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蝉鸣把盛夏的午后拖得漫长，我趴在堂屋的八仙桌上写作业，鼻尖萦绕着院子里老槐树飘来的淡香。忽然，院门外传来自行车 “叮铃” 的脆响，紧接着是三叔洪亮的嗓门：“建国哥，建军哥后天回村啦！”

蝉鸣把盛夏的午后拖得漫长，我趴在堂屋的八仙桌上写作业，鼻尖萦绕着院子里老槐树飘来的淡香。忽然，院门外传来自行车 “叮铃” 的脆响，紧接着是三叔洪亮的嗓门：“建国哥，建军哥后天回村啦！”

我手里的铅笔 “啪嗒” 掉在纸上，在田字格里洇出个墨点。父亲林建国正蹲在灶台边烧火，听见这话猛地直起身，柴火棍从手里滑出来，火星子溅到裤腿上也没察觉：“真的？他上次打电话说这月忙，还以为得月底呢！”

母亲赵秀兰从菜园里摘豆角回来，围裙上还沾着泥土，闻言笑着把竹篮往石桌上一放：“回来好啊，正好让他尝尝咱新收的玉米。” 她抬手擦了擦额角的汗，眼睛里亮闪闪的，“我明天一早就去镇上割肉，再买条鱼，建军最爱吃我做的红烧鱼了。”

那天下午，家里像是被撒了把酵母，一下子热闹起来。父亲找出西厢房的钥匙，搬来梯子擦窗户，积了些灰的窗纸被他小心地揭下来，换上新的。阳光透过新窗纸照进屋里，在土墙上投下细碎的光斑。我跟在后面，帮着递抹布，看着父亲把原本堆着杂物的厢房一点点收拾利落 —— 旧木床擦得锃亮，铺上刚晒过的褥子，还特意从衣柜里翻出母亲织的新毛衣，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头。

“你二伯在城里当经理，住惯了好地方，回咱家可不能委屈了他。” 父亲一边给床腿垫瓦片找平，一边念叨着。我似懂非懂地点头，心里满是期待。二伯林建军在我眼里，就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人 —— 每次回村，他都穿着笔挺的西装，皮鞋擦得能照见人影，手里拎着鼓鼓囊囊的包，里面总装着城里的糖果和新奇玩意儿。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母亲就挎着布包去镇上了。我醒的时候，灶房里已经飘出了米粥的香气。等母亲回来，太阳刚爬上东边的山头，她的布包里塞得满满当当：一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一条活蹦乱跳的草鱼，还有几样我叫不上名字的蔬菜，甚至特意买了袋奶粉，说给我冲着喝。

“你二伯小时候总带你去摘酸枣，现在他在城里少见这些乡下东西，我还买了点野山菌，炖鸡汤最鲜。” 母亲一边把肉放进井水泡着，一边跟我絮叨。我蹲在旁边，看着她麻利地择菜，手指在菜叶间翻飞，嘴角一直带着笑。

转眼到了二伯回来的那天。一大早，父亲就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等。我也跟着去了，手里攥着母亲给的糖，时不时踮脚往公路的方向望。终于，远处出现了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在满是尘土的乡间小路上格外显眼。父亲赶紧拉着我往前凑了几步，小轿车缓缓停下，车窗降下，露出二伯熟悉的笑脸。

“哥！晓儿！” 二伯推开车门下来，西装外套搭在臂弯里，白衬衫领口系着领带，比上次回来更显精神。他快步走过来，先是拍了拍父亲的肩膀，然后弯腰把我抱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包装精致的糖果，塞进我手里：“晓儿又长高了，快让二伯看看，是不是又变聪明了？”

我搂着二伯的脖子，闻着他身上淡淡的香水味，跟村里大叔们身上的烟火气完全不一样。父亲在一旁笑着说：“快回家吧，你嫂子在家炖着鸡汤呢，就等你了。” 二伯点点头，回头跟司机交代了几句，然后拎着行李箱，和我们一起往家走。

