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2年冬，瞿秋白因深受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赏识，应邀从苏联回国，参与编辑中共中央机关报刊《新青年》季刊和《向导》周报，不久进入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5年多后，陈独秀犯错误被免职，瞿秋白成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在对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艰辛探

1922年冬，瞿秋白因深受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赏识，应邀从苏联回国，参与编辑中共中央机关报刊《新青年》季刊和《向导》周报，不久进入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5年多后，陈独秀犯错误被免职，瞿秋白成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在对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艰辛探索中，陈独秀与瞿秋白始而亲密合作，终因思想分歧加剧了矛盾。他们这种关系，无疑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早期发展之艰难曲折。

相逢在莫斯科

1922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刘仁静、王钧启程赴苏，为的是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一下火车，陈独秀就见到了前来迎接的瞿秋白。瞿秋白是两年多前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约通讯员名义来莫斯科工作的，1922年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共。在异国他乡能够见到陈独秀等中共要人，瞿秋白分外高兴，话也就特多。他说，五四运动那年，他和一起办《新社会》旬刊的朋友郑振铎等人曾到住在北京的陈独秀家中拜访，请教办刊问题。陈独秀努力回忆着，说：“记得记得，郑振铎来大约也是11月，天已很冷了，当时我出狱不久。”

“对！对！那时《新社会》刚创刊，第二年5月就被警察厅查封了。”

见瞿秋白脸色不好，陈独秀关切地追问起来。瞿秋白回答说：“去年这个时候病了一场，住了医院，今年春天病发了，又住了医院。”

谈话间，得知瞿秋白是江苏常州人，陈独秀便说：“常州离我的老家安庆不远。”

见陈独秀颇有兴致，瞿秋白又介绍了自己的早年生活和感受：“袁世凯做皇帝梦时，我对政治还没有兴趣，有时，竟想出逃到写小说的生涯中去。先生将科学称作‘赛先生’，我印象极深。只有聘请‘赛先生’到古旧的东方国来，才能重新引动中国人的傲慢心。”

11月13日，列宁要来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给代表作报告。瞿秋白以翻译的身份参加会议，坐在陈独秀身边。他小声对陈独秀说：“列宁讲话喜欢用极明显的比喻。”

陈独秀问：“你和列宁谈过话吗？”

“谈过。去年夏天开三大，列宁在走廊上见到我，听说我是中国同志，和我交谈起来，还把几篇关于东方问题的材料介绍给我。”见瞿秋白如此兴奋，陈独秀羡慕地点点头。

这时，会场骤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欢呼声，陈独秀、瞿秋白知道是列宁来了，便随着大家起立唱《国际歌》。因这次列宁是带病作演讲，会后没有像往常那样和各国代表交谈，故陈独秀甚感遗憾。

在共产国际四大期间的休息日，瞿秋白陪同陈独秀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看望了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等留学生。当时瞿秋白也在该校中国班担任翻译兼助教。

通过一个月的接触，陈独秀深感瞿秋白是个人才，遂劝说道：“二大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建立联合阵线，国际会议这次也明确了，希望你和我一道回国内工作，把你在俄国研究的理论运用到中国社会中去。”瞿秋白点头应允。

不久，陈独秀、瞿秋白乘火车由西向东穿越白雪皑皑的西伯利亚原野，返回中国。在旅途中，陈独秀满意地对瞿秋白说：“这次来莫斯科是划得来的。马林建议我们加入国民党，只知道加入，加入后怎么办，马林也不知道。”

瞿秋白提醒说：“共产国际态度很明确，坚持我们留在国民党内，这一点和马林是一致的。”

陈独秀邀请瞿秋白参与筹办《新青年》季刊及参加《向导》周报的编辑工作，说：“和森身体不大好，你协助他一块编，近期就望你作一篇政治评论。”瞿秋白点头答应了。

合作创办报刊

回北京后，李大钊准备介绍瞿秋白进北京大学任俄文教师，北洋政府外交部也拟聘用他，但瞿秋白最终选择了追随陈独秀，做一名职业革命家。

1923年3月下旬，陈独秀和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广州。在筹备中共三大时，陈独秀将三大党纲草案撰写任务交给了瞿秋白。草稿完成后，陈独秀作了一些修改，瞿秋白由此发现，他们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认识是不同的。例如，瞿秋白认为无产阶级是唯一的、最现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革命力量，陈独秀改为“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他认为“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陈独秀改为“也很难成功”。对这些改动之处，瞿秋白心中虽有一丝困惑，但一闪就过去了。毕竟，他一向尊重陈独秀，非常赞赏其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贡献，陈独秀作为党中央总书记，这样修改也许自有其道理。

