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孟子》记载了孟子和齐宣王的一段对话，孟子劝齐宣王爱护百姓从而成就圣王伟业，而要保民而王，关键的是珍惜和存养自己的“爱人之心”。这个爱人之心首要的就是对生命的“恻隐之心”或同情心，也可以说是人的道德良知。

《孟子》记载了孟子和齐宣王的一段对话，孟子劝齐宣王爱护百姓从而成就圣王伟业，而要保民而王，关键的是珍惜和存养自己的“爱人之心”。这个爱人之心首要的就是对生命的“恻隐之心”或同情心，也可以说是人的道德良知。

孟子认为，包括齐宣王在内的每个人都先天本有这种恻隐之心或道德良知，但是这种恻隐之心如果不加珍惜和保护就很容易丢失，从而使得一个人表现为道德良知的缺乏。为了保护这个珍贵而又脆弱的恻隐之心，孟子说有道德的君子要“远庖厨”，也就是要注意远离宰杀处理牲畜生鲜的屠宰场所和厨房，因为孟子认为过多地身处此类场所，会使人对生命的同情之心变得麻木，因而丢失了宝贵的“恻隐之心”。这是一个很容易引起争议的讨论：儒家既然不忍心动物被杀，何不干脆放弃吃肉，从而避免动物遭受屠戮之灾？儒家一方面“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享受着动物之肉做成的精美食物；另一方面，却要自己躲得远远的，看不见就好像这种残忍之事从没发生一样，这岂不是体现了儒家的虚伪、伪善？我们如何看待这种争议？

持续的强烈负面刺激会产生“同情疲劳”

这种争议实质上体现了在道德问题上我们试图保护道德情感的纯粹性与防止道德情感的萎缩之间的张力。孟子主张君子“远庖厨”的目的是防止因为过多地看到血腥或残忍之事而变得麻木，以便保护珍贵的恻隐之心。这有其合理性。《孟子》中所讲到的齐宣王面对祭祀用的牛时“不忍其觳觫”（不忍心看它临死前战战兢兢的样子）是人性最本真的流露，这种即时性的情感反应构成了道德行为的原动力。

现代神经科学研究揭示，人类镜像神经元系统会在目睹他人痛苦时自动激活，产生共情反应。不过，这种与生俱来的道德能力如同草木的嫩芽，既珍贵又脆弱。持续暴露在强烈的负面刺激下，大脑会启动自我保护机制，产生“同情疲劳”。就像反复聆听噪音会损害听力，过度的道德刺激同样会钝化我们的恻隐之心。这种现象被称为“情感的通货膨胀”，也就是说当苦难成为日常景观，人们的道德反应反而会贬值。

这种困境在数字时代更为明显。每天通过屏幕目睹战争、饥荒与暴力，我们的情感在频繁切换中逐渐失去力量，就像长期服用止痛药会产生耐药性，过度接触苦难也会让心灵产生“共情抗体”。这正是孟子强调“远庖厨”的深层用心：我们需要为珍贵的恻隐之心、为脆弱的道德敏感设置保护性距离。

“远庖厨”的本意：守护恻隐之心

需要说明的是，孟子所说的“远庖厨”不是对痛苦或残忍的冷淡漠视或视而不见，不是逃避现实中的痛苦或血腥，不是逃避道德责任。所谓“远庖厨”，首先指的是有道德的君子不亲自去做杀死鲜活的生命的事情，不去做屠夫。我们可以在市集上看到，屠夫会轻松地杀死牛、羊、鸡等，并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相对的淡然、冷漠和麻木。对一般人而言，看到这些牲畜被杀死时的惨状大概率会有强烈的不适感。我本人也有类似的经历，每逢春节，家家户户可能会杀鸡，但做这于我而言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亲手杀死一只活蹦乱跳的鸡会给我带来不小的心理压力。

其次，“远庖厨”指的是我们尽量不要观看杀生，甚至以杀生为乐而以欣赏者的看客姿态乐在其中、乐此不疲。或许人性本就有两面性：一方面，面对动物被杀时表现出的惨状会有恻隐之心、不忍之心；另一方面又会被杀生时的场面所刺激，产生强烈的兴奋感，所以观看杀生（包括现场杀生和杀生视频）似乎是不少人的乐趣。“远庖厨”也是要克制这种以观看杀生为乐的心态。

再者，我们都有一些类似的经历，在去市场购买鸡、鱼的时候，很多顾客为了保证鸡、鱼等食材的新鲜，会希望目睹卖家现场宰杀，似乎只有吃到的是尚带有生命余温、神经性颤动的肉才是真正的美食。这恐怕也是孟子认为有德的君子要远离的。总而言之，“远庖厨”并非对痛苦和血腥的漠视或视而不见，更不是有意地逃避，而是防止因为过多面对残忍而变得麻木，丢了恻隐之心。

