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5年日本电影《情书》在国内上映，三十年后，它在国内重映。时间一旦被量化成了坐标，许多的并置会变得清晰而耐人寻味。那个年代，网络尚未发达，写信依然是人们寻找、联系彼此的重要手段。那个年代，去电影院尚显得奢侈，尤其对于还是少年的我来说，于是，那张不知属于谁的
原创 来颖燕 新民艺评 上海
老电影重映是时光的回溯，而《情书》的动人，恰在它道破了爱情与记忆的真相。
1995年日本电影《情书》在国内上映，三十年后，它在国内重映。时间一旦被量化成了坐标，许多的并置会变得清晰而耐人寻味。那个年代，网络尚未发达，写信依然是人们寻找、联系彼此的重要手段。那个年代，去电影院尚显得奢侈，尤其对于还是少年的我来说，于是，那张不知属于谁的《情书》DVD成了班里除了金庸的武侠小说之外最热门的接力品。这些年，老电影的重映渐成风潮。或许是年岁渐长的人们蓦然意识到电影特有的气息唯有在影院里可以被保存。那是作用于观众全部身心的气息，可以让人沉入弗洛伊德所谓的“白日梦”的气息。
《情书》启幕，女主角博子在雪地里漫步，长镜头和远景里，看起来那样浪漫，但是镜头拉近，她的举步艰难溢出了屏幕。这似乎是对这样一个谜面和谜底看似对称却永远无法抵达完满的爱情故事的预言。当年轻的爱人因为意外去世，博子看似不动声色下汹涌的悲伤，让她想尽办法要多一点再多一点了解爱人的过去，包括他的学生时代。当思念无从寄托，她异想天开地给爱人写信，并寄往了爱人在中学时的小镇地址。所有人都觉得她疯狂，但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她竟然收到了回信，随后的一切更加匪夷所思地在探秘和揭秘间，复盘了一段被埋藏的爱情，也摧残了另一段同样刻骨的感情……
在电影《情书》之前，已经声名远播的情书是茨威格的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同样的深情但绝望，同样的不求回复。
写信的最大魅力在于必须要面对可能得不到回复的结局。因为邮路不明，因为对方的意愿不明，因为许许多多的原因。所以许多时候，写信是一种独白，是对自己的交代和整理。而情书更是如此。陷落，悸动，惶恐，但又难以按捺。千百年来，文字是动情之后的这一切最切肤和直接的出口。中国最早的“情书”原型，可以追溯到《诗经》，甚至对象都可以是模糊的、泛指的，只因心念的抒发如此迫切，别无他法。
电影里，当失去爱人的博子在第一封绝望的情书里写道：“树，你好吗？”时，她是在轻声叩问自己的心，他走了，我会好吗？我该怎么办？当她震惊地得到了一封署名是“藤井树”、寄自她的“树”在小镇住址的回复时，她知道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偏差。所以她开始不断地写信，然后不断地接到回信，当然双方的信在小心翼翼的问候之外，都急于想辨明这些偏差，于是，更大的偏差被发现了——那个回信的“树”与博子的爱人“树”同名同姓，同在一班，即使博子苦心搜罗来的寄信地址原来也是误抄了女生“树”的。而博子跟女生版的“树”的长相堪为双生。尽管我们不愿意去想，但已经不辩自明——是什么让男生“树”一开始选择了跟博子在一起。
爱情是个难题，难在“爱”这个命题可以席卷生活所有的角落。电影《情书》在根底上迫使我们思考的是，要怎样面对误解所造成的人生困境。一环接一环的误解，推动着故事之轮滚滚向前，最终让它停下来的摩擦力是让所有人叹息的真相。但其实，如果始于谜团又终于谜团，让误解成为永恒，人生反而会更圆满。就如博子可以永远以为男生树爱她是因为她是博子，而不是因为她和另一个人的相像。
