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星堆文明以独具特色的文化面貌引发学界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涉及年代谱系、工艺技术、祭祀礼仪、聚落格局、艺术解读等。基于以往发掘和研究，目前关于其绝对年代、城址聚落、手工业技术等已形成基本认识，但若干基本、重大问题仍待解决，如三星堆文明特质和崛起过程。将造型奇异的

#我的宝藏兴趣#三星堆文明以独具特色的文化面貌引发学界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涉及年代谱系、工艺技术、祭祀礼仪、聚落格局、艺术解读等。基于以往发掘和研究，目前关于其绝对年代、城址聚落、手工业技术等已形成基本认识，但若干基本、重大问题仍待解决，如三星堆文明特质和崛起过程。将造型奇异的青铜器、技术精巧的金器、数量庞大的玉器以及象牙等高等级物质遗存，作为三星堆文明崛起的标志，可以发现较三星堆更早的本地文化中缺乏相关资源、技术和文化基础，其崛起具有跨越式、突发式特点，与其他有序发展的文明模式存在差异。

以往研究更多集中于通过三星堆“祭祀坑”探索其消亡原因，对其文明崛起过程少有系统论证。关于三星堆与其他文化的关系虽有学者关注，但多侧重于某一方面，缺乏整合性研究，对于文化互动与三星堆文明崛起的逻辑关系缺少关注。此外，学者多使用文化传播等较为宽泛的概念解读文化关联，对于交流的具体情形、本质等解读不够明晰。除考古资料和文献史料外，科技分析支撑明显不足，许多解读停留于猜想层面。本文从资源、技术、文化层面入手，综合多学科方法，厘清三星堆与各区域的交流脉络，分析各地在三星堆文明崛起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在剖析各交流脉络关系、复原整体性互动网络的前提下，结合文化格局变化大背景，探究三星堆文明崛起的原因、动力及契机。

本文所谓“崛起”，是指三星堆文明迅速达到文明顶峰的特定阶段。讨论三星堆文明崛起，首先应明确其年代框架及相关概念。在三星堆研究中，存在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明等不同概念。三星堆遗址涵盖时代范围广，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历经夏商，至商末周初衰落，在东周时期文化层中依然可发现相关遗存。学界关于遗址分期主要有三期说和四期说。孙华将遗址分为三期，认为第二期属三星堆文化，对应二里头文化至殷墟文化一期；第三期属十二桥文化，对应殷墟文化一至三期。施劲松认为，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在器物形态、生业结构、祭祀观念等方面具有相似性，拥有几乎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应归属为同一考古学文化。本文所及，主要包括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时期，对应的中原地区年代体系集中于晚商时期。由于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的年代无法准确涵盖讨论内容，故以三星堆文明指代三星堆与十二桥文化主体时期遗存内涵。三星堆文明概念已为学界广泛接受，至于文明、早期国家的关系等非本文讨论核心，不再赘述。

三星堆文明于何时崛起？本文认为，从物质文化遗存看，三星堆文明崛起的主要标志包含遗迹、遗物层面。遗迹方面，晚商时期，三星堆古城达到繁盛，形成大城、小城的完善体系并出现宫殿式建筑；遗物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祭祀坑集中出土的高等级器物，判断崛起时间的重要依据是祭祀坑中器物的年代。需要说明的是，祭祀坑的掩埋年代与坑中器物的年代不必然重合。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和器物跨坑拼合证据，祭祀坑坑体的主体年代为商末周初。坑内器物经由历年累积，年代各有早晚，判断三星堆文明崛起的时间，应重点关注坑内早期器物年代，特别是高等级器物集中出现的最早年代。祭祀坑出土器物主要包括铜人头像、面具、神树等本地风格器物和铜容器等外来风格器物，本地风格器物缺乏对比标准，难以准确判断年代；外来风格器物中的铜容器，可与中原及长江流域同类器比较以确定年代，铜容器以尊、罍为主，绝大部分年代在殷墟早、中期。因此，可以认为，三星堆文明崛起于晚商初期。

三星堆文明的崛起有哪些特征？以晚商初期为界，三星堆文明在缺乏必要技术与资源基础的情况下，显现多地技术与文化因素，迅速形成完善的高等级物质文化体系以及信仰体系，具有跨越式发展特点。遗迹方面，三星堆遗址经历漫长发展过程：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形成大型聚落，夏至商早期在遗址北部、西部陆续兴建小城；至晚商时期迅速发展，出现以青关山F1为代表的大型宫殿式建筑，城内宫庙区、作坊区、祭祀区等一应俱全，在古城外围还发现不同层级的聚落，遗址数量大幅增长。这些现象表明晚商时期三星堆文明发展至顶峰状态。

