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读《红色光环下的鲁迅》，比较毛泽东、陈独秀、瞿秋白、潘汉年、周扬、周恩来、叶剑英、陈毅、茅盾、郭沫若、胡乔木、胡耀邦谈鲁迅的文字，不难看出，在共产党人中，对鲁迅有着最深切的感应者当属毛泽东，其次是瞿秋白。而郭沫若和周扬，均系鲁迅生前不甚喜欢，甚至有过冲突的人，

读《红色光环下的鲁迅》，比较毛泽东、陈独秀、瞿秋白、潘汉年、周扬、周恩来、叶剑英、陈毅、茅盾、郭沫若、胡乔木、胡耀邦谈鲁迅的文字，不难看出，在共产党人中，对鲁迅有着最深切的感应者当属毛泽东，其次是瞿秋白。而郭沫若和周扬，均系鲁迅生前不甚喜欢，甚至有过冲突的人，尽管这两人晚年对鲁迅的推崇，其文字之多，誉词之高，已大大超过毛泽东和瞿秋白，其实，郭沫若、周扬与鲁迅思想完全是两种存在，他们生前与鲁迅的恩怨和后来对鲁迅的文学阐释，反差之大，给人匪夷所思的印象。①叶剑英元帅的言谈和文字中也有涉及鲁迅的，其特色有四点：第一，作为政治家，叶剑英对鲁迅的评价与毛泽东是一致的，他引用毛泽东的话来谈论鲁迅；第二，作为革命家，叶剑英引用鲁迅是有着现实的目的；第三，作为军事家，叶剑英说到鲁迅的时候，用的是一种独具一格的“文戏武唱”的方式；第四，作为一个诗人，叶剑英很喜爱鲁迅的诗，鲁迅的诗和诗论深得叶剑英的赞赏，在与人谈诗时叶剑英会用鲁迅的诗歌来作为自己的论据。

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鲁迅的思想遗产得到共产党人高度重视。毛泽东对鲁迅的经典论述均在战时面世，例如1937年10月19日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会上作《论鲁迅》的演讲，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长篇演讲中论及鲁迅。1940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四周年的日子里，叶剑英在重庆《新华日报》副刊《文艺之页》第20期发表的《我也来纪念鲁迅》一文，显然受到毛泽东上述两次演讲的影响。《我也来纪念鲁迅》开头写道：“如果仅仅把鲁迅看作一个‘文艺家’，或称之曰‘文化人’，当着他逝世的四周年的时候，我们这一类半吊子的‘武艺家’或‘武化人’，对于文艺，既无天才，又无研究，对鲁迅生平的了解非常肤浅，甚至茫然，那么当着人们热烈的纪念他的时候就会觉得：‘我欲无言’。”叶剑英在觉得“我欲无言”之后，说出了这段话：“鲁迅是中国近代文化新军的最伟大与英勇的旗手，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虽然他目前是革命军底马前卒——叶附）他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这段话引自毛泽东1940年1月9日的演讲。《叶剑英选集》收录了《我也来纪念鲁迅》，并注明“有删略”。笔者找到《红色光环下的鲁迅》所收录的《新华日报》的叶剑英原文，两相对照，发现选集删略的是上面这段话中括号里的“虽然他目前是革命军底马前卒——叶附”，这也说明，叶剑英一方面深受毛泽东的影响，另一方面依然有自己的看法。