6月12日，中共三大在广东东山恤孤院后一寓所内召开，与会代表主要讨论党的统一战线方针，也即国共合作问题。会前，张国焘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生了争论，不赞成共产党员无一例外地加入国民党。在会上，张国焘继续发言阐述他的主张。瞿秋白在大会发言中支持陈独秀和马林的意见，表示赞成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时中共要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会议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等9人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议期间，陈独秀和瞿秋白商量了编辑出版《新青年》季刊的问题，因陈独秀工作太忙，他请瞿秋白担任该刊主编。

9月，陈独秀和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办公地点设在闸北象山路公兴路口三曾里3号。此前，瞿秋白已到上海担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故陈独秀与瞿秋白往还频繁。初冬的一天，陈独秀来到瞿秋白家，与他闲聊了几句，便转入正题。想起科学派与玄学派论战，他借机和瞿秋白开玩笑说：“你的《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我看过了，很有道理。现在你又有了自己的自由世界了。”

瞿秋白问：“《新青年》二号下个月要出来，你有文章吗？”

陈独秀想了一会儿，说：“马上要开三届一中全会了。三大决议案引起不少同志疑虑，影响了各支部的成立。近期怕没有时间写长文章了。”

瞿秋白起身从书案上拿出一叠稿件，递给陈独秀说：“我打算将它用在《新青年》上。”陈独秀瞟了一眼标题，是瞿秋白自己写的《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陈独秀往下看着看着，皱起了眉头。原来在这一段中，瞿秋白如此写道：“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领袖权。……到国民革命的最高度，很可以与世界革命合流而直达社会主义。”

见陈独秀不语，瞿秋白不禁问道：“你怎么看？”

陈独秀坚持认为，国民革命胜利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掌权，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瞿秋白不赞成这个观点，他认为苏联十月革命后就直接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中国只有这一条路呢？两人争论着，陈独秀竟十分平静地说：“我们的看法似有不同处。”这让瞿秋白大感意外，因为一个时期以来，陈独秀在和这个争、与那个吵的过程中，火气往往很大。

1924年1月中旬，瞿秋白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6月中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与谢持等人联名提出“弹劾共产党案”，要求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故瞿秋白在开完国民党“一大”后，即奉命留在广州，参加了反击国民党右派弹劾案斗争，在孙中山支持下，右派的反共活动被击退。10月初，瞿秋白回到上海，向陈独秀汇报了上述情况，陈独秀很高兴。

10月10日，在上海举行的反帝反军阀性质的国庆纪念大会上，当上海大学学生黄仁鼓掌时，被国民党右派指使的暴徒推下主席台，后医治无效死亡。为此，经瞿秋白和陈独秀商量，决定在上海掀起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斗争。陈独秀写了《这是右派的行动吗？还是反革命？》，指责右派是帝国主义、军阀的走狗。瞿秋白和沈玄庐、恽代英等人参加了上海大学举行的黄仁烈士追悼会，并发了言。

1925年春节后的一天，陈独秀到宝山路顺泰里12号瞿秋白家谈工作。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共四大上，瞿秋白被任命为中央宣传委员，主编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当选为中央委员。陈独秀走进瞿秋白的卧室兼书房，刚一坐下，便说：“再过几天，便是二七惨案两周年，我想《向导》要登一些纪念文章。”

“我也这样想，工人阶级要成为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势力，还有一段路要走，眼下要促进职工运动，以壮大工人阶级。”瞿秋白一边说一边拿出吃食招待客人。

“张国焘作为工农部主任，应立即到上海来工作。和资产阶级比，工人阶级才是不妥协的、最革命的阶级。”

“《向导》还要靠你多写文章。”

陈独秀爽快地答应了。

6月4日，是《热血日报》创刊日，陈独秀来到闸北华兴路56号《热血日报》编辑部。该报是为了配合上海的罢市、罢工、罢课斗争，由党中央决定创办的。他发现瞿秋白脸色苍白，显得疲惫，便关切地说：“这一阶段你辛苦些，但要注意身体。”

瞿秋白笑着说：“不要紧，有空还请你多写稿，你多写一篇，我就少写一篇了。”

“你是主编，唱主角！我给你敲敲边鼓，化名写点短文。可以了吧？”

“我是推不了的，一期上少不了一两篇。”

“《热血日报》初办，稿源一开始不多是正常的，以后就不需要你主编亲自动手了。”

