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6年秋，我在宁波范宅古玩地摊看到一本旧书：1984年10月出版的《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八辑），里面有篇《我国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的文章，便花两元钱买下回家阅读。

天一阁西大门

2006年秋，我在宁波范宅古玩地摊看到一本旧书：1984年10月出版的《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八辑），里面有篇《我国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的文章，便花两元钱买下回家阅读。

文章介绍了天一阁的兴建和发展历程，其中第七部分“避寇迁书复还阁”里有这样一段话：“这已是一九三九年二月以后，于是由浙馆人员会同鄞文献会循目抢出阁书计九千零八十册，装箱用卡车运至浙南龙泉福泽乡的跶石村，租屋存藏，即由范氏推定之范召南会同管理。”

这不足80字的记述，引起我的注意，感觉里面隐含着诸多问题：天一阁的书籍是怎么转移的？由哪里决定的？到那边又藏在什么地方？怎么保管的？

这一系列问题始终缠绕着我，决心搞清楚这些疑惑，于是，便有了以下的采访。

抗战期间，亚洲最古老的藏书楼面临着被敌人占领，古籍被抢走的危险。为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典籍不落入敌人之手，宁波乃至于浙江省的有识之士，秘密地开展了一场鲜为人知的古籍大转移活动。

400多年的光阴，给天一阁涂抹上了太多的沧桑，发生在这座亚洲最古老藏书楼里的故事，有些被人记取，有些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开始褪色，行将湮灭。

有一件事很令人深思：早些年，一位日本老兵心怀忐忑地迈进天一阁大门，他抱定要见识一下这里珍藏的古籍。隐隐地，那个不曾泯灭的幻想还在萌动，一如他60多年前，宁波沦陷时，奉命与一个连的士兵，冲进这久负盛名的藏书之地，欲抢走那满楼的宝藏。

他想，天一阁不是对外开放了吗？战争时期没能看到的，和平年代总能补上吧？

天一阁建好时，范钦曾给子孙作出过严格的规定，天一阁要延续下去，必遵循：“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戒律。几百年来，无论经历何种风雨，传承有多难，范家子孙秉承古训，没有将书籍作为财产而分割掉，也没有因贪图眼前的小利而出售阁中藏书。

但“书不出阁”，却没能像范钦预想的那样完美，天一阁的珍贵古籍在抗战期间，为防止日寇抢掠，实施过一次临危大转移，古籍经历了一次非同寻常的“出阁”，且一“出”就是八年，天一阁也因此出现了唯一的一次“空阁期”。

如今，那批曾与日本兵擦肩而过的古籍，静静地躺在十几米外的书库里？日本老兵露出一副企盼的神情，坐在大门墩上苦等了两天。结果，馆方还是拒绝了他。

在天一阁古籍转移秘藏60周年时，我们专程赶赴当年的藏书地——龙泉，寻访那段几近湮灭的历史，追忆当年古籍临危大转移中鲜为人知的往事。

阴云笼罩：书籍破例出阁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侵略者的炮弹落向全国更广袤的土地，继上海沦陷后，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

与杭州近在咫尺的宁波，霎时被战争阴云所笼罩，不时有轰鸣的日机前来侦察。上海的陆路交通被阻断，未沦陷的宁波成了上海和内陆间的联系枢纽，海上船只往来，人员进进出出，表面倒也一派车水马龙的景象。

此时的天一阁已走过370年的光阴，期间经历过战乱、被盗、台风等天灾人祸，已是风雨飘摇。

1933年9月，一场台风过后，藏书楼东墙倒塌，部分书籍受损，天一阁危在旦夕，范氏后人此时已拿不出钱来维修。甬上人士心急如焚，成立了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历时一年半时间，修缮了损毁的藏书楼。

天一阁牌匾

战争的消息不时传来，日寇的铁蹄所碾过的罪恶不断地见诸报端。上海、南京沦陷时，大量的珍贵古籍被日军抢走。一旦日军进犯宁波，天一阁藏书怎么办？满楼的古籍牵动着宁波各界人士的心。

早在日寇进攻上海之时，浙江省教育厅便下令各地政府要保护好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介入天一阁管理的鄞县文献管理委员会也多次召集会议，商议书籍的安全存放问题，大家心情焦虑，感到书籍再存放阁中已十分危险，决定先将阁藏孤本善本装箱转移，运到市区月湖西边的碧沚祠藏匿。