一路上，村民们都热情地跟二伯打招呼。“建军回来啦？”“这西装真精神！” 二伯笑着一一回应，偶尔停下来跟大家聊几句城里的事，说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说马路上跑的汽车，说得大家眼里都满是羡慕。我跟在后面，听着大人们的对话，觉得二伯特别厉害。

到了家，母亲早就迎在门口，手里还拿着围裙：“可算回来了，快进屋歇会儿，饭马上就好。” 二伯走进堂屋，放下行李箱，环顾了一圈，笑着说：“哥嫂，咱家还是这么暖和。” 他从包里拿出几瓶酒和几条烟，递给父亲：“哥，这是我给你带的，你平时少喝点，对身体好。” 又拿出一条花围巾，递给母亲：“嫂子，这围巾你戴着好看，城里现在都时兴这个。”

母亲接过围巾，不好意思地笑了：“你这孩子，回来就回来，还带这么多东西。” 她赶紧把围巾叠好放进衣柜，转身进了灶房忙活。我拉着二伯的手，把他领到西厢房：“二伯，你看，我和我爸昨天收拾的，干净吧？” 二伯摸了摸我的头，笑着说：“干净，比城里的宾馆还舒服。”

午饭时，桌子上摆满了菜：红烧鱼冒着热气，油亮的汤汁裹着鱼肉；红烧肉肥瘦相间，撒着葱花；清炖鸡汤飘着金黄的油花，野山菌在汤里若隐若现；还有炒青菜、凉拌黄瓜，满满一桌子，香气扑鼻。父亲拿出二伯带来的酒，给两人各倒了一杯。

“来，建军，尝尝你嫂子做的鱼。” 父亲夹了块鱼肉放进二伯碗里。二伯尝了一口，眼睛一亮：“还是嫂子的手艺好，城里饭店的厨师都做不出这个味儿。” 母亲笑着说：“喜欢就多吃点，家里还有呢。” 她不停给二伯夹菜，二伯碗里的菜很快就堆成了小山。

饭桌上，二伯跟我们讲城里的生活。他说公司里的办公室很大，有空调，夏天一点都不热；说他经常去参加会议，跟很多厉害的人一起讨论工作；说周末会去公园散步，公园里有很多好看的花。我听得入了迷，手里的筷子都忘了动，脑子里全是二伯说的城里景象 —— 高楼大厦、汽车长龙、满是鲜花的公园，那是我从未见过的世界。

“晓儿以后好好学习，将来也去城里上大学，找个好工作。” 二伯看着我，认真地说。我用力点头，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父亲笑着说：“借你吉言，这孩子要是能有你一半出息，我就知足了。”

下午，二伯没闲着。他跟着父亲去地里看庄稼，手里拿着手机，时不时拍照。“哥，你这玉米长得不错，就是行距有点密，下次可以再调宽点，通风好，产量能更高。” 二伯指着玉米地，给父亲提建议。父亲认真地听着，时不时点头，还拿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记下来。

路过邻居家的菜地，王婶正在摘茄子，看见二伯，热情地打招呼：“建军，来帮婶看看，我这茄子怎么老长不大？” 二伯走过去，蹲下来仔细看了看叶子，又摸了摸土壤：“婶，你这土有点板结，得松松土，再施点有机肥，保准能长好。” 他还掏出手机，从网上找了茄子种植的教程，给王婶看。王婶看得连连道谢：“还是城里来的人有学问，比咱懂的多！”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才回家。母亲已经做好了晚饭，蒸了新收的玉米和红薯。二伯拿着玉米啃得香甜，说：“还是家里的玉米好吃，城里买的都没这个味儿。” 晚饭后，父亲搬来竹椅放在院子里，二伯坐在中间，我们围坐在旁边，听他讲城里的趣事。老槐树上的蝉鸣渐渐轻了，晚风带着凉意吹过来，月光洒在院子里，温柔又宁静。

“我这次回来能住三天，等回去的时候，带点咱这儿的小米和花生，给公司的同事尝尝。” 二伯说。母亲赶紧接话：“早就给你准备好了，装在布袋子里，放在厢房了，都是今年新收的，干净着呢。” 父亲笑着说：“你要是不够，我再去村里给你收点。”

