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犯当庭下跪认罪！揭秘新中国首次审判外国侵略者

摘要：1956年6月至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担任法官，审判外国侵略者。

1956年6月至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担任法官，审判外国侵略者。

这次审判中，所有战犯都认罪悔罪、无一赖罪，有的甚至跪倒在地，痛哭流涕请求严惩自己。这是国际审判史上罕见的情景。

旅日学者、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张宏波接受专访，向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讲述了这场鲜为人知却又意义重大的正义审判。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于1956年6月9日至19日在沈阳对日本战犯铃木启久等8人进行审判。新华社发

彻底清算日本对华战争和殖民罪行

1946年至1948年，同盟国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1945年末至1947年12月底，中国国民政府与联合国战争犯罪审查委员会远东及太平洋分会组成战争犯罪处理委员会，相继设立保定、东北、南京等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在南京举行杀人比赛的野田毅等人最终在南京被枪决。

1950至1956年，中国共接管和关押日本侵华战犯1109人。1956年6月至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太原开庭，公开审判45名职务较高、罪行严重的日本战犯。

“新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绝大多数是1950年7月从苏联引渡的。新中国接收战犯并在1956年进行审判，与当时的国际局势有密切关系。”张宏波说，在1946年至1948年东京审判的过程中，国际形势不断发生变化，美苏对立升级，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内战中也逐渐呈现胜利趋势。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司令部逐渐改变了对日本的占领政策，东京审判的性质也由最初对战犯严惩并追责而逐渐改变。例如开庭前就决定对日本天皇免于起诉，对731部队在调查取证后没有追究，以及未追究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进行殖民统治的罪行等。

1948年底，原本第二批、第三批起诉的甲级战犯嫌疑人被先后释放。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执行绞刑的第二天，安倍晋三的外公、曾任东条内阁重要成员的战犯岸信介获不起诉释放，之后还担任日本首相三年多。

张宏波说，东京审判尽管追究了部分甲级战犯的侵略罪行并予以严惩，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东京审判不仅未能使战犯认罪悔过，审判过程中反而沦为美西方为新的对抗进行准备的政治工具。在此背景下，新中国需要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对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和殖民统治罪行，同时构建一个不再发生战争、和平的周边国际环境，中央政府从1951年起就开始准备，参考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的法理和原则，调查抗战时期日本的战争罪行、收集证据。

1956年7月1日至7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28名日本战犯。图为战犯西永彰治受审。新华社记者于肇摄

日本战犯在新中国实现“更生”

1956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审理第二案，历时20天，对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等28名战犯组织、操纵伪满傀儡政权及侵略中国的罪行进行公开审判。

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以战犯和证人的双重身份出庭，揭发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等人操纵伪满政权奴役东北人民的罪行。

“在这次审判前，二战后对侵略国的战犯审判都没有追究殖民统治的责任。新中国的审判丰富了国际法，在审判殖民统治犯罪方面，从法理和实践方面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张宏波说，新中国在审判前已经对战犯进行了六年的教育改造，实施了尊重人格、“恨罪不恨人”的人道主义管理和教育政策。特别是在朝鲜战争期间，战犯们了解到中国人民志愿军不但没有败给以美国为主强大的“联合国军”，还越过了三八线，对此感到难以置信，于是开始了旨在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学习活动。

战犯管理所为他们提供报纸、书籍，包括日文书报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使战犯逐渐认识到自己原本认为的给中国和亚洲带来文明的所谓“圣战”，实际上是一场侵略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殖民掠夺。战犯们的思想因此开始发生转变。

张宏波说，想让一个人承认过错甚至罪行不是一件易事，会有很多现实条件制约人们的反思。但新中国的战犯管理所帮助他们实现了“做人的更生”，“更生”是日本战犯自己的说法。战犯管理所花费大量时间进行了艰苦努力，最终使这些曾经的侵略者能够真正反省战争，以至成为反战、推动和平的力量。

“新中国对这批战犯没有作出死刑和无期徒刑判决，对彻底认罪悔罪的战犯，尤其是中下级人员，都给予了免予起诉的处理方式。”张宏波说，东京审判几乎所有战犯都否认自己的罪行，但新中国审判的日本战犯全部当庭认罪。1000多名战犯回到日本后，大多数人不仅继续反省，还深化了对战争和侵略的认识，组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致力于推动反战和日中友好。

1956年，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过程中，辩护律师会见被告人柏叶勇一（右）。新华社记者邹健东摄

这样的历史值得被更多人看到

二战胜利至今，包括新中国审判的战犯在内的一大批日本有识之士，怀着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对日中友好的深切期盼，投身于中日两国的友好事业，为促进两国友好与互信作出了重要贡献，写下一段段佳话。

然而，近二三十年来，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在日本社会兴起，淡化甚至否认侵略历史的观点大行其道。近段时间，随着中国“9·3”纪念活动临近，日本政府竟试图通过外交渠道干涉他国来北京参加活动，令人瞠目结舌。

今天日本社会对侵略历史的错误认知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张宏波说，通过东京审判，日本社会各阶层对日军在战场上的种种侵略行径有所认识，但随着美国占领政策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在东京审判局限性的影响下，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认识本来就不够彻底，像岸信介这样的战犯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中央，对战争的反省和清算进一步被削弱。日本自身从未追究任何战争时期的犯罪行为和战争罪犯。

“战后日本的历史教育特别是有关侵略战争的教育是不彻底、不全面甚至模糊的。到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抬头，开始歪曲、美化侵略战争。在网络和社会生活中，甚至开始否认战争中的加害行为。”张宏波说，上世纪90年代后接受教育成长起来的一批人，现在已逐渐成为日本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对历史和战争问题的认识对今天日本社会的影响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