1937年8月17日，三大箱书搬下宝书楼，运抵碧沚祠。这次移藏，量虽然不大，但却拉开了天一阁藏书外运躲藏的序幕。

祠堂距闹市区不远，隐蔽性不强，也不安全，大家还是不放心。藏匿24天后，8月31日，碧沚祠的古籍再次被转移到鄞西毛草漕眺头范家庄，由管委会委员范吉卿负责保管。

时局渐紧，危险依然存在，运走的只是天一阁藏书的一部分，大量的古籍还存放在宝书楼上。1939年1月5日，管委会再次决定，挑选阁中明以前版本及抄本装箱外运，转移到鄞县茅山司马庄墓地藏匿，由管委会委员范鹿其负责保管。

小船又载着8箱古籍，轻轻地沿着内河划向十几里外的茅山司马庄墓地，整个移藏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在外人看来，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运货而已。

古籍转移

果然不出所料，没多久，日机开始轰炸宁波，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混乱之中。2月8日，浙江省教育厅再次致电鄞县政府，实施《关于各种有价值之文献切实注意保管请查照办理》。省图书馆也再次向省教育厅详细汇报天一阁藏书的重要性，请求协助保管。

省教育厅请求教育部后，马上电令鄞县政府，批准将天一阁藏书运往龙泉。省图书馆还派员专程到宁波催促此事。

鄞县县长陈宝麟接电后，向范氏族中长老转达上面的指示，解释宁波不安全事宜，战争时期应由教育厅代为迁移保管，由教育厅觅定安全地点妥藏，战争结束后，书籍必运回原藏，并可由范氏后裔推荐一人协同保管。

4月7日15时，天一阁尊经阁里，由鄞县县长、文献管理委员会主任陈宝麟主持，重修天一阁管理委员会主任冯孟颛、代表叶谦凉、省教育厅派员周凯旋、省图书馆史叔同、范氏族人范若鹏等人参加的特别会议上，大家面色凝重，内心焦急，就如何藏运问题争执得很激烈。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它改变了天一阁藏书史乃至中国藏书史的一段走向。我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阁藏书籍370年，被迫移藏他乡，就是在这次会上定下来的。

转移前的会议记录

会议决定：移存乡间的两处11箱藏书，加封后也立即启运；

阁中剩余藏书，由教育厅和省图书馆来员会同管理委员会及范氏代表一道，立即清点装箱；

启运时使用鄞县政府封条，并由经办人员签字；

凡移藏之书，在数目上加盖特制印有：“二十八年四月运藏龙泉”字样的印章。书目和印章密封后存放省教育厅保管；

清点装箱的目录装订六份分存教育部、教育厅、省立图书馆、鄞县政府、文献委员会和范氏房长；

押运人员除省图有关人员外，还有文献委员会和范氏代表各一人组成，费用均由省教育厅负担；

范氏派往储藏地看管人员的费用月支付30元。

龙泉属战时大后方，有58家浙江省属机关单位从杭州迁于此，省图书馆在龙泉山中设立几处秘密藏书地。杭州沦陷前，江南仅存的一整套《四库全书》，便由浙江省图书馆转移到龙泉躲藏。一年后，为躲避日机轰炸，又移藏贵州，终得以保存下来。

焦急的人们在和时间赛跑，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抓紧、抓紧再抓紧。绝不能让古籍落在日本人手里！

仅用五天时间，各路便准备停当。4月12日，三路依照书目抢运出的9080册藏书，装满28箱，悄悄地被抬上船，运往鄞县横涨会合地，运书的卡车早已等候在那里。

随着马达的轰鸣，1939年4月12日，在天一阁里躺了370年的一大批珍贵古籍，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涯。范氏后人纷纷挥泪作别，祖宗传下来的“宝贝”，今后还会遇到何种命运？何时能回阁呢……

藏地沦陷：书籍异乡藏匿

运书的卡车颠簸缓行，先是从宁波驶抵永康，再由永康经丽水直奔龙泉，路上爬行一周时间。

书籍运走后的1941年4月20日，宁波沦陷，人民开始了水深火热的生活。

日本人对天一阁的古籍垂涎已久。清末民初，日本学人内藤湖南等人到中国访书，便来到过天一阁，后撰有《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一书。宁波自古为通商口岸，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又是中国文化向日本输出的首发港。明清时期，日本人对中国古籍的认识，多是从宁波运抵日本后开始的。