遗物方面的表现更为直观，最具代表性的是青铜器，其发展具有跨越式特征。目前三星堆遗址绝大部分青铜器出土于1、2、3、4、7、8号祭祀坑：造型复杂、体量巨大的青铜大立人、神树、神坛等反映成熟铸造技术；青铜人头像、面具、铜铃、铜瑗等，类别丰富、数量庞大，反映较高铜器生产水平。三星堆遗址在晚商时期以前，仅有零星铜牌饰、铜铃等小件器物出土，远未达到规模化水平，器形则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存在关联。而三星堆文化之前的宝墩文化（距今约4500—3700年）中不见任何铜器迹象，毫无铸铜技术基础，与中原地区青铜器生产的线性发展模式有所不同。三星堆出土的金器也表现出跨越式发展特征。祭祀坑中出土形态多样的金面具、金杖以及各式金器饰件等，可知金器应用颇广，技术水平较高。但与青铜器类似，三星堆遗址较早阶段几乎不见金器出土，宝墩文化遗址也不见金器踪影，玉器的跨越式发展表现不及铜器、金器显著。早于祭祀坑的阶段中，三星堆遗址中的仁胜村、仓包包等地点发现一些二里头文化时期玉器，但出土数量和体量远不及晚商时期。

作为三星堆高等级物质文化代表的青铜器、金器、玉器，均在缺乏前期技术和资源积累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出现跨越式发展。高等级器物生产技术复杂、资源获取难度高，需历经较长发展过程，绝非短期可独立发展、成熟，其跨越式发展必然得到外部支撑。与此相应的是，质地各异、形态不同的器物多属祭祀用器，神坛、顶尊人像等青铜重器上更是直观描绘三星堆宗教仪式内容，反映成熟的宗教祭祀体系。遗迹、高等级器物及宗教祭祀体系短时间内均达到发展顶峰，从多个层面反映三星堆文明的崛起。

由三星堆向北，存在两条主要交流通路，即东北向与中原的联系，和西北向与中国西北地区乃至中亚、西亚地区的互动。

（一）三星堆与中原的联系

三星堆与中原地区的交流至迟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初具规模。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盉、陶高柄豆、玉璋、玉戈以及单翼铜铃等，应是二里头文化传入。文献载蜀地与夏有联系，如《尚书·益稷》：“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再如《史记·夏本纪》张守节《正义》引《蜀王本纪》及《括地志》：“杨雄《蜀王本纪》云：‘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括地志》云：‘茂州汶川县石纽山在县西七十三里。’”尽管禹迹遍布全国，记载不可尽信，但反映了蜀、夏交流的历史信息。霍巍认为，“古蜀虽然远离中原，却在其古史传说当中保留了大量与中原文化交流、交往的历史痕迹，其中一些‘史实素地’可能来自中原”。金鹏认为，三星堆文化中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可能与部分夏遗民迁徙至成都平原有关。可以肯定，在三星堆文化形成前期，二里头文化对其产生重要影响，二里头文化因素以人群迁徙或文化影响等方式融入。从二里头文化到早、中商时期，两地的联系主要体现在部分陶器、铜器、玉器等器形的相似，反映交流规模有限，且交流内涵和动因尚不明晰，推测资源交换活动或已开始，但大规模流通网络尚未形成。

晚商之初，三星堆与中原关系密切。从资源看，对晚商时期各地铜器的系统科技分析表明，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部分铜器所用原料与殷墟等类型相同，而与后世成都平原铜器所用原料差异明显。与资源流通相伴的，是以工匠为载体的技术流动。周初分封时，将工匠作为资源进行分配，可见掌握生产技术的工匠是重要资源。三星堆铸铜技术主要源于中原体系，如陶范分范方式、芯撑运用等。同时，三星堆铜器技术具有鲜明区域特色，如大量使用连接技术，锻打技术发达，前者主要为适应本地铜器铸造需求，后者体现亚欧大陆中、西部特征。此外，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些铸铜技术特点融入三星堆铸铜体系。可以说三星堆铜器体现出中原、本地、长江中下游以及亚欧大陆中、西部的多元化技术特点。复杂技术的出现与铜器产地的复杂性相关，三星堆铜器的生产地点应是多源的，本地、中原、长江中下游都是来源地，只是比例有所不同。从文化风格看，三星堆与中原商王朝的联系更为直观。三星堆出土的尊、罍等铜容器，尽管大部分属长江流域风格，但追溯源头，毫无疑问出自商文化系统。另外，三星堆各类青铜人像、神兽等器物主体风格展现区域特征，但云雷纹、勾云纹等普遍运用的纹饰以及一些更小的纹饰单元均源于中原。可以说，三星堆铜器的设计是以商王朝铜器为基础的创造，应考虑商王朝工匠直接参与铜器设计与制作的可能。三星堆铜器在原料、技术以及艺术风格方面均与商文化联系颇深，其迅速发展，与商王朝的多方面支持密不可分。