由于瞿秋白、陈独秀等人的积极努力，《热血日报》在短短的几天里销量即达3万份。岂料6月下旬出到第24期后，就被查禁。

为革命而争论

1925年夏，因孙中山逝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宣传部部长戴季陶抛出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主张把共产党排斥出国民党，立即得到新老右派的追捧，形成了以戴氏理论为支柱的国民党右派势力。为了反击戴季陶，中共中央局于这年秋召开会议进行讨论。瞿秋白首先提出粉碎戴季陶主义，说：“戴季陶和冯自由不同，他的观点有系统性，可以叫戴季陶主义。”陈独秀因担心反击戴季陶会惹得汪精卫、蒋介石不高兴，故犹豫不定地说：“戴季陶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属实，但戴季陶只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民粹派，怕还不能称是国民党的右派的代表，这个问题要慎重。”

瞿秋白、任弼时等人反对陈独秀的观点，见大家都主张反击戴季陶，最后陈独秀只好同意由瞿秋白写一篇系列反驳戴季陶主义的文章。瞿秋白回家后，连夜写出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次日，陈独秀看了瞿秋白的这篇文章，很是满意。8月20日，在戴季陶右派理论蛊惑下，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廖仲恺被刺杀，这才使陈独秀感到，瞿秋白等人坚持反戴季陶是对的。陈独秀于8月30日致信戴季陶，指出：“你所写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那本小册子，错误的见解非常之多。”经征得本人同意，瞿秋白将该信刊发在《向导》上。

由于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人的积极努力，蒋介石、汪精卫被迫表态要批评戴季陶，并在1926年1月作出的国民党“二大”决议中，对戴季陶予以警告。此后有一天，好友羊牧之又来瞿秋白家做客。瞿秋白与他聊起我党反击戴季陶的事，羊牧之说：“你应该高兴才是，这是中国共产党反击戴季陶主义的胜利，有你的一份大功劳。”

瞿秋白摇着头遗憾地说：“你不知道，戴季陶虽然受到批判，却仍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是留下后患，是潜伏的危险。”

这年夏季，广东国民政府发布了北伐宣言。7月上旬，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其中写道：（北伐的意义）“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瞿秋白抱病看到此文后，大吃一惊。他是赞成和支持北伐的，况且早在年初召开的北京中央特别会议就明确提出，广东政府应冲出帝国主义和军阀围攻，转守为攻。3月14日，《中央通告》公布该决议时还说，“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尽管陈独秀没有出席北京中央特别会议，但该《通告》是经他同意签发的。瞿秋白感到，现在陈独秀态度之所以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与蒋介石在今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的旨在削弱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有关，同时，陈独秀担心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会借机扩充其势力。这个苦衷，陈独秀在文章中是不好明说的。

为此，瞿秋白于8月初撰写《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一文，指出农民寄希望于无产阶级，“足以证明无产阶级争取上的领导权，革命及其武装之领导权的万分必要。”陈独秀见到该文后很不高兴，因为他认为，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会破坏国共合作，让他难以接受。所以，这篇文章被陈独秀、彭述之扣下，未能公开发表。瞿秋白颇为生气。

1927年1月，罗易从苏联带来的共产国际指示中说，应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还特别指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瞿秋白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立即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并批评上一年12月在汉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与共产国际指示不相吻合。岂料陈独秀、彭述之只不冷不热地表示，今后按共产国际提案办。瞿秋白倒抽一口凉气，他感到自己与陈、彭之间的矛盾加深了。为此他下决心写一本题为《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小册子，在全党公开批评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错误。

1927年2月中旬，上海第二次工人武装暴动在即，瞿秋白主动致信陈独秀，请求参加上海活动分子大会并作报告。不料陈独秀回信说：“你‘病’，不准你去了！”结果让彭述之去作报告。病字上打了引号，瞿秋白明显地感觉到这是陈独秀在挖苦自己。由此更加剧了瞿秋白与陈独秀、彭述之的矛盾。

3月，瞿秋白奉命去武汉主持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期间，因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意在《向导》上发表毛泽东撰写的《湖南农民革命（一）》一文，故瞿秋白个人决定把它单独刊印出来，并亲自为之作序。他不止一次对别人说：“我们至今还没有自己的党报——日报，你看这样的材料却不准宣传，真岂有此理！”

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昌开幕。之前在预备会上，讨论陈独秀将要作的工作报告时，发生了争论。因为报告中，陈独秀把中山舰事件的发生归咎于革命力量不足，甚至指责上海工人不该起义，当代表们一提到党内妥协退让问题，陈独秀就发火，就训人。