叶剑英引用毛泽东的话来谈鲁迅的例子还有。在天下大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各色人等均可从鲁迅的思想库中拿出杀人的武器，例如“痛打落水狗”可以运用到斗死走资派和学术权威，等等。在“文革”初期，军队的形势同样急转直下，部队院校师生造反派纷纷外出串联，参与造反活动，冲击总部和各军区的机关，许多负责干部被揪斗。1966年11月，来京的军队院校多达10万人，并有冲击国防部和中南海的事件发生。当时作为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的叶剑英感到局势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如果听任年轻学生盲目的行动，可能酿成更大祸害，使军事首脑机关完全陷入瘫痪状态。他同军委、总政的领导人紧急磋商，决定动员军队院校师生员工离京回校复课闹革命。经报毛泽东批准，11月13日，总政治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周恩来、陶铸、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萧华、杨成武以及各总部负责人同时出席。大会强调稳定军队，军队不能乱，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非正常现象和错误作法提出了严肃批评，动员大家离京返校。叶剑英在讲话中，首先“检讨”去年院校整风问题，然后谈到军队院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任务和政策。他说，同志们要掌握党的政策，使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们不仅同情，还支持。但是真理是有限度的，列宁说过，真理跨过一步就成了谬误，越过了一定的量就会发生质变。叶剑英批评一些单位揪斗领导干部，外出串连，搞打砸抢，败坏军队的名声等错误行为。在只听一个人的话即只听毛泽东的话的情况下，叶剑英企图以毛泽东谈论鲁迅的话来说服造反的青年人要适可而止。他说：“真理是有限度的，跨过了限度就变成了谬误。”“领导运动的人要掌握火候，掌握适当的温度。不懂得这点，就不懂列宁讲过的跨过真理一步就变成谬误。这些事不少了。我们是睁着一个眼睛，闭着一个眼睛。闭着一个眼睛放手，睁着一个眼睛看情况。毛主席说过，鲁迅的《阿Q正传》中有个人，是不准别人改正错误不准人家革命的。不要不准人家革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②

叶剑英谈论鲁迅是为现实服务的。“文革”时期是这样，抗战时期也是这样。叶剑英写作《我也来纪念鲁迅》的一个主题，就是学习鲁迅的精神，抗战到底：“我们不是象牙塔里的绅士，我们和鲁迅一样痛恨那屠宰场中的操刀人，当着前进的人们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的今天，我们——就叫‘武化人’吧！把鲁迅作为一个文化新军的主将来纪念他，我想，也是合适的。”“我们研究鲁迅一生的战斗历史，不仅要学习鲁迅一生的战斗精神，而且也要学习鲁迅惯用的战术。鲁迅生平作战，是持久的，强韧的。他说：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韧力。他主张战斗是要带‘兽性’的，‘兽性’就在于有‘咬劲’，一口咬住就不放，拼命的刻苦的干去，这是韧的战争。”“鲁迅一生所进行的战斗，是坚决的，彻底的。打了败仗的人，弃甲曳兵，狼狈窜逃的穷像，确有点像鲁迅所形容的‘落水狗’。鲁迅对于落水狗是不饶恕的。他说：狗可怜到落水，可是它爬出来仍旧是狗，仍旧要咬你一口，只要有可能的话。所以要打就得打到底。这一点对于抗战无信念的人们，是个教训。因为抗战到今天，如果把敌人当作落水狗，固然要打到底，如果敌人把我们当作落水狗，而我们自己不承认是落水狗的话，也得打到底。假如战争也有适‘可’而止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达到鸭绿江边而后‘可’。”

1941年4月30日，叶剑英在《解放》第127期发表《评国民党抗日反共的两面政策》一文中，引用了鲁迅《一点比喻》的一个洋典故来说明如何理性地处理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鲁迅先生曾引用德国一个哲学家的一段话：‘有一群豪猪，在冬天想用了大家的体温来御寒冷，紧靠起来了，但它们彼此即刻又觉得刺的疼痛，于是乎又离开。然而温暖的必要，再使它们靠近时，却又吃了照样的苦。但它们在这两种困难中，终于发见了彼此之间的适宜的间隔，以这距离，它们能够过得最平安。’”③叶剑英接着指出：“这一段颇为有趣而且十分恰当的话，很像描写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寓言。如果要克服内部磨擦坚持统一战线，战胜敌寇，也许人们要研究这个适宜的间隔是什么吧，我想这应该是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鲁迅在《一点比喻》中引用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这个寓言故事在于讽刺绅士们的交往，豪猪之间守着一定的规则，但遇见没有刺而又能保暖的柔软动物，豪猪们照样会挤压过来。而叶剑英的用意则是，国共之间要保持一个适宜的间隔，就必须取消一党专政，实行民主。