总体而言，三星堆与中原王朝早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便已建立联系，有学者认为部分三星堆人群来自二里头文化分布区。晚商时期，三星堆与中原地区交流广度与深度持续提升，为三星堆文明崛起打下重要基础。青铜应非两地交流的唯一资源，随着更多科技分析的开展，对这一交流脉络的认识，将更为深入。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与中原地区通过其他区域的间接交流所占比重更大。从器物角度看，晚商时期三星堆与中原完全相同的铜器极少，而与长江流域的联系更为直接。成都平原向北而行阻碍重重，最为便捷的通路是经汉中盆地向北进入关中，或沿长江东下至江汉地区，再北上中原。根据考古发现，两条线路可能均发挥作用。汉中盆地与三星堆铜器群在中晚商阶段同步变化，或反映其连接三星堆与商王朝的桥梁作用。峡江地区多见三星堆文化因素，可能也与三星堆经长江中游联系中原相关。

（二）三星堆与西北地区、中亚和西亚的联系

成都平原在新石器时代已与西北方向诸文化有所联系。什邡桂圆桥遗址是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年代较早的代表性遗址，年代为距今5100—4100年，其后是宝墩文化。有学者提出桂圆桥遗址人群来自西北的仰韶文化晚期类型，也有学者认为川西北的马家窑类型是宝墩文化的源头。科技分析表明，川西出土的部分彩陶可能产自甘青地区，可见西北地区与四川盆地在新石器时代存在人群融合及器物流通，成都平原面向西北地区的通路已然开启。到晚商时期，三星堆人群与西北方向的交流进一步扩展，或可至中亚、西亚地区，交流内容包括金属器、玉器工艺及造型艺术等。与中亚、西亚地区的交流有两种可能的通道：一是通过中国西北地区连接；二是从西南地区，经印缅地区实现交流。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与西北地区的交流主要体现在资源和器物层面，与中亚、西亚的联系则更多体现于技术和造型艺术方面。

三星堆与西北地区虽有联系，但直接证据薄弱。三星堆遗址出土二里头文化时期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类似的器物在二里头遗址以及甘肃天水、新疆哈密均有出土，有学者认为其与哈密地区的牌饰有密切联系。三星堆出土多件玉琮，不见雕刻精细的神人、兽面纹饰，与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差异明显，而与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玉琮更为相近，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玉器或形态风格的传播。

在器物制作技术和造型艺术方面，三星堆体现出一些中亚、西亚地区的特征。从技术上讲，三星堆铜器制作技术主体脱胎于商系铸铜技术，但有鲜明的锻打技术特征。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锻打类铜器数量极多，类别丰富，包括铜叶、铜鱼、铜带等，工艺水平高。三星堆3—8号祭祀坑发掘中，仅7号坑出土薄片铜器已编号的便达上百件。绝大部分薄片铜器厚度在1毫米以内，厚者以7号坑龟背形网格状器上的青铜条带为代表，韧性极好，强度较高，可能具备实用功能。三星堆锻打铜器多为锡青铜，质量上乘，可见工匠已能很好地掌握合金配比。殷墟也出土锻打铜器，但数量、类别均不及三星堆。

除青铜锻打技术外，三星堆的用金传统和金器技术应受亚欧大陆中西部影响。三星堆金器数量丰富，技术水平高，已经熟练掌握各类金器处理工艺，锤揲、剪裁、打磨、錾刻、钻孔等技术均较成熟。成都平原未见更早的金器制作传统，中原地区虽也用金，但青铜始终作为礼器核心，未见与三星堆金器的明显关联。亚欧大陆中西部有用金传统，人像、权杖头等器类，亦常见于该区域。当然，三星堆与亚欧大陆中西部的联系主要体现在技术与造型方面，至于金料和金器另当别论。曾中懋分析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金器成分，认为三星堆金器原料是使用“冶炼法将自然金银矿砂融熔”，其矿源可能在四川盐源县洼里地区，可备一说。三星堆的冶金技术以中原范铸体系为核心，表现出长江流域诸多铸铜技术特征，同时汲取亚欧大陆中西部的铜器锻打、金器加工等技术，形成多源的冶金技术体系。

三星堆祭祀体系中，部分器物在造型艺术方面显示出亚欧大陆中西部的特点。三星堆器物中人像发达，各类青铜面具、人头像、立人像、跪坐像，形态多样，造型生动，构成三星堆青铜器的主要特征。中原地区商至西周时期铜器，极少见人的形象，多以兽面、鸟、鱼等各种动物纹为主体，是适应其礼制系统的艺术选择。从文化系统看，亚欧大陆中西部流行人的形象。此外，三星堆的神树崇拜、神兽形象、人鸟合体等均在亚欧大陆中西部流行。有学者提出三星堆与埃及文化要素存在共通之处，例如“荷鲁斯之眼”、图特摩斯三世的权杖、图坦卡蒙的金面具等，艺术表达方式与三星堆器物相似。公元前11世纪埃及底比斯发现中国丝绸，也有来自古蜀地区的可能。这些联系虽缺乏直接证据，但值得关注。

