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县城里最便宜的饭店在人民路北侧，挨着长途车站。老板娘姓徐，只有一个人经营，瘦削的肩膀上总是挂着一条褪了色的毛巾，脖子后面有一小块皮肤比别处深，那是每天低头炒菜时被油烟熏出来的。

县城里最便宜的饭店在人民路北侧，挨着长途车站。老板娘姓徐，只有一个人经营，瘦削的肩膀上总是挂着一条褪了色的毛巾，脖子后面有一小块皮肤比别处深，那是每天低头炒菜时被油烟熏出来的。

招牌早就没了，原来有一块木板，上面用毛笔写着”徐家小店”，后来被风吹雨打，字迹模糊，板子也有些腐朽，就摘下来放在了后厨的角落里。住附近的老人都叫它”六块钱饭店”，因为一份普通小炒加米饭只要六块钱，从2006年到2024年，这个价格一直没变过。

县里人都知道这家店，但没人说得清楚老板娘到底多大年纪。腊月寒风里，她戴着线手套切肉，袖口露出来的手腕像是被皱巴巴的牛皮纸包着。旺季时她有一个帮工，是个脑子不太灵光的女人，大家总听见老板娘喊她”香儿”。香儿收拾得也干净，但永远说不清楚找零的钱，只会露出缺了一颗门牙的笑容。老板娘从不发火，只是默默接过钱包重新数一遍。

我家离那不远，经常去吃饭。父亲的建筑公司破产后，我们不得不省吃俭用。母亲病了，每月吃药花费不少。父亲变得很少说话，总是盯着那些已经发黄的合同看。“六块钱饭店”成了我们家的救星。

店里的招牌菜是鱼香肉丝和清炒土豆丝，量足、便宜。最特别的是，每个星期三，老板娘都会做一道”红烧排骨”，那天的生意特别好，甚至有县中学的学生们特意过来。

“红烧排骨怎么才六块啊？”有次我忍不住问老板娘。

她一边往锅里加水一边回答：“我儿子喜欢吃。”说完就转过身，用围裙擦了擦眼角。角落里的收音机正放着《黄土高坡》，声音有些走调，混着满是油污的排风扇的嗡嗡声。

店里的桌椅都是那种最普通的方桌圆凳，前腿短半寸，桌子摆放时永远晃悠。夏天来了，老板娘就从后院搬出一台泛黄的落地电风扇，扇片上沾满了油渍。转起来时像是在呻吟，但老板娘好像听不见一样，专心炒她的菜。

有天下雨，我忘了带伞。等雨小一点时，才冒雨往家跑。路过”六块钱饭店”，老板娘在门口拦住我：“外面这么大雨，进来待会儿吧。”

我不好意思地走进去，见店里只有一个顾客，是县供电局的老张。老张面前摆着一碗红烧排骨，但他好像一口都没动。我当时以为是他不饿。

老板娘给我倒了杯热水：“你父亲最近怎么样？”

“还是老样子，天天看报纸，不怎么说话。”

她点点头，转身进了厨房。我听见切菜的声音，然后是炒锅里的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盘清炒土豆丝和一碗米饭摆到我面前。

“我没带钱…”

“吃吧，下次来给也行。”

老张像是突然醒过来一样，看着我说：“你爸以前手下带了不少工人吧？”

我点点头。

“他有一年过年给工人发了整整一卡车的排骨。我记得，因为那年我媳妇就在他工地干活。一家一家送，大冷天的，你爸自己开车送。”老张喝了口水，目光游离地看向窗外。

老板娘突然插嘴：“雨小了，张叔，你碗里的排骨凉了。我帮你热一下吧。”

老张摆摆手：“不用了，徐姐。我今天不太有胃口。”

那天回家后，我问父亲是不是以前给工人发过排骨。父亲愣了一下，摘下老花镜，只回答了一句：“那年生意好。”然后又埋头看他的报纸。

之后的几年，我考上了大学，远离县城。偶尔回家，都会去”六块钱饭店”吃一顿。每次回来都发现周围多了好几家新餐馆，电子点餐牌、奶茶、小龙虾，但老板娘的店里永远只有那几道菜，永远是六块钱一份。

有次暑假回家，听说老板娘病了。她雇了个临时工，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做出来的菜不太好吃，但价格还是六块钱。邻居说老板娘得了胆结石，疼得整晚整晚睡不着，但她不愿意去省城的大医院。

“花那么多钱干啥，县医院就挺好。”她对前来探望的人这样说，坐在床边的藤椅上，脚下放着个暖水袋，旁边是一堆花花绿绿的药盒。

恢复后，她又回到了店里。明显瘦了一圈，皮肤更加蜡黄，但手上的动作依然麻利。

星期三，来吃排骨的人依然不少。

“老徐，实在不行就涨点价吧，鬼知道猪肉涨成啥样了。”一个附近卖水果的大姐一边吃一边说。

老板娘只是笑笑：“习惯了。我那儿子马上就回来了，到时候他来定价格。”

