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古代，朝廷会出台一些明明为了老百姓好的福利政策，而老百姓却偏偏不买帐的情况。因为在古代，这些政策搞到最后，往往变成老百姓苦不堪言的负担。为啥为了老百姓好，最后反而增加老百姓负担？为啥这些“福利”政策，最后反而一地鸡毛？今天就来聊聊这个。

在古代，朝廷会出台一些明明为了老百姓好的福利政策，而老百姓却偏偏不买帐的情况。因为在古代，这些政策搞到最后，往往变成老百姓苦不堪言的负担。为啥为了老百姓好，最后反而增加老百姓负担？为啥这些“福利”政策，最后反而一地鸡毛？今天就来聊聊这个。

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社仓，也叫义仓。社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585年的隋代。当时管理朝廷财政收入的度支尚书长孙平给隋文帝提了个建议，说每当地方上闹点天灾，老百姓都苦于家里没有存粮，要忍饥挨饿。朝廷每次开仓放粮又要朝廷指挥调拨，所以不如在地方建立一种基层仓库。让老百姓们在丰年有收成的时候可以自愿拿出一小部分粮食放进去，富户多捐点，穷人家就少捐点，等到灾年这些粮食就可以就地解决灾民的饥荒问题。

◇ 图为隋文帝画像

反正只需要在当地划个仓库，不用朝廷出粮，长孙平的这个建议一下就得到了隋文帝的首肯。 由于这种基层的仓库纯粹是为了赈灾储存，当时称之为义仓。负责管理的也是基层的社司，也就是农村里社的管理群体，所以又叫社仓。从长孙平的角度看，社仓的设立确实是一种慈善，朝廷当义工给民间搞个仓库，民间自己管，往里面捐粮也是民间自发的，你情我愿，看着都挺合适。只不过在隋文帝眼里，设立社仓还有自己一套更深的打算在。

在社仓建立九年后，公元594年，关中大旱，当地社仓纷纷开仓放粮。毕竟是靠民间慈善捐出来的仓库，存粮算不上多，在赈灾中作用有限，但这也给了隋文帝操作的理由。

隔年，隋文帝下诏书，大手一挥，将社仓收为官方机构。不再由社司管理，而是由各地州县衙门管理。收粮的方式也不再是之前的劝募，而是直接按户征收。每户根据经济状况分为三等：上户要交一石，也就相当于30公斤粮；中户要交七斗，差不多21公斤；最差的下户每年也得交四斗，也就是12公斤粮食。因为有强制征收，仓名也不再叫“义仓”，只保留了“社仓”这个名字。在隋文帝的一套改革操作下，社仓体系也成了由官方主导运作的赈灾系统，甚至于丝毫不加掩饰，直接就把这项征粮作为税的一部分。

◇ 图为隋炀帝画像

在隋文帝时期，就算改为强制征收粮食，但总得来说社仓还算是发挥了一定效益 。有一回山东某地闹洪涝，收不上粮食，当地面临饥荒，官府就靠社仓的五百石存粮临时赈灾，缓解了灾情。但等到隋炀帝上来，这事儿就变味了。炀帝属于是挣钱不会，花钱门清的主。放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数得上的败家皇帝，三征高句丽，修大运河，这都是花钱没边的事。而朝廷的钱也不是凭空变出来的。随着他胡折腾，朝廷财政吃紧，自然就盯上了社仓。

按照史书的记载，“国用之物，并贷社仓之物，以充官费，故至末途，无以支给”，官府直接就拿社仓里的粮食倒卖出去，换钱补财政的缺口，卖到最后社仓被完全掏空，一粒粮食都不剩。

◇ 图为唐太宗画像

等到李唐替代了隋，社仓这一套东西倒是也没丢掉。唐太宗在位的时候不仅重建了社仓，而且收得更多了。隋的时候，富户一年交不过一石粮，到太宗年间富户每年得给社仓交五石，而且不分对象，甭管是农民还是商人，都得交，不种粮的人买粮食也得把这一笔交上。后来在武则天和唐玄宗时期，社仓的征收制度还被一改再改，一会跟着田地面积走，一会跟着财产走。但万变不离其宗——用最小的力气从民间征最多的粮。