天一阁现藏珍贵古籍

日军攻战宁波，首先派一个连的士兵冲进天一阁，欲实施抢夺，然而，此时早已书去楼空，令侵略者大失所望。

范氏后人眼见这强盗行径，既愤慨又无奈，只是暗暗地庆幸：书籍总算提前运走了！

地处浙南的龙泉，如今是丽水地区的一个县级市。过去传说天一阁的书籍藏在龙泉的一幢破庙里，也有的说藏在山洞里，各种说法都有。原因是因战争时局、交通不便、相对较远等，自打古籍运走后，宁波方面就没有人去了解过藏书的情况。古籍运回宁波60多年来，也从无人过去调查过。

因此，当初到底藏在什么地方？是如何保存的？一直是个谜。

宁波这边准备妥当后，由时任天一阁副馆长贺宇红带队，我们冒雨出发了，时间是2006年11月19日。

龙泉的藏书地是什么样？那座破庙还在吗？当年的见证人还能寻访得到吗？我们在枯燥的旅途中，设想着各种可能。

从丽水到龙泉在修路，坑坑洼洼，再加上山高坡陡，雨路泥泞，百余公里的路，走三个多小时。到龙泉时天已漆黑。一看表，整个路程走了九个半小时。

龙泉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很热情，引领着我们先档案馆，再党史办（方志办），查阅档案资料。党史办主任卢书田给我们翻出《龙泉文史资料》，上面有零星记载。他还与原藏书地跶石乡政府文化员刘丽芬取得了联系。

龙泉鿎石乡

跶石乡距县城仅五公里，因修路，绕来绕去，走了一个多小时。乡政府人员听说我们是为寻访天一阁藏书之事，专门从宁波赶来的，像是见到了久别的亲人，显得异常兴奋。

正巧，乡里也在进行浙江省民族民间艺术资源普查，他们已把当年的藏书地作为重点，登记上报。问起他们是否到过宁波的天一阁？都说没去过。

“当年藏书的庙还在吗？”

“不是庙，是祠堂，就在不远。另外还有三处藏书地呢。”小刘的回答既让人兴奋，又使人吃惊。

我们先来到跶石乡沈边村的叶家新仓廊（仓库）。山坡上一座老宅的门楼矗立着，马头墙规整气派，石门上“紫气东来”四个大字显得苍劲有力，从建筑看应是清末民初的。仓廊还残存一部分，但已摇摇欲坠。

主人叶显亮当时只有六七岁，现在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他告诉我们，当年书藏在他家仓廊里。早已损毁的房基仍清晰可见，叶显亮指着遗留下来的台阶说：“每年盛夏晒书时，书就从那里拿出来，晒在后面的打谷场上。”

叶家仓廊门楼

金家祠堂也属沈边村，为清道光年间的建筑，从改建过的大门已看不出多少古建的痕迹了，走进去，还能看到残存的天井和部分木结构，梁柱上雕刻着各种图案，牛腿、雀替雕工考究，线条流畅，漆彩清晰可辨。

祠堂尚有一面墙和厨间保留下来。从遗存看，当年应该是很气派的一座祠堂。

据村民讲，当年祠堂远离民房，相对安静。而现在已经被民房所包围，里面开办成一家简易的木器加工厂，电锯轰鸣，粉尘弥漫，电线拉得横七竖八，木料和半成品堆得到处都是，很让人担心火灾隐患。

金家祠堂景象

乡政府工作人员找来几名仍健在的天一阁藏书亲历者，这让我们悬着的心落了地。

面对几位老者，一种难以言状的兴奋油然而生，仿佛解开一切谜团的钥匙就攥在他们手中，他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会破解我们所需的答案。闻讯而来的乡亲们也纷纷赶来看热闹，把我们围在中间。

刘长琨，80岁，身体硬朗，曾担任三四十年的村支书。他说，当年他挑过几次天一阁的书，那时他还小，大的箱子挑不动，专拣小的。在金家祠堂放有好多箱书，书箱下有架子，为防止虫子爬上来，架子的每支腿下放一个小碗，碗里放着桐油。

见证者刘长琨

吴马根，85岁。在他记忆中，龙泉的码头边有一处大房子，天一阁的书是从那里抬过来的。那时龙泉到跶石没有公路，抬书箱要翻过跶石岭。岭有几百米高，山路崎岖，坡陡路滑，岭上有个亭子，供过往行人歇脚。