约翰·伯格曾经有一本小书，名字来自于友人给他的一首诗——《留住一切亲爱的》。这首诗其来有自，有着自己的渊源和语境，只是这一句可以抛开语境，直抵每一个人的内心。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只能是一个愿景。而信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因其本身的不确定属性，将误解可能导致的人生的错位放大了。此在的遥指逝去的，已知的暗示未知的，信件犹如掌控剧情的幕后之手——一切回应的缺席都是被许可的，即使被呼应，依然可能是虚无缥缈的遥不可及。但是信件的往来依然承载着情人间巨大的期盼和希望，因为它的不可预料正与感情的无法言明拥有着相同的分母。
2018年，《情书》的导演岩井俊二又一次让信件担任了这样的角色，拍摄了电影《你好，之华》，故事的背景被设置在了中国。依然是充满误会和遗憾的感情，只是少了一些揭秘和巧合，多了一些生活的晦暗和可怖。但两次创作对于信件的理解，让人愈加想去复盘当年的《情书》。那些巧合，既深情又残忍，愈深情愈残忍，看起来这些只会发生在电影中，但实则默默藏匿在现实的琐碎细节中，升华成隐性的但无处不在的痛苦。
我想当年我是根本没有看懂《情书》。我会至今难忘那个几乎所有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会记得的名场面——在图书馆的下午，窗帘轻拂，少男在淡淡的光影里静读，却不会记得其实电影里埋伏着更加摄人心魄的暗示——当多年后男生“树”已去世，女生“树”再次回到图书馆时，在同一个角度、同一抹光影中看到那被风拂过的窗帘背后空空如也。
陈冲在她的自传体散文里写道：“记忆，好像早晨爱人离别后枕头上柔软的凹印，那是他在你生命里存在过的证据。你似乎能感受到那里的温度，忍不住伸手去抚摸它，把脸贴住它。等你再抬起身，却发现那凹印已经走样，失去了他的痕迹。记忆也好像一个犯罪现场，你一次又一次地去那里查看，反而践踏了那些手印足迹，丢失了真相。我们的头脑总是不停地把记忆里的碎片逻辑化、合理化、美化或丑化，而且每一次造访，都似乎令它离原始印象更远一些。……也许，要保持原始的记忆，唯有不去触动它。”
记忆本来就是在有和无、现实和虚构之间挣扎的存在，经不起让新的太阳晒去上面霉斑的考验。我们只能拥有此刻的认知，对自己的，对爱人的，对这个世界的。但是偏偏，我们永远不会停止对于过去之谜的追逐，这也是为什么，每一次的经典重映，会让许多人甚至更多人走进电影院——与经典的每一次相遇，都让过去成了底片，被重新冲洗。
得知真相的博子没有怨怼。在一个清晨，她去了爱人罹难的地方，对着群山呐喊和重复她在信里的问候：“你好吗？”然后自答“我很好！”漫山的回声是深不可见处爱人的真实回应，是的，他很好，她终于可以放下。
情书最重要的作用，原来不是维系感情，而是对自己的慰藉。这叫人想起前不久同样重映的《花样年华》里属于周慕云的那个树洞。而这些千回百转，在信纸和邮筒已经没落的今天，显得更加让人神往和迷恋。即刻的回复和轻而易举的联系，结果反倒是让彼此的面目愈加模糊，以及更加无法面对生与死之间横亘的边界。我们再不可能如博子那样通过情书，与逝去的爱人共处——“生者是死者的核心，环绕核心的，则是永恒”，“在核心与其外围之间，存在着常常并不明晰的交换”（约翰·伯格语），这交换原本可以由情书来完成。
卡尔维诺曾经谈到有旅人喜欢收集其所到之处的沙子。这是一种收藏，而收藏犹如日记，为的是“记录自己转瞬即逝的狂热”，“把自己的存在之流变成不易消散的客观实在，或者是将连续的意识之流凝结成书面文字的晶体”。其实，这句话更为适合作为“情书”的注脚。爱是人类的永恒之谜，会瞬间绽放，会最后不知所终。生与死，刹那与永恒，都融于其中，成为一种轮回。而“情书”将它们落实成了隐喻，虽然面临着不了了之、不及回应的结局，但当它被一字字地写下，那个执笔的人就会得救。
来源：草根练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