店里的顾客不约而同地抬起头。十八年了，大家都知道老板娘有个儿子在国外，但从来没人见过。壁挂电视正播放着午间新闻，声音被调到最小，画面上是北京的高铁站，春运人潮涌动。

县城的冬天总是灰蒙蒙的，尤其是靠近长途车站这块，尾气和灰尘混合在一起，像一层永远擦不干净的薄膜。那天是腊月二十八，马路对面银行门前排了长队。“六块钱饭店”照常营业，老板娘戴着那副磨花了的老花镜，切着一大块五花肉。

我推门进去时，闻到一股熟悉的油烟味。多年未变的味道，让我一下子回到了童年。

“阿姨，来碗排骨面。”

老板娘抬头，眯着眼看了看，然后笑了：“咦，小杨回来了？上大学了吧？”

“已经工作了，今年回来过年。”

她点点头，转身去了厨房。我在店里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墙上贴着几张泛黄的挂历，最新的一张是2022年的，上面有几个用红笔圈出来的日期。每次我回家，总觉得这家店像是凝固在某个时间点上，不受外界变化的影响。

正出神时，门口进来一个男人。

高个子，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件深蓝色羽绒服，拖着个银灰色的行李箱。他的脚步在门口停了一下，然后径直走向厨房门口。

“妈，我回来了。”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锅铲掉在地上的声音很清脆。

接下来的事情像是放慢了十倍速的电影。老板娘从厨房冲出来，围裙上还带着油渍，一下子扑到那个男人怀里。她的身体抖得厉害，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我听不清楚。那个男人轻轻拍着她的背，像是在安抚一个受惊的孩子。

店里其他顾客都看呆了。十八年来，第一次见到老板娘流露出这么多情绪。

“来，快坐，你要吃什么？妈给你做。”老板娘抹着眼泪，把儿子拉到一张桌子前。

“我想吃排骨。”男人说着，目光扫过这个小店的每个角落，最后停在墙上那个上世纪九十年代样式的老式电话机上。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什么。

一小时后，老板娘端上来一大盘红烧排骨，她小心翼翼地放在儿子面前，然后坐在对面，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吃饭。儿子扒拉了两口饭，然后放下筷子，从背包里拿出一个信封。

“这是我这些年的工资，全都给你带回来了。”

老板娘摇头：“不用，不用。妈不缺钱。”

“妈，我知道了。”儿子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我在国外上网查到了，2006年，县里那场塌方事故…”

老板娘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

“你爸带着民工队去修公路，山体突然塌了。他…他把其他人都推出去了，自己…”

原来如此。十八年前那场事故，我有些模糊的印象。那时我还小，只记得父亲回来后很沉默，电视上播放了好几天。

“我查到名单了，妈。12个人，对吗？就是现在每天来吃饭的这些人？”

老板娘点点头，用袖子擦了擦眼泪：“你爸走了，他们家里都不容易。我就想着，能帮一点是一点…”

“所以这些年你一直给他们提供便宜饭菜？”

“嗯，又不是什么大事。六块钱，我还是能赚一点的。”老板娘笑了笑，眼泪却流得更凶了。

店里一时间安静下来。我这才注意到，今天来吃饭的几个老顾客，都默默地放下了钱，悄悄离开了。窗外，天空飘起了小雪，落在路边摊贩的塑料棚上，一碰就化了。

几天后，过年前夕，我又路过”六块钱饭店”。发现门口多了个新招牌：

“徐家饭店 —— 纪念王泽民同志”

价格表也换了，标准小炒涨到了十二块。里面还挂上了一张照片，是个中年男人，穿着工地背心，虎背熊腰，脸上带着憨厚的笑容。

老板娘站在收银台后面，身上是一件簇新的红色毛衣，头发也修剪整齐了。她的儿子站在旁边，系着围裙，手法娴熟地炒着锅里的菜。

我走进去，意外地发现店里坐满了人。有县医院的护士，有修车行的师傅，有供电局的老张，还有几个中学老师。每个人面前都是一碗红烧排骨面。

“菜价涨了，不好意思啊。”老板娘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说。

“应该的。”我点点头。

“但是…”她压低声音，指了指那几个熟面孔，“对老顾客，我儿子说了，还是老价格。”

我看向厨房，她儿子朝我们这边看了一眼，轻轻点头，眼镜后面的眼睛有些发红。

老板娘从抽屉里拿出个红包，塞到我手里：“给，过年了，沾沾喜气。你爸前几天来吃饭，说你在外地挺好的，他很骄傲。”

“谢谢阿姨。”我有些哽咽。

窗外，县城的夜空开始有零星的烟花升起。不远处的长途车站，最后一班车缓缓驶入站台，车灯照亮了站台上等待的人们。十八年过去了，有些东西永远离我们而去，有些东西却会一直存在，像那些被时间冲刷后留下的痕迹，永远铭刻在心底。

饭菜的味道还是那么熟悉，温暖的香气在舌尖绽开，就像重新拾回了遗失的记忆。我看向窗外，雪越下越大，却挡不住街上张灯结彩的红火景象。

县城的冬天总是很冷，但”六块钱饭店”的灯，一直都亮着。

来源：白开水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