青铜器、金器、玉器等高等级器物的技术、造型，受西北方向不同程度影响。本文不认为上述三星堆的器物风格和宗教祭祀体系是对亚欧大陆中西部文化的复制，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亚欧大陆中西部或许通过某种方式与三星堆产生联系，例如人、神兽、神树的艺术表达，这种影响不一定是单向的。由于材料限制，三星堆一带与亚欧大陆中西部地区相似的文化因素难以判断源头，在交流过程中更可能是相互影响。童恩正提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概念，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从东北经阴山、贺兰山等山脉再至西南横断山脉的半月形边地，在葬俗、器物等方面存在共性文化因素。三星堆文明地处文化传播带西南缘，易受多个方向文化影响，具备交流及创新条件。

三星堆南向的交流证据更为明确，且与早期南方丝绸之路的兴起密切相关。以往通常将南方丝绸之路的起始年代定于西汉时期，三星堆等古蜀文明考古遗存的发现表明其年代上限可至商代。

出成都平原向南，在云贵地区如贵州威宁鸡公山文化发现有少量三星堆文化风格器物。出云贵继续南下，交流线索增多，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出土玉璋颇受关注，邓聪通过仔细比对，认为其形态保留了山东龙山文化玉器特点，又有商文化形制及纹饰风格，不排除与成都平原存在联系。此外，越南北部冯原遗址发现与三星堆相关的线索，冯原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瑗、玉璋、玉璧及璧芯，均与三星堆遗址相似。冯原文化、桐豆文化遗址还见有三星堆文化风格的玉戈。除了玉器，三星堆遗址的陶豆、陶器盖、铜瑗等也可在越南境内找到类似器物。上述文化联系从三星堆文化时期一直延续至秦汉及以后。例如蜀地战国时期墓葬普遍出土的铜戈、铜钺、铜矛、铜凿、铜斤、环首铜削等，可见于越南东山文化船棺墓，其船棺形态也近似蜀地船棺。《水经注·叶榆河》引《交州外域记》：“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后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安阳王……遂败。安阳王下船径出于海，今平道县后王宫城见有故处。”越南史籍《大越史记全书》记有安阳王以及“蜀”的史迹，“（安阳王）甲辰元年，王既并文郎国，改国号曰瓯貉（雒）国”，后被南越王赵佗所灭，“起甲辰，终癸巳，凡五十年”。考古和文献材料表明成都平原向南经云贵至东南亚地区存在交流通道，且延续时间较长，但目前该通路缺乏完整证据链，尤其在两广地区未见明确线索。

以上是三星堆文化因素南向的传播，反向由南而北流入三星堆的可能是海贝和象牙资源。关于三星堆海贝和象牙的来源，已有学者详细考证，认为应源于南亚、东南亚地区。海贝产于热带海域，现生种多见于印度洋、南中国海、西南太平洋等海域。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海贝主要有三种类型：虎斑宝贝（Cypraea tigris）、货贝（Monetaria moneta）、环纹货贝（Monetaria annulus）。环纹货贝多产于海南岛以西及越南中南半岛沿岸。对于三星堆海贝的流通路线观点不一，但原产地不会超出印度洋、中国南海两大海域。无论对应哪一出产海域，通过早期南方丝绸之路的不同通道输入最具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三星堆出土海贝数量庞大，但集中于祭祀坑中，其他区域基本不见，表明海贝在三星堆社会的使用并不广泛。相对而言，以殷墟为代表的商文化分布区，海贝颇为普遍，殷墟妇好墓便出土7000余枚海贝。商人对于海贝的大量需求有金文证据支持，金文中关于赐贝的记载占比达到赏赐类铭文总数的80%。考虑到殷墟和三星堆是晚商时期海贝出土量较大的遗址，海贝原产地均位于南方热带海域，加之殷墟的海贝需求量远大于三星堆，而三星堆居于热带海域与殷墟之间，或可推测其发挥了海贝集聚和转运地的作用。若此假想成立，三星堆南向的交流路线便可与中原连通，形成青铜时代贯通南北的交流通道。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象牙数量庞大，仅3、4、7、8号祭祀坑出土象牙个体便逾500根，却几乎不见象牙之外的大象骨骸，推测象牙主要源于其他区域。三星堆象牙均出自亚洲象，仅雄性长有明显的外露象牙。如此数量的象牙应非来源于单一区域象群。此外，大量未经加工的象牙应非全部用于祭祀活动（或者说仅在象牙使用的某个阶段用于祭祀），还应用于雕刻象牙器。三星堆祭祀区5号坑出土大量象牙器残片，不少表面刻有极其精致的纹饰，线条细如发丝，技术颇为成熟。三星堆部分象牙器与殷墟象牙器纹饰极为相似。象牙与象牙器均具有远距离流动的可能性，相关科技检测正在进行中。