至于被征上来的这些粮，按照史书的说法，起码在最开始的几十年里，社仓不作他用，就是专门拿来赈灾的。等到唐中宗以后，伴随着朝政混乱，社仓的粮食也开始被挪用，而且一挪就挪得干干净净。所谓“赈灾”作用早就名存实亡。但在《旧唐书》里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在武则天时期，一个姓倪的富商为了还私债，打起了社仓的主意，拿钱贿赂了知名的酷吏来俊臣。来俊臣也不含糊，大手一挥就给富商匀几千石社仓里的粮食。按现代的说法，这就是明摆着的侵吞国有财产。这事就说明，起码在武则天时代，社仓的粮食想被挪为他用，也就是位高权重者一道命令的事。

◇ 图为山西 解州同善义仓。由晚清朝廷为防备灾荒，救济灾民而兴建

后来到了唐德宗时期，因为朝廷连年用兵，又面临严峻的财政压力，因此进行过一次两税法改革， 所谓两税法， 就是朝廷把地税和户税还有地方上的各项苛捐杂税，包括社仓税全部取消。改成收钱为主，一年分夏秋两次征。 表面上看这社仓税一时消失，但本质上只是税种没了，税额还在。蒸蒸日下的唐朝离不开任何一口从民间收上来的税收，至于社仓真正的用途，早就没人在意了。社仓的粮征收上来直接挪入别的库里，那更是家常便饭。赶上灾年，空空如也的社仓根本起不到救济的作用，老百姓该饿死还是饿死。

等到宋朝建立，宋太祖和宋仁宗都想过重建社仓，但是当时有良心的一批大臣算看得明白，他们坚决反对此事，理由就八个字：“赋税之外，两重供输”。你都从老百姓这收过税了，干嘛还要拿这个名义再收一轮？太祖和仁宗也属于比较听得下谏言的皇帝，起码比较要脸，不想硬推这件事，社仓这事就因此一直束之高阁。

◇ 图为宋神宗画像

到了宋神宗继位后，情况就变了。当时北宋朝廷不仅频繁对辽、西夏等国用兵，自身还陷入严重到财政危机。出现了“冗官、冗兵、冗费”问题。要知道，当时北宋全国光在编的就有34000个老爷。除了数量庞大的官老爷以外，还有120万常备军要养。换句话说，这时候吃赵家皇粮的人实在太多了 。 既然哪哪都要钱， 在缺钱这件事面前，神宗选择了不要脸，强行重建了社仓制度。除了每年交税不足一斗粮的赤贫人家，家家都得给社仓再纳一笔税。

这次搞社仓，北宋朝廷属于是演都不想演一下，仓库都是和县里存放官粮的仓库挨着，随时挪用，从一开始就没考虑过赈灾这个事。对当时的大部分官员来说，挪用社仓粮食这事简直是家常便饭。最离谱的一次，知名奸臣蔡京曾经下令，江南两浙一带的富庶地区，当地社仓只留三成粮食，剩下的七成都要运到京师来供朝廷调用。

北宋朝廷拿社仓当税收，到了南宋也不改这一套，社仓税该收还是收，粮食收上来该挪用一样挪。有不少比较正直的官员对此都有意见。比如有个名叫董煟的县令，擅长赈灾救荒，专门写了一本怎么救灾到《救荒活民书》。其中就有对于社仓制度的批评，“义仓，民间储蓄以备水旱者也。一遇凶歉，直当给以还民，岂可吝而不发，发而遽有德色哉。”你建立社仓初衷就应该是当对抗灾害的储备，碰到凶年歉收就得还之于民。结果倒好，真碰上事了反而吝啬起来，不开仓放粮，这还谈什么德政？

