没赢，你就再嫁，别跟人提我。”

张小梅哭了，却没怪他，只说“你放心走，我照顾好孩子”。后来党组织把她们娘俩接到根据地，一家人总算团聚。

1943年他成了新四军军部电台机务主任，更忙了：白天修电台，前线需要，还得冒着枪林弹雨送过去。有次前线电台坏了，他连夜赶去，路上遇到敌人巡逻队，只能躲在草丛里冻大半夜，天亮了才修好电台，没耽误消息传递。

1944年秋天他被调到延安，在军委三局当材料厂长，不用再躲躲藏藏，能光明正大地教技术、写小册子。

那时候日子苦，可他踏实，能为党干事，有家人在身边，就够了。

1949年上海解放，他作为军代表接管无线电公司。发现下属研究所有20个工程师，立马建议调去北京，后来10个人去了国防部五院，4个成了工程院院士，还有人成了“两弹一星”元勋，现在想起来，这步走得真对。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机械部、四机部干老本行，不图当官，就想把技术搞好。

可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批判，有次上海开会，大家都在说彭德怀的不是，他忍不住站起来，讲了一个多小时：“我在红三军团当过报务员，彭德怀对党忠诚，不能冤枉他！苏联冤枉自己人出了大问题，咱们党不能这样！”

彭德怀

这话一出，全场都静了，没多久他就被带走，定为“反党分子”，开除党籍、降两级。

他委屈，却没后悔，说真话不算错。1962年周恩来听说这事，叹着气说：“这个涂木匠，心直口快，哪会反党？”

在周恩来过问下，1964年他的党籍和级别才恢复。后来“文革”，他又被关了一阵，受了不少罪，可他没低头，总说“党早晚能弄清真相”。

“文革”结束后，待遇慢慢好了，他还是老样子：不跟组织提要求，每天看书、整理技术资料，偶尔跟年轻技术员聊经验，说“修电台跟打家具一样，得用心，不能马虎”。1984年12月31日，他在402医院走了，享年81岁。

他这辈子，从木匠变成电台专家，没当过大官，没享过福，却常跟家人说：“我跟着党干了该干的事，没辜负党，没辜负老百姓就够了。”

现在提“永不消逝的电波”，大家都记得李白，可少有人知道，背后还有个涂作潮，用一双刨木头的手，拼出了那些关键的电波。

他名字普通，可干的事，该被记一辈子。

来源：小柴的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