书箱有八仙桌大，要四个人抬，一天只能抬一次，行进很慢。老人抬过五次书，抬书虽不清闲，但却也因此躲过了战时村里抓壮丁，谁去抬书便可免去当壮丁。抬书箱的人，每人胸前别一个小牌，作为免抓的标记。

见证者吴马根

时至今日，老人既不知道箱里放的是什么古籍，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在吴马根看来，那次抬书只是一次出工，一次挣钱的机会，并不像人们期待的那样有其他方面的认识。

众人的询问，也勾起了老人遥远的记忆，他喃喃地自语：“你们从来没来人看过我们，当年的那些书，不知道现在在哪里？”

闻听此言，我们同去的几人心情沉重，立刻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打内心敬佩起他们。

几位老人一致认为，金家祠堂当年藏书最多，是主存放地，平时书籍不允许外人看。每年盛夏晒书时，他们过来帮忙。书籍晒在竹席上，摆满了所有的空地，晒书人小心翼翼地一本本弹刷，还要仔细检查有没有虫蛀霉变等。

当年还是个十五六岁小姑娘的杨芝秀，已是77岁的老太太了，她儿时常到邻居家玩，也就是后来成为丈夫的赖水根家，20岁时她嫁到赖家。

她还记得，看书人中有个姓杨的，就住在赖家，杨芝秀还帮婆婆给他做过饭。赖水根还到金家祠堂帮助晒过藏书，杨芝秀也前去送过饭，她看见书开本很大，文字都是直排的，书箱里放着一袋袋香草。

见证者杨秀芝

乡亲七嘴八舌，说藏书地还有两处：一处是项坊村的蔡家仓廊，一处是南弄林坊自然村吴家祠堂。

蔡家仓廊地处山坡，原址已建起一座粉色二层小楼，旁边那座将要倒塌的小房子，多少还能显示出这里的旧貌。林坊自然村吴家祠堂早已无影无踪，平坦的地基上青草茵茵，一条小溪从边上静静地流过。要不是有人指点，很难想象这里曾有过一座祠堂。

沈边村的金家祠堂、叶家仓廊、项坊自然村的蔡家仓廊、林坊自然村的吴家祠堂，四个点分布在一条3公里左右的沟内，山势趋缓。金家祠堂面积很大，叶家仓廊相对较小，其他两处的面积已经难以确认，天一阁的书籍有28箱。

最初，省图书馆和龙泉新知书店的书，曾选在跶石藏匿。当时的龙泉虽未遭到日军入侵，但日机也多次进行过轰炸，投放鼠疫弹、炸毁桥梁、烧毁民房，县城并非安全之地。

而跶石地处山区，交通不便，隐蔽性强。天一阁的书籍运到龙泉时，最初也藏在县城，但考虑到有日机轰炸，以及水火之灾和盗贼等因素，后转移到省图书馆的藏书地跶石，与省图的书一同藏匿。

天一阁的书籍运抵跶石后，开始藏在省图的第三密藏处，很可能就是叶家仓廊，后考虑到拥挤和离居民家太近，仍有隐忧，再次转移到地方宽敞、且隐蔽性强的第二密藏处金家祠堂。

“有没有重兵把守？”

老人们说法不一。

作者（左）与两位见证者合影

杨芝秀还忆起，宁波来的有一个姓范的，还有一对姓温（她温、汪不分）的夫妻。

零散的文献上，看书人中提到“范召南”一人。据天一阁档案记载，范召南为范氏族人中推举的随书保管人员，也就是杨芝秀老人提到的“姓范”的那位。其他人是哪里派来的看书人员，老人们也说不清。

范召南是个关键人物。在后来的浙江省图书馆干部档案中，有关他的记载很简单。

范召南，1898年生，浙江鄞县人，文化程度为五年私塾，做过学徒、旧职员、工友和职员。在经历一栏中，记载他做过天一阁图书管理员，属留用人员。特长为：管理善本。主要优缺点一栏中，缺点：斗争性不强；优点：刻苦耐劳。

1939年，天一阁的书籍运往龙泉时，他时年41岁，年富力强，又有一定的文化，族人推举他是比较合适的。吴马根老人回忆说：“知道老范，老范喜欢抽烟和打赌。”

看管书籍，并非一项轻松的差事。面对祖宗流传下来的一箱箱宝贝，想想自己肩负的使命，老范觉得肩头的担子重如泰山，他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每年伏季，他要按照天一阁的老规矩组织晒书，搬进搬出要好几天时间，最后还要按目装回箱内，不能有一点马虎。其他大部分时间便是书箱紧锁，看好大门，防止贼寇偷盗。