二伯看着我们，眼里满是笑意：“哥嫂，跟你们在一起，比在城里舒服多了。” 我趴在二伯腿上，吃着他给的糖果，觉得这样的日子真好。月光下，一家人的笑声在院子里回荡，飘向远处的田野，也飘进了我心里，成了童年里最温暖的记忆。

搬家那天的场景，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卡车在小区楼下停稳时，正好是周六的上午，阳光把崭新的楼房照得发亮，瓷砖墙面反射出刺眼的光。父亲林建国攥着新家钥匙，手都在微微发抖，他抬头望着 12 楼的窗户，跟母亲赵秀兰念叨：“你看这楼多高，以后再也不用怕下雨天漏雨了。” 母亲笑着点头，眼角却泛了红，手里还紧紧抱着从老家带来的那只旧搪瓷盆 —— 盆沿都磕出了缺口，上面印着的 “劳动最光荣” 五个字，早就被岁月磨得模糊不清。

搬家公司的师傅们忙着搬家具，我跟在后面，小心翼翼地护着自己的书包，里面装着二伯以前给我买的童话书。想起临走前，父亲特意给二伯打了电话，语气里满是兴奋：“建军，我们搬新家了，在幸福小区 3 号楼 1202，你有空一定要来看看，比咱村里的老房子宽敞多了！” 电话那头的二伯笑着应下来：“哥，恭喜啊，等我这阵子不忙了就过去，到时候咱哥俩好好喝一杯。”

挂了电话，父亲还跟我们说：“你二伯肯定会来的，他以前在村里总住咱家，现在咱搬城里了，他说不定还想看看城里的房子啥样呢。” 母亲也跟着附和，一边整理刚搬进来的行李，一边盘算着二伯来了要做什么菜：“得提前去菜市场买条新鲜的鱼，再炖个鸡汤，你二伯就爱吃这口。”

可日子一天天过去，二伯却没了消息。

新家的生活很新鲜，小区里有干净的健身器材，楼下就有便利店，出门坐公交也方便。我很快适应了城里的学校，认识了新的同学，可每次放学回家，总会下意识地往门口看一眼，期待能看到二伯熟悉的身影。父亲也时常拿起手机，对着二伯的电话号码发呆，好几次想拨过去，又犹豫着放下了：“再等等吧，你二伯当经理忙，别打扰他工作。”

母亲原本准备好的用来招待二伯的茶叶和点心，放在茶几的抽屉里，一直没动过。有一次，她收拾抽屉时翻出那些东西，叹了口气，又原封不动地放了回去。我知道，母亲心里也在盼着二伯来，只是没说出口。

大概过了三个月，天气渐渐转凉，小区里的梧桐树开始落叶。那天周末，父亲一大早就去菜市场买菜，说是要给我做我最爱吃的红烧肉。我在家写作业，忽然听见开门声，以为是父亲回来了，抬头却看见母亲站在门口，脸色有些复杂。

“你爸呢？” 母亲问。

“去菜市场了，说买肉回来做红烧肉。” 我回答。

母亲没再说话，走到沙发边坐下，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像是有什么心事。我放下笔，走过去问她怎么了，她才慢慢开口：“刚才在楼下碰到你二伯的同事了，就是上次在村里见过的那个张叔。”

我心里一紧，赶紧问：“张叔说什么了？二伯要来了吗？”

母亲摇摇头，声音低了下来：“张叔说，你二伯最近一直没出差，就在城里上班，前几天他们还一起吃饭了呢。”

我愣住了，手里的橡皮 “啪嗒” 掉在地上。原来二伯根本不忙，他只是没来我们家。

没过多久，父亲提着菜回来了，脸上还带着笑意，进门就喊：“晓儿，快来帮爸拿一下，今天的肉特别新鲜，保证做出来的红烧肉好吃。” 可当他看到母亲的表情，还有我低着头不说话的样子，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

“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了？” 父亲放下菜，走过来问。

母亲把碰到张叔的事跟父亲说了一遍，父亲手里的塑料袋 “哗啦” 一声掉在地上，里面的西红柿滚了一地。他蹲下来，默默捡起西红柿，手指有些颤抖，捡了半天，也没把西红柿放回袋子里。