当中共五大开到第二天时，每位与会代表都得到了一本由瞿秋白写的题为《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大家如饥似渴地低头读小册子，面露笑容，有人还小声地交换着意见。瞿秋白在这本小册子中指出了1923年以来党内领导层发生的17例右倾错误，同时对毛泽东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观点极表赞成，从而赢得了代表们广泛的支持。在小组讨论中，瞿秋白、蔡和森、任弼时等人纷纷发言，批判了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错误，迫使陈独秀不得不作检讨。虽然陈独秀仍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但他在党内的威信已大不如前。

1927年5月13日夏斗寅叛变的发生，使武汉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6月30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武昌举行，陈独秀在大会一开始就表示，共产党和跟着她革命的工人农民已经走得太远了，现在必须退让以挽救与国民党的联合。会议重点讨论了由陈独秀起草的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11条政纲，其中“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等条款尤为瞿秋白所不满。瞿秋白主张坚决开展工人运动和土地革命，依靠工农群众来努力战胜反革命的进攻。大家争来争去，大会还是通过了11条政纲。因瞿秋白也不愿意把中央内部的矛盾，完全暴露给蒋介石、汪精卫，故再一次迁就了陈独秀。

7月15日，汪精卫实行清党分共后，全国淹没在一片腥风血雨中，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彻底失败。陈独秀等人也受到通缉，被迫过起了东躲西藏的日子。8月7日，由共产国际新派来的代表罗明那兹主持，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了“八·七”会议，但没有通知陈独秀参加。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检查了过去中央的错误，制订了新的工作方针，并改组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免去了陈独秀的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瞿秋白、苏兆征和李维汉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

8月中旬的一天，瞿秋白、李维汉来到陈独秀隐居的纸行楼上，向他通报了会议的有关情况。陈独秀对大会决议表示同意。当李维汉传达会议代表的意见，劝陈独秀去莫斯科时，他摇了摇头，说：“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有责任，不能全记在中央的账上。”瞿秋白、李维汉知道陈独秀的倔脾气，再劝也无用，便与他握手告辞了。

9月下旬，瞿秋白、郑超麟等人同船前往上海，为的是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新办一份名叫《布尔赛维克》的刊物，以代替被迫停刊的《向导》周报。

来到上海不久，瞿秋白就和李维汉去看望数日前才抵沪的陈独秀。一见面，瞿秋白便对陈独秀说明来意：“我刚到上海几天，中央决定重新办一个机关刊物，还请你常写文章。”

陈独秀满口答应：“写文章我很乐意，只是文章写不长。”

李维汉笑着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现在形势紧，写短文更合适。”

瞿秋白点着头说：“《布尔赛维克》设有‘寸铁’栏，专发短文章。”

此后，陈独秀隐蔽在家，或翻看每天的报纸，或为写文章搜集材料。从《申报》上看到汪精卫的反动讲话，其中“从共产党与腐化分子的夹攻中，悉力奋斗，为国民革命求一出路”这些话，让陈独秀愤慨至极。为了给予强力反击，他一气呵成写下《汪精卫的出路在哪里？》、《斯文扫地民众爬上来》、《蒋介石的进步真快呀! 》3篇杂谈，发表在《布尔赛维克》10月24日出版的创刊号上。出于个人安全的考虑，他用的是笔名“撒翁”。到1928年2月27日，《布尔赛维克》出至第19期便停刊了，陈独秀除了少数几期没写，其余大部分都有他的文章，共计发表140多篇杂文。

6月间，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上，瞿秋白代表上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作报告，说：“关于过去的事，或者国焘是对的，秋白对的，独秀对的，这些问题讨论起来是有意义的，但不能同我们目前任务相比。”代表们在讨论该报告时，既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主义错误，也批评了瞿秋白的盲动主义错误。此前，虽然通知陈独秀来苏参加会议，但被他拒绝了。中共六大以后，陈独秀成为一名每月领取30元津贴的普通中共党员，而瞿秋白则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1929年以后，陈独秀日渐消极，走上托派道路，以共产党内反对派自居。因不满于中东路问题，陈独秀致信中共中央，攻击六大路线和共产国际。为此，11月15日，中共中央决议并报经共产国际批准，开除了陈独秀的党籍。在此问题上，党内有人不主张立即开除陈独秀党籍；但瞿秋白撰写、发表了《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一文，对陈独秀分裂党的言行予以批评，并主张开除其党籍。

20世纪30年代初期，瞿秋白在党内横遭打击，他对陈独秀的评价也逐渐宽容。他后来著文说，对于陈独秀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功过，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公允；陈独秀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始终是伟大的，他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

但遗憾的是，陈独秀已看不到瞿秋白对他新的评价了。1935年2月，瞿秋白在向香港转移途中，于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4个月后因拒不投降被蒋介石下令处死。陈独秀当时正关在国民党金陵狱中，7年后逝世于四川江津县。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