三星堆南向的技术和文化交流目前缺乏明确证据，象牙加工、金器工艺、纺织技术等值得关注。有观点认为三星堆祭祀观念中的太阳崇拜等可能与印度河流域文明相关，可备一说。海贝和象牙资源的流入是三星堆南向交流的主要内容，两类资源在三星堆文明崛起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于三星堆南向交流的具体交通线路更难确认，但南向通路出云南后向西通向南亚，向东南深入东南亚地区，似乎存在不同交流形式。越南发现的三星堆风格器物，更多地指向两地存在一定规模的人群移动。东周秦汉时期，蜀地与越南的交流更为频繁，两地在青铜器、陶器、葬俗等方面的联系加深；结合安阳王等文献记载，可以推测是蜀地人群迁徙影响当地文化的结果。从三星堆至两汉时期，南向西段的交流方式似乎始终以资源交换为主，几乎不见蜀地考古学文化因素的直接影响。作为贸易重要节点的印度河流域商品贸易活动同样频繁，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公元前2350年前后的楔形文字泥版文书中，就记载了当地与印度河流域的商品贸易。三星堆南向交流通道中，东、西段不同的模式值得进一步关注。

成都平原向东沿长江水系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天然联系，相对来说，交通路线更加明晰与便利。俞伟超结合古史传说认为长江中游古文明是三星堆文明来源之一。霍巍认为，《本蜀论》《蜀王本纪》记载鳖灵为“荆人”，死后沿江而上见望帝杜宇而复活，并治理水患，可能是长江中游荆楚一带水利技术传入蜀地的神话体现。孙华、黎婉欣认为，古蜀文化中的太阳崇拜、神祇形象及组合形式，应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伴随稻作农业传播抵达黄河中上游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并在古蜀文化中完成体系化过程。

从考古学证据看，成都平原东向与长江中下游的交流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有学者认为宝墩文化吸收了长江中游的筑城和稻作技术。三星堆文化时期与长江中下游的联系更为密切。三星堆文化风格陶器自成都平原至长江中游的荆州等地均有发现，具有明显东向分布趋势。三星堆仁胜墓地出土的玉锥形器、泡形器亦见于良渚文化。这种联系在晚商时期达到高峰，以青铜器最具代表性。三星堆祭祀坑中明确为非本地风格的铜器多为容器，包括尊、罍、瓿等。从铸造技术、纹饰风格、器形特点看，青铜容器绝大部分属于典型的长江流域风格，同类器在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广泛出土。三星堆出土的龙虎尊与安徽阜南县所出龙虎尊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只是质量较差。李学勤注意到三星堆铜器与陕西、湖南、湖北、安徽等地的联系，认为商文化可能经淮至江，再溯江而至蜀地。张昌平认为长江流域出土的大口尊、罍，既与中原地区同类器相似，又有本地特点，应是长江流域自产铜器，难波纯子将之称为“华中型”青铜器。

以青铜尊、罍为代表，沿长江水系的文化带，可称为“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带”。该文化带西起汉中、成都平原，经三峡、江汉地区，直至长江下游地区，贯通东西两端。文化带中的考古学文化各具特色，且存在共同因素，形成资源、技术、文化的整体性交流网络。如汉中所见神人面具与江西新干同类器极为相似；尊、罍在商文化作酒器使用，三星堆用之盛装海贝，长江中游湖南、湖北等地的大口尊内多盛铜、玉等珍贵器物，可能用于祭祀山川。

科技分析成果表明，晚商时期长江流域的三星堆、汉中、宁乡、新干等铜器群，使用的主要原料为高放射性成因铅，与殷墟铜器一致。显然在晚商时期，殷墟与长江流域各地青铜文化形成密切的青铜资源交流网络，包括原料和铜器成品。三星堆铜器中，发现大量长江流域风格的青铜尊、罍，说明三星堆铜器成品的流通可能与长江中下游联系更密切。张昌平认为，江西、安徽一带的长江下游地区，可能是此类尊、罍的主要产地。长江流域商代遗存中，盘龙城、台家寺、吴城等遗址发现铸铜相关遗存。江西吴城遗址出土冶铸遗物的铅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其中3件属晚商时期各地流行的高放射性成因铅类型，证明该地使用此类原料铸造铜器，或是晚商时期铜器生产中心之一。可以进一步推测，三星堆或有不少尊、罍自长江中游输入，当然也不排除本地铸造的例子。对三星堆铜器产地的系统研究发现，即便同类型的面具、头像等也会采取不同的铸造工艺，反映其多源技术特征。