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的剧圣”的梅兰芳在他的《舞台艺术四十年》中谈到表演艺术的“武戏文唱”和“文戏武唱”的问题，十分精彩。叶剑英谈论鲁迅，也有“文戏武唱”，掺而化之的味道。例如，抗战时期，叶剑英“以战斗来纪念鲁迅，学习鲁迅的战术”。他把鲁迅的“韧战”与克劳塞维茨的“韧力”作比较，还十分推崇鲁迅的“壕堑战”战术。《我也来纪念鲁迅》一文中有这样几段话：“鲁迅的‘韧战’，是与伟大的军事家克鲁什维茨所说的相同，克氏说：‘战争胜利的艺术，是定出重要与决定的目标，用韧力和顽强的态度去追求它。’这就是说，一切战斗特别是抗日战争，没有韧力，就不能持久的斗争而取得胜利。”“鲁迅惯用的战术是‘壕堑战’，他以为打仗就要像个打仗，这不是小孩子赌气，要结实的立定自己的脚跟，躲在壕沟里，沉着的作战，一步一步的前进。”“这种壕堑战，完全适合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壕堑战不是单纯防御，实质上是顽强的进攻，求得一步一步的前进。壕堑战是为了更强韧的战胜敌人，不能不在当前的条件下，进入壕堑。如果敌人用激将的办法说：‘你敢走出来。’而你居然就走了出去，那么这就像许褚的赤膊上前阵，中了箭是活该。鲁迅的壕堑战是惯于灵活运用作战原则，这对于坚持敌后的斗争，更加重要。不管是壕堑或是游击，应该是一切灵活的战术，致胜的战术。”

叶剑英很赞赏鲁迅的诗。他在与人谈诗时多次赞扬鲁迅的诗。

1938年5月上旬，在梅县同乡、国民党六十三军参谋长兼广州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曾其清的一次家宴上，叶剑英与也是梅县同乡的青年诗人蒲风等人谈诗。蒲风出示他出版的十本诗集，说要送给叶剑英。叶剑英对蒲风说：“看样子你还不到三十岁，就这么多产丰收，真不简单。”蒲风说：“请叶总多多指教。”叶剑英说：“我看写诗著文，不光要求数量，更需要质量。现在抗战工作忙，要节约纸张和时间。”大家点头称是。叶剑英接着说：“听说你们不主张写旧体诗，不主张旧瓶装新酒，要把旧瓶子通通打烂，是这样的吗？”蒲风说：“从方向来说，我们主张发展新诗歌，旧诗歌死框框太多，太古板，不易学，不易懂，要入历史博物馆，让位给新诗歌了。”叶剑英说：“我看不一定。”他指着在座的陈华说，“我看过他写的旧体诗，写得不错嘛。”陈华说：“叶总看到的是我在《抗战大学》上答读者问的那首诗吧。那是一首通俗化的旧体诗，是旧瓶装新酒的一种尝试。叶总过奖了。”蒲风说：“陈华是我们诗社的通俗化委员，善于写通俗诗歌。”歇了一会，叶剑英庄重地说：“我看旧瓶子不能丢，至少目前不能丢。新瓶旧瓶可以并用嘛。比如演戏，不光要演白话戏，也可以演客家的外江戏、广州的粤剧，不光演《三娘教子》，也可以演《子教三娘》。群众还欢迎旧的，为什么不可以并存呢？鲁迅的‘于无声处听惊雷’，写得多好啊，旧瓶装新酒，装得好会又香又醇。”④

叶剑英认为，鲁迅的精神和共产党人的精神是相通的。1949年5月21日，叶剑英在北平市人民政府行政干部学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大家必须学习共产党为真理不屈服，不妥协的精神。鲁迅先生便是这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里面根本的精神，便是共产党员的精神。”⑤