范召南为人随和，他很懂得身在异乡，如何与当地村民搞好关系的重要性，他和村民关系处得很好。偶尔，有好事的村民或稍有些文化的来客，想和他通融通融，浏览一下天一阁的宝藏，他不会放弃原则，深知自己的责任，会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

守书，成了他的职业，而天一阁戒律中最忌讳“烟酒”，这一点他是心知肚明的。但孤寂、无聊、思乡……让这位远离亲人的中年汉子，尝尽了熬时间的滋味。在他心中，看书不比“登楼”，打发时间还能靠什么呢？香烟，自然成了他八年守书生涯的最好陪伴……

熬到胜利：书籍安全归来

自从天一阁的书，装上运往龙泉的卡车，管理权就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天一阁的书和省图的一同管理，储藏方式、搬运费用均由省图决定和承担。范氏后裔和文献管理委员会只是派员协同保管。

书籍运走后的时间里，宁波的磨难就没断过，先是遭轰炸，再是沦陷。人们在痛苦和惶恐中打发着艰难的每一天。可对书籍的牵挂和忧虑，范家、管理委员会、乃至于宁波人民一刻也没停止过，这一运走也有几年了：远在几百公里外的藏书安全吗？何时才能归来？

天一阁现藏珍贵古籍《集韵》

苦熬的时光显得漫长寂寥，终于，盼等到了日本投降的日子。宁波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可以长长地舒口气了，但“宝贝”在外的宁波人，却还感觉不到轻松。

战后的龙泉一派繁忙，省直机关纷纷回迁，天一阁的藏书此时也随同省图的书籍一道，运到了杭州。

“为什么天一阁的书籍不运回宁波呢？”

“是不是就此不还了？”

围绕着书籍的归属，宁波的舆论场出现多种声音，人们开始心生疑虑。是啊，当初不是说好战后“必运回原藏”吗？可今天，躲过了日寇的抢劫，书籍却入了省图的书库。

鄞县参议会立即函请县政府转呈教育厅，恳请将天一阁的书籍运回宁波。

经过慎重考虑，教育厅终于批复：准予迁回。

消息传来，天一阁里一扫往日沉闷的气氛，人们比过年还高兴，一块悬于心中八年的石头终于落地了。书籍离开家乡的日子，范氏后裔多少次凝望空阁而心怀焦虑啊！如今，辗转千里，躲过战乱的书籍，终于要重归故里了，他们怎么能心情平静呢？

1946年12月16日，初冬的寒风掠过三江，微弱中尚有丝丝凉意。鄞县政府教育科长项泽耕、范氏后裔范鹿其、范康麟等人，丝毫没有察觉到寒意，他们肩负着宁波人民的重托，赶往杭州，接书回阁。

在杭州的九天时间里，他们几人在兴奋中办理相关手续，仔细地进行清点、对目和封箱。12月25日，28箱古籍终于运回了宁波。

好似离散多年的孩子归来，书籍回来，宁波沸腾了。管委会委员和范氏后裔看到一个个书箱，感到既亲切又怜惜，人们难以抑制心中的喜悦，激动的泪水止不住地流淌。一晃八个春秋逝去，樟木箱子已经开始斑驳老旧……

天一阁宝书楼二楼

延续几百年、曾经断了的藏书链条，今天又连接上了。“书不出阁”是为了保护，而“书出阁”也是为了保护。

天一阁经历了一场特殊的痛楚之后，又翻开了新的一页。书籍归来后，成立了由各界人士组成的管理委员会，筹资回购古籍和主持日常管理，并向社会宣布：开阁展览，迎接各界参观。

1947年3月1日至3日是公开展览的日子，宝书楼的一楼展出了过去外人很难见到的《平定回部得胜图》，以及历代帝王名臣图等，中间长桌上摆放着范文正公忠宣公遗像手卷，两旁摆放着经史子集珍贵书籍。

楼上书橱大开，多种海内孤本，任人参观。范鹿其亲自解说，闻讯赶来参观者达2000余人。

史上只有乡贤大儒方可登楼一阅的孤本善本，破天荒地展示在家乡父老面前，这在天一阁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辗转归来的不仅仅是28箱书，更是范氏后人一颗颗悬着的心。从此，他们再仰望天一阁时，仿佛又看到了从前的影子……

编辑：龚一鸣

来源：甬派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