中原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均为三星堆文明崛起中铜器技术和产品的重要来源地，但在铜器生产规模、时代、器型等方面存在差异。应说明的是，无论是三星堆还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青铜技术，其主源都在中原，晚商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铜器技术属中原技术系统的变体。自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系统铜器已零星向南传播，至早、中商时期或许通过盘龙城实现铸铜技术的南向流动，此后，长江流域保留早、中商时期的若干技术特征，并发展出独特风格。如张昌平认为，“南方尊、罍的颈部无一例外地饰有三道凸弦纹，这无疑是继承二里岗期和殷墟一期尊、罍的风格”。长江流域的尊、罍流行凸凹范技术，殷墟则不使用该技术。再如，长江流域风格的尊、罍流行高圈足，圈足上的芯撑孔尺寸较大，殷墟所铸圈足器芯撑孔甚小，甚至沦为装饰性元素，表明工艺有别。三星堆的尊、罍绝大部分属长江流域风格。

综上，三星堆与长江中下游联系密切，尤其是在青铜器成品流通方面。目前三星堆出土器物中，可辨识细节风格差异的仅有青铜容器，大量本地风格器物具体制作地点尚不明确。三星堆铜器的制作技术受中原、长江中下游甚至亚欧大陆中西部影响，就现有证据而言，三星堆文明崛起过程中的青铜原料和技术，更多得益于中原及长江中下游青铜文化的支撑。

以资源、技术、文化为线索，三星堆与不同方向文化建立起密切交流脉络，串联为宏观互动网络。在此框架下，整体网络与分支脉络对三星堆社会的经济形态、宗教特质等产生的影响，以及该复杂网络得以形塑的历史文化动因等，是理解三星堆社会特征和文明崛起的关键问题。

（一）互动网络中的交换型社会

晚商时期，由三星堆出发，东北至中原，南抵南亚、东南亚，西达中亚、西亚，东通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广阔的资源、技术、文化互动网络。各方向的互动脉络可进一步整合为南、北方向的交流大通道，以及东、北方向黄河、长江流域的整体性网络。本文认为，三星堆社会凭借发达的互动网络，形成交换型社会特征，在三星堆的宗教祭祀活动等方面有所反映。

在南北向交流通道中，三星堆位于中原腹地与南亚、东南亚之间，该南北通路的开拓为早期中国与南亚和东南亚文明交流奠定重要基础，也对三星堆文明内涵产生影响。三星堆青铜器中神坛、顶尊人像等场景化青铜器，直接表现祭祀场景，是三星堆技术水平最高、最为复杂、居于宗教祭祀系统核心位置的器物，能够反映三星堆文明特征及独特的宗教仪式体系。场景化铜器造型各异，但有固定特点，器物的核心要素均为兽—人—尊三部分，自下而上依次累列。其中兽为神兽，是以大象为主体创造的想象动物，人居中间呈礼仪姿态，头顶的铜尊在三星堆多用于盛装海贝等珍稀资源。这样的设计是对现实动作场景的夸张表达，原本场景应是礼仪之人骑在大象上，头顶装满海贝的容器，进献远方而来的珍稀资源，表现的是资源进献仪式。仪式中，目前公认身份等级最高的大立人形象处于突出位置主持仪式。资源进献仪式与宗教祭祀仪式融为一体，足见其对三星堆社会的重要性，是对南北通道，至少是南向脉络的直观反映。

三星堆独具特色的礼仪、宗教和观念系统，与三星堆交换型社会的特征息息相关。从内容看，作为祭祀核心的场景化铜器表现资源进献仪式；就祭祀器物的风格而言，其装饰母题元素深受中原影响，并融合长江流域等区域特征。神坛等场景化铜器反映三星堆本地及其互动网络中多重因素的融合，如顶尊之人具有本地特色，所顶之尊为商文化器物在长江流域的变体，尊中所盛海贝为南方热带海域资源。此外，骑象、顶尊等动作也在南方热带、亚热带地区流行。互动网络中不同方向文化因素相互融合，构成三星堆独特的宗教仪式体系。

相较于南北通道，三星堆北向中原、东向长江流域的交流脉络整体性更强。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带与黄河流域的商王朝，在建立起全面交换甚至贸易网络的同时，不同区域交流内容存在差异。例如三星堆与殷墟间可能是海贝等资源的流通，长江中游的印纹硬陶和长江下游的原始瓷器作为珍稀资源输往殷墟，供高等级人群使用。在黄河、长江流域的整体网络中，殷墟处于主导地位，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代表性资源分别流入。反之，长江流域各铜器群虽地方特色鲜明，但在铸铜技术、原料来源以及部分器形和纹饰母题方面，均显示与殷墟的密切联系。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文明形成资源、技术、文化互动的整体性网络。三星堆是其中有机一环，文明特征深受此网络影响。

在中国早期文明中，交换型社会并不多见，尤其在宗教系统中有所反映的目前仅有此例。三星堆的交换型社会为中国早期文明发展路径研究提供独特案例，为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新视角。三星堆文明之后，依然可以看到交换特征在后世蜀地的延续。战国、秦汉时期，蜀人商贸发达，文献多有记载。例如《史记·大宛列传》《魏略·西戎传》记载蜀地商贾在“身毒”、“滇越”进行贸易，论其商贸活动源头，可追溯至三星堆文明时期。