南宋时期有次台州遇灾，当地知州给朝廷的奏章中也写了这么一句，“若义仓米，则本是民间寄纳在官，以备水旱。既遇荒岁，自合还以与民。”这义仓米本来就应该是民间寄存在官府这防备旱涝的，年景不好就应该主动发给百姓。但当时即使是知州这一级的权力，也不能自主下令开仓赈灾，只能给朝廷上表，请朝廷决断。到最后，这所谓的社仓制度，完全蜕变成了一种官府强制摊派，收上来也是另作他用的税收。而讽刺的是，反而是到了元朝，因为蒙古人并不过多干预汉地政务，只管收税，地方上都是由乡绅自治。社仓制度反而回归了本来面貌，由地方乡绅操办管理，又回归到大家丰年捐点粮进去，灾年再开仓放粮的状态。

◇ 图为王安石画像

在北宋时期，除了社仓这种社会福利当收税的名头，还创造出不少新政策，新制度，看似从顶层设计上为民着想，缓解民生疾苦，最后执行起来全成了朝廷敛财的手段。

在这些制度里，最有名的当属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青苗法”并非是王安石的独创，宋仁宗的时候，陕西当地的转运使李参就用过类似的方法，当地军队戍卒很多，只靠当地收上来的粮食喂不饱这么些人。从外地再调粮又费时费力，在粮食没到位之前人就得饿出事了。所以，临时采用征粮的方法，在当地还没收成的时候，就向当地农民采买余粮，给的钱就叫“青苗钱”。这一套做法完全是一种临时的无奈之举，而且也没用几年。等到了神宗年间，王安石把这玩意捡了起来，又给完善成了一套制度，在每年夏秋粮食收获之前，老百姓如果青黄不接，没余粮吃，可以去当地官府借贷钱粮来维持生计，补助耕作。等到夏秋粮食收上来了，再跟着税一起还了，利率是两分，也就是百分之二十。

王安石想得很好，老百姓能从官府借钱度过困难时期，官府也能靠借贷赚一笔利息，似乎是两边都有好处，是个利国利民的好政策。因为，按他的设想，百姓应该是自由借贷，愿意借就借，能自己挺过去就不借。但是执行起来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 图为王安石画像

青苗法的借贷落到基层官吏手上，还管你老百姓借不借，为了完成指标，逼着你借官府的粮，不借也得借。而且利率也极其夸张，光王安石给青苗法定的两分利，已经非常离谱，要知道这青苗法是春天借秋天还，这半年的利率就是百分之二十，虽然比当时民间普遍的三分利要低，但也没低到哪去。从现代人的角度看这也属于高利贷，更不要说具体实行起来利率更是打着滚得往上涨。司马光曾经在奏章里指出，有时候借出去一斗陈米，老百姓还的时候得还一斗八升的麦，相当于半年百分之八十利率，如果拿小米还账甚至要还三斗，这更离谱，半年的利息就有百分之两百，高利贷中的高利贷。

在基层官吏的一番操作之下，王大人的苦心化作了一座大山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苦不堪言。有不少官员明确站出来指责“青苗法”是胡搞瞎搞，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苏轼，他在给皇帝的上疏中这么写的，“今天下以为利，陛下以为义。天下以为贪，陛下以为廉。”您以为您这是福利，是朝廷让利于民，实际上天下人都觉得是您贪图利益，就知道捞钱。在众多官员的反对声浪之下，青苗法在实行十六年后被彻底废除。

虽然青苗法被废，但是北宋可一点都不缺类似的制度，尤其是在纺织业。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蚕盐法”与“和买绢”两项制度。