原广州市政协主席、诗人罗培元曾回忆1950年代在北京和叶剑英谈诗的情景：“回想50年代饶彰风还任广东省统战部长时，每年到北京开会，老帅必邀我们和柯麟同志到北长街帅府聚会一次，谈乡情，论国事，打乒乓球，也是一乐。一次，他问我有何诗作，我一直是‘不识好歹斋主’，写了在全国政协听了俞平伯先生古乐演奏后写的一首《宫中调笑令》呈正，他说：‘高山流水清风，三叠阳关曲终，这两句好’，我说我只在俞先生所奏两曲套上‘清风、曲终’四字而已，他也幽默说：‘套与偷而得体就无伤，鲁迅不也有偷得半联之说吗?’”⑥《鲁迅日记》1932年10月12日：“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运交华盖欲何求……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云云。”那年10月5日郁达夫在聚丰园宴请其兄郁华，请鲁迅作陪。闲人：《三闲集·序言》里说“我将编《中国小说史略》时所集的材料，印为《小说旧闻钞》，以省青年的检查之力，而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所以把杂文集名为《三闲集》，又自称“闲人”。打油是自己谦称是打油诗。偷得半联，有三种说法：一、郭沫若认为即借用钱季重的“饭饱甘为孺子牛”，不是半联而是半句。郭沫若发表在《人民日报》1962年1月16日的《孺子牛的质变》里，提到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引钱季重作的柱帖：“酒酣或化庄生蝶，饭饱甘为孺子牛。”指出：“这一典故，一落到鲁迅的手里，却完全变了质。在这里，真正是腐朽出神奇了。”《左传》哀公六年：“鲍子曰：汝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齐景公爱他的孩子，自己装作牛，口里衔着绳子，让孩子骑着。孩子跌倒，扯掉了他的牙齿。二、借用南社诗人鹓雏(锡钧)的诗句“旧帽遮颜过闹市”。三、据熊融发表在《人民日报》1962年2月22日《别解》提供的信息，那天鲁迅赴宴，郁达夫开玩笑道：“你这些天来辛苦了吧?”鲁迅用上一天想到的“横眉”一联回答他。达夫打趣道：“看来你的‘华盖运’还是没有脱?”鲁迅说：“嗳，给你这样一说，我又得了半联，可以凑成一首小诗了。”所谓偷得半联就指第一句。其实，叶剑英的诗词中也多有“偷得半联”的妙句。

叶剑英在其他重要讲话中也引用过鲁迅的诗句。例如，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谈到干部要当人民的公仆时说：“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我们的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干部同群众的关系是勤务员同主人的关系。干部要大公无私，心里时刻想着人民，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意见，决不能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称王称霸。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当成为我们的座右铭。”⑦

注释：

①孙郁、黄乔生主编的《红色光环下的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收录毛泽东等众多共产党人所著关于鲁迅的文字和孙郁所写的《选编后记》。

②《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406、407页。

③《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8页。

④陈华、陈广杰：《难忘的会见，亲切的关怀——记叶帅一九三八年回广州的一段史实》，载《叶剑英研究》1995年第3期。

⑤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48.12-1949》，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536页。

⑥罗培元著：《无悔的选择——罗培元回忆录》，花城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521页。另外，罗培元的《于精微处见叶帅风格》（载《罗培元文集（拾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也谈到这次会面时叶帅和罗培元谈鲁迅小说人物：“我们谈到词。我说：‘我也涉足词坛，写些习作还给刊出来，觉得很惭愧。’叶帅说，在这里，大家都是老乡，谈谈笑笑，自由得很。你将你的近作写出来，请大家欣赏。我说我只是学填词的初哥，不敢献丑，叶帅说：‘大家初出娘胎，个个都是赤条条无牵挂，有谁对他说三道四？’这话隐含哲理，不是一般说法。我就斗胆起来，在众多孔夫子（前辈）面前随口背出一章《如梦令》；又补充说，孔乙己说过‘偷书不算偷，读书人的事’。我偷人家的一点句子，应该得到谅解吧。我说完这个开场白，就把草稿念出来：‘如梦，如梦，古曲古筝新弄。高山流水清风，一曲琵琶曲终。终曲，终曲，何日音缘重续。’我才吟完，叶帅在旁拍手说，好词，虽不是‘绝妙’，平心而论也算是好词了。我急忙说，这是前几天一个晚上，在全国政协礼堂听到俞平伯先生的古筝弹多阕古词之后的习作。其中有‘古曲古筝新弄’、‘高山流水清风’，都是俞氏弹奏中的句子。我是十分惭愧，就请教叶帅应如何改。他说，一改反改坏了。孔乙己偷书，一本就有几百几千句，也不算偷。这确是像孔乙己所说是‘读书人’的事，何况你‘偷’来之后，百分之百还是词曲味。听俞先生弹奏的人也不多，你不说，人家也看不出来。这显然是安抚我这后生小子的话。他还教我以后吟诗作词也要有李白‘白发三千丈’那样的好句子。”

⑦《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496页。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