（二）三星堆文明崛起的时代背景与契机

纵观古蜀地区长时段文化脉络，桂圆桥一期遗存相关发现不多，聚落规模有限。至宝墩文化时期，遗址数量和聚落规模均有显著增长，出现以宝墩古城为核心的8座古城，但仍缺乏青铜器、玉器等高等级遗存的手工业生产基础。成都平原与西北地区考古学文化在陶器面貌上的相似性表明，二者的交流通道已经出现。二里头文化时期，三星堆所见中原文化因素明显增多，其宏观背景应是二里头文化向长江流域的整体性传播。杜金鹏认为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偏晚至三期偏早阶段，长江流域多地出现二里头文化因素，如安徽潜山薛家岗、含山大城墩，湖北宜都红花套等。其背景与三星堆遗址出现的二里头文化因素相似，或反映了“桀奔南巢”，即夏人向长江流域的大规模迁徙。此时三星堆与中原的交流脉络已初步显现。晚商时期，三星堆与四方的互动网络迅速成熟，文明崛起并发展至顶峰阶段，其崛起契机与动因的考察，需将视野进一步扩大，从商代整体文化格局变迁考量。

早、中商时期，商文化呈扩张之势。商王朝在各地设城获取资源，代表性城址如垣曲商城、焦作府城、盘龙城等，通常兼具政治军事功能。盘龙城作为商王朝在长江流域的中心据点，颇为重要。盘龙城出土的早、中商时期青铜器数量甚至超越同时期作为都城的郑州商城，来自南方地区的青铜原料、原始瓷、印纹硬陶等珍稀资源可能通过盘龙城汇聚，再转运至中原地区。此时，长江流域各文化缓慢发展，三星堆文化的聚落也较少。中商末期，盘龙城遗址废弃，长江流域本地文化兴起。三星堆、宁乡、新干等铜器群的出现表明，长江流域各地文化进入繁荣阶段。在成都平原，此时期十二桥文化遗址数量激增。三星堆铜器在晚商时期迅速达到高峰。在商王朝内部，晚商时期商文化分布范围呈内缩之势，地方城址罕见，表现出与早、中商时期截然不同的聚落格局。笔者从资源视角出发，认为中商末期前后的变化同时体现在资源流通、管控模式，政治、礼仪制度，以及商王朝与长江流域各青铜文化的关系方面，且各因素相互关联。

商时期，商王朝采用以城为中心的资源控制模式，适应于直接获取资源的方式，商文化呈现对外扩张之势。中商时期，商王朝频繁迁都，历经“九世之乱”，终于在迁殷后趋于安定。此后，晚商王朝对核心控制区采取集中式资源管控方略，对周边地区以贸易互换为主，尤其是与长江流域各青铜文化建立资源、技术、文化的贸易及交流关系。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青铜资源，长江流域铜器群兴起过程较短，其技术基础并非源于当地，而是来自商王朝。另外，晚商时期殷墟和长江流域各地均流行使用高放射性成因铅，印纹硬陶、原始瓷器以及可能的象牙、海贝等有机质资源，是二者贸易关系的佐证。

三星堆文明崛起的重要契机，是商王朝整体聚落格局和对外控制方略的变化。随着商王朝势力的北退和内缩，其与长江流域各青铜文化形成贸易关系，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带呈现整体性繁荣。三星堆便是在此历史背景下，凭借连接多个文化圈的特殊区位，建立起以资源为基础的互动网络。由于互动网络在其文明跨越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三星堆社会表现出交换特征，并在其宗教、祭祀系统中有直观体现。传统观点往往强调三星堆社会的神权特征，突出其祭祀的鲜明特点，固然无误，但神权之外，三星堆社会的交换特征同样不容忽视。

与中原地区为代表的渐进式文明发展模式相比，古蜀地区青铜文化具有鲜明的跨越式发展特征。戴向明认为四川盆地的青铜文化属于区域社会进化的“非典型发展模式”。通过对中国各文化区演进的长时段观察，他提出青铜时代前期半月形文化带上的诸多青铜文化，如夏家店下层文化、朱开沟文化、李家崖文化等并未发展为国家社会，只有中原王朝与古蜀文明持续发展，在各核心文化区中颇为独特。