◇ 图为古人养蚕场景

先说蚕盐法，其运作的模式和青苗法属于异曲同工，养蚕的过程中需要盐，但在蚕吐丝之前，养蚕的百姓又不一定有收益去购置盐。所以由官府出面，在二月，养蚕的早期阶段百姓可以从官府这借一笔盐，然后等六月蚕吐丝了，百姓再以绢的形式偿还这笔债。既然形式类似，它出问题的地方自然也和青苗法差不多。首先就是非自愿问题，你有的人养蚕有的人不养，况且养蚕的不一定就买不起盐。但真的执行起来，人人都得被逼着在二月从官府这借一笔盐，然后六月拿绢去还。而且以绢还盐，这买卖的利率完全是不定的，像刚刚提到青苗法借一斗米还一斗八升麦，这多少还有点数，这盐和绢之间怎么一个兑换法根本没数，全凭基层官吏一张嘴。而如此恶政，从北宋初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了徽宗年间，甚至徽宗统治的时候，朝廷根本不装了，给每家每户摊派了一个定数，借盐就得还这个数，不借你也得还这个数的六成，完全把蚕盐法当税来收。

和蚕盐法一样，“和买绢”制度也是从北宋初年一直持续到徽宗年间，它的模式有所不同。所谓“和买”，就是朝廷紧着要某种物资，所以预付款给对应的生产者，相当于跟他们提前下个订单，到时候他们就得产对应量的物资供应给官府。而在北宋初年，和买主要出现在绢这个领域，因为北宋军队规模庞大，需要大量的军装，所以绢布需求极大，往往需要和买提前预定足够的量。一开始这项制度对百姓来说确实是个福利，因为官府的定价偏高，而且提前给钱，百姓也乐得自己产出的绢提前有个着落，所以非常欢迎这项制度，甚至于为了这个反过来倒逼自己县的官员去争取名额的。

◇ 图为古人纺织场景

曾经有个两浙转运使，他是绍兴人，为了照顾自己老家，整个浙东一共才30万匹和买绢的额度，他给绍兴匀了14万匹。结果他这一划，可把余姚县的县令害惨了，县令因为给自己县里争取的额度少，直接被百姓拿瓦片石头砸。县令被砸得头破血流，迫不得已去跟自己上司要额度去了。

这种状态没持续多久，还是到了神宗年间，神宗为了搞钱，有操作空间的“和买绢”自然也不放过。首先就是官府不再正常给百姓预付款，以前都是用铜钱，现在没那么多钱了，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都给拿出来了，食盐，盐票，甚至连和尚的度牒都能拿来当预付款。这其中的操作空间就变得非常大，像是官价里六两盐可以折一尺绢，但是实际上按照市场价格，六两盐也就够买这三分之一的量。这么一来百姓自然是不买账了，但是朝廷对绢的需求还在那摆着，必须解决。所以和买绢逐渐就成了一项摊派任务，被摊派到的百姓，管你搞不搞纺织业，只要轮到你这了，你就得给朝廷上交对应数量的绢。

至于钱，朝廷就给这么多，不够的自己往里补。有时候富户被摊派到和买绢，甚至要上交数百匹绢给官府。到徽宗年间，朝廷更是变本加厉，以前还多少给你一笔钱，现在钱都不给了，完全变成了官府伸手跟百姓要绢。甚至于到南宋，直接出现了折帛钱，我也不跟你要绢了，朝廷也嫌麻烦，就直接给钱吧。一项曾经颇受欢迎的福利政策，就这么成了被人唾弃的重赋。

◇ 图为芬兰一些基本福利政策

其实通 过以上案例不难知道，那就是在古代毫无监管和控制的皇权之下，老百姓没有任何讨价还价能力，官僚系统随时可以权力寻租， 所谓社会福利和沉重负担之间的转换，往往只是朝廷的一念之间。而任何由朝廷主导、涉及到钱粮征收的“福利”政策，无论皇帝的个人德行有多高，初心有多好，都会在执行中变成掠夺民财的工具。

而现代国家说的福利，根本上说是一种公民的政治权利，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像欧洲一些国家，民众通过代议制、工会等渠道获得议价能力，将福利确立为公民权利的组成部分，甚至建立了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就拿芬兰来说，别看他们国家的所得税率超50%，但芬兰老百姓能享受到教育、医疗、失业救济等等保障。如此看来，古代专制王朝和现代国家，两者本质差异不在福利形式，而在权力是否接受到制衡——只有当权利完成对权力驯服，老百姓才能享受到真正的福利。

来源：趣闻捕手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