“他…… 他说建军最近都在城里？” 父亲的声音有些沙哑，像是不敢相信。

母亲点点头，眼眶红了：“张叔还说，二伯上周还跟他们一起去郊区钓鱼了，说城里住得闷，想出去透透气。”

父亲没再说话，站起身，走到阳台，背对着我们。我看着父亲的背影，他的肩膀好像比以前更弯了，头发里的白头发也更明显了。阳台上晾着的衣服被风吹得轻轻晃动，阳光透过窗户照在父亲身上，却没让他看起来暖和一点。

那天的红烧肉，最终也没做成。母亲把肉放进冰箱，说等改天再吃。晚饭的时候，桌子上只有几个简单的素菜，一家人都没怎么说话，只有筷子碰到碗的声音，显得格外冷清。

又过了一段时间，快到春节了。母亲提议给二伯打个电话，问问他要不要来家里过年，父亲沉默了半天，摇了摇头：“算了吧，他要是想来，早就打电话了。”

除夕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桌子上摆着丰盛的年夜饭，可我却没什么胃口。想起以前在村里过年，二伯总会来我们家，一家人围坐在炕桌旁，吃着母亲做的年夜饭，二伯给我发压岁钱，还会跟父亲一起喝酒，聊着一年的趣事，屋里满是笑声。可现在，只有我们三个人，冷冷清清的。

半夜的时候，我起来喝水，经过父母的房间，听见里面有说话声。

“你说，建军是不是觉得咱们现在搬城里了，用不上他了，就不想跟咱们来往了？” 母亲的声音带着哭腔。

“别瞎想，他可能就是忙，忘了。” 父亲安慰着母亲，可我听得出，他的声音也很无奈。

“以前在村里，他每次回村都住咱家，咱好吃好喝招待他，他说在城里想家里的味道，咱就每次都给他做他爱吃的菜。现在咱搬城里了，他怎么就不来了呢？” 母亲的声音越来越低，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站在门外，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原来那些我以为温暖的亲情，在二伯眼里，只是需要依靠时的将就。以前我们在村里，条件不好，二伯回村住我们家，既方便又能显示他的 “风光”，可现在我们也搬进了城里，不再需要他的 “指点”，他就把我们忘了。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后，发现父亲不在家。母亲说，父亲一大早就出去了，说是去公园散步。我知道，父亲是不想在家待着，怕触景生情。

大概中午的时候，父亲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信封。他把信封递给我，说：“这是你二伯托人送来的，说是给你的压岁钱。”

我接过信封，里面装着两百块钱，可我却觉得这钱沉甸甸的，一点也不开心。

“他没说别的吗？没说要来看我们吗？” 我问。

父亲摇摇头：“就说让把压岁钱给你，别的没说了。”

我把信封放在桌子上，没再碰。我想起以前在村里，二伯给我压岁钱的时候，总会摸着我的头说：“晓儿，好好学习，将来有出息。” 可现在，他连面都没露，只托人送来了两百块钱。

从那以后，父亲再也没提过让二伯来家里的事，母亲也没再念叨过要给二伯做什么菜。有时候，我会在小区里看到跟二伯年纪差不多的叔叔，总会想起以前在村里，二伯坐在院子里跟我们聊天的场景，心里酸酸的。

春天的时候，小区里的花开了，很漂亮。我和父母一起在小区里散步，阳光暖暖的，照在身上很舒服。父亲忽然说：“其实这样也挺好，咱们一家三口，安安稳稳的。” 母亲点点头，挽住父亲的胳膊，我也走过去，拉住母亲的手。

我抬头看着蓝天白云，心里慢慢释怀了。有些亲情，或许本来就不是对等的，以前我们以为的温暖，可能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虽然二伯不再来我们家，虽然那份亲情淡了，但我还有爱我的父母，还有我们一家三口的小幸福，这就够了。

只是偶尔，当我看到书架上那本二伯以前给我买的童话书时，还是会想起在村里的那些日子，想起西厢房的灯光，想起二伯分糖果给我的样子。那些记忆，就像老槐树上的年轮，刻在我心里，再也抹不去了。

来源：晚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