从“远庖厨”到“道德共情”

当然，即便我们给孟子的“远庖厨”给了一定的解释和辩护，还是要指出，“远庖厨”难免存在一些风险和争议。正像质疑者所说的那样，“远庖厨”毕竟不是不要庖厨。儒家还是要食肉，那就难免有大量动物被“残忍”地杀死以供人食用。有德的君子远离庖厨这些场所，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脆弱而珍贵的恻隐之心，防止同情心因麻木而消失。然而，君子如果只是“远庖厨”而不能联想到被杀的动物临死前的惊恐，不能联想到动物被杀的悲惨之状，则是缺乏对看不见的生命的道德想象能力，是缺乏对看不见的痛苦或苦难的道德敏感性。

一个合格的儒家君子应该能够从对身边之生命的恻隐同情，扩展到对看不见的生命的恻隐与同情。就像《孟子》所讲的故事中，齐宣王因为对于祭祀用的牛“不忍其觳觫”而提出“以羊易之”，然而问题是这只成为替代品的羊又何尝不会战兢觳觫？但是因为羊不在眼前，这种距离的存在使得它被抽象化，变成了枯燥、单调的符号，不再具有具体的内容，不再是活生生的生命。于是，齐宣王就心安理得地“以羊易牛”了。齐宣王固然有珍贵的恻隐之心，然而在此他表现出对道德想象能力和道德推理能力的缺乏。他应该能由战战兢兢的牛想到同样战战兢兢的羊，这样他才能由对身边人的仁爱扩展到对广大他看不到的百姓的仁爱。这些百姓齐宣王不可能一一看到，但他应该想到他们，并对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

为什么要培养共情能力？

由此，我们看到，在道德的培养中，保护脆弱而又珍贵的恻隐之心非常重要，因为这是道德的萌芽；同时，培育和保持共情能力，具备对看不见的人或物的苦难的敏感性同样重要。在现代社会，我们已不再局限于“远庖厨”式的物理疏远，而是通过技术、制度和文化等多种手段，将暴力与痛苦推向更远的边缘。例如，工业化屠宰系统将动物的死亡过程完全机械化，消费者只需在超市购买包装精美的肉制品，无需面对任何血腥场景。这种“无痛化”的消费模式，使人们得以在道德上保持“洁净”，却也在无形中削弱了对生命的敬畏。

现代媒体和信息技术也在加剧这种疏远。战争中的无人机袭击、远程操控的杀戮，使杀人如游戏般轻描淡写；社交媒体上的灾难报道，往往以数据化的形式呈现，死亡人数被简化为冰冷的数字。我们越来越多地通过屏幕来看世界，这种“去感官化”的信息传播方式，使人们难以对远方的苦难产生共情。鲍德里亚曾警告，拟像社会将导致“真实的消失”。当暴力被抽象为符号，痛苦被消解为数据，道德判断便失去了根基。

如何守护恻隐之心并培育共情能力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应该怎样一方面通过“远庖厨”从而保护自己脆弱而又珍贵的恻隐之心，另一方面又保持对看不见的痛苦、苦难的道德敏感性和共情能力呢？正像前文所说，君子应尽量不杀生，更不应该以杀生为乐或者追求杀生带来的刺激和兴奋感，不应以看客的心态欣赏有生命之物被杀死的情状并津津乐道，从而防止恻隐之心的丢失而变得麻木不仁。（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对于必须要以杀生为业的屠夫就只能做道德堕落之人吗？对于必须从事类似职业的人的道德修养我们可以另文讨论。）

远离血腥、远离伤害，并不是对世间的苦难视而不见，而是要避免滑向对看不见的苦难的冷淡漠视和缺乏敏感。在当今这样一个技术化、信息化的时代，面对技术造成的苦难的抽象化、疏远化，我们应该培养把抽象的符号、冰冷的数字还原为具体的生命、具体的情境的能力。面对通过屏幕看世界、感知苦难造成的“去感官化”，我们需要培养反思的能力和在系统遮蔽中保持清醒判断的能力，通过推己及人和感同身受，透过平面化的画面去感受其背后的一个个具体、鲜活的生命。当我们敢于凝视盘中肉食的来源，倾听弱势群体的呼喊，触碰技术背后被遮蔽的苦痛，那个被孟子称为“仁术”的初心，才能真正落地为改变现实的力量。

• （作者系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徐强

责编 辛省志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