需要说明的是，前文分析仅是对三星堆与其他文化互动网络的初步勾勒，该网络涉及内容应更加广泛，还有其他可能流通的资源尚待揭示。如三星堆已拥有发达的丝织工艺，考古发现若干青铜器表面残留有丝绸痕迹，包括绢、绮等多种类别。商王朝也有大量使用丝绸的证据，如妇好墓发现表面附有纺织物的青铜礼器50余件，纺织物多为丝绸，类别包括绢、绮、罗等。另外，藏于瑞典的商代铜钺、铜觯上也发现有推测为绮的丝织物。尽管目前缺乏有效的科技方法揭示丝绸的区域流通情况，但蜀地素以丝织闻名，古史中有蜀地蚕桑记载，蜀开国之君即称“蚕丛”，“蜀”字也被释为“蚕”。且不论汉唐时期蜀地发达的丝织产业，在先秦时期蜀地丝织技术就已领先其他地区。可以合理推测，三星堆的丝织品也作为一类重要资源向外输出。三星堆文明有使用朱砂习俗，祭祀区6号坑出土木箱上涂有朱砂，一些青铜人头像的口部、发辫上涂朱，另外部分青铜容器纹饰中有填朱。可见，三星堆先民惯用朱砂为颜料凸显器物视觉效果。三星堆所用朱砂源于何处？从朱砂（硫化汞）矿的地理分布看，我国主要有4个汞矿成矿区，即昆仑—秦岭成矿区、三江成矿区、武陵成矿区以及右江成矿区，其中贵州储量最大，占全国的38.3%。根据三星堆所见朱砂的汞同位素、硫同位素等分析，与汞矿数据对比，其朱砂主要源于武陵成矿区，是互动网络中流通的一类资源。类似的还有绿松石，在三星堆遗址出土数量可观的绿松石镶嵌片。绿松石矿产分布有限，包括湖北、安徽、陕西、新疆等地。三星堆出土的绿松石源于何地？其他如玛瑙宝石、奇珍异兽等也值得探索。除珍稀类资源外，大宗资源如盐、粮等也极可能是资源互换中的重要类别。笔者团队正基于多学科手段，对各类资源开展全面溯源研究，复原各类资源的流通脉络，编织三星堆向外的资源交流网络，由此进一步剖析这一网络在三星堆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目前关于三星堆资源获取、转运的具体方式还不明确。三星堆作为资源交流的重要节点，主要进行资源流入和再输出。在资源流入环节，根据青铜器中的进献人物形象，无论是顶尊抑或是背罍的，均是头戴面具的典型三星堆人像，可知运输资源的主体人群更可能是本地人群，或是处于三星堆控制下的进贡人群。三星堆人群在资源原产地如何获取资源，尚无线索。远距离贸易虽有固定路线，但贸易路线上完整、连续的考古学证据难以获取，贸易型获取与据点式开发资源遗留的考古学证据，规模应完全不同。至于三星堆向外资源转运的具体过程，同样无法确证。三星堆与殷墟的互动方式，是贡赋、贸易或是其他，尚不十分明晰，但从长江流域各青铜文化与商王朝的整体关系看，贸易或是主要互动形式。在互动网络中，只见其他区域铜器流通至三星堆，尚未见三星堆风格铜器外传，应是中原、长江中下游各青铜文化宗教、信仰系统差异明显，且三星堆铜器特异性较强，难以融入导致的。

由于现有研究仍不系统，考古资料缺环较多，科技数据亦不完善，本文所论许多问题尚难定论，仅为推测性意见。若可持续推进互动网络的内容以及互动方式、路线等研究，则三星堆文明崛起的细节将更加明晰。另外，三星堆文明崛起应有内外双重因素，本文并未过多强调其崛起的内部动因，但也需明确三星堆文明并不仅是资源、技术、文化的中转、吸收者，其本体也是重要的创造者。以青铜器为例，尽管三星堆铜器以商文化铸铜体系为基础，也使用部分商文化风格、长江流域风格器物，但其铜器的主体面貌是不见于其他地区的本地创造。在文化和技术上，三星堆人群有着极强的改造、融合、创新能力。青铜器制作中，他们惯用连接技术，将不同文化特征的器物按照需求连为一体，由此形成三星堆文明独特的造型艺术。社会需求、艺术风格、技术特征交相影响，共同作用于三星堆文明。

三星堆文明是在吸收、汇聚四方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发挥强大的创造力、改造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独特文明。三星堆的互动网络是其文明崛起的外部因素。这一网络在新石器时代至早、中商时期萌芽，随着中、晚商时期商王朝内部格局及资源控制方略改变，三星堆发挥其区位优势，依托南北通道和黄河、长江流域的整体性网络，形成与其他文化的互动网络。三星堆凭借互动网络发展出交换型社会特征，吸收四方文化的资源、技术、文化，加以改造、融合、创新，实现短时间内的跨越式发展，形成独特的高等级物质文化面貌及相应的宗教体系，达到文明发展顶峰。商末周初之际，三星堆遭遇剧变，文明中心转移至金沙。三星堆的互动网络就此瓦解，并未在其后的金沙延续下来。

王献华认为，“西出阳关的河西走廊、黄河长江及其支流形成的河谷通道、发散性的平原和高原通道，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彼此交错，种种通道的重叠度最高的地方正在关洛地区。这可能才是我国历史上‘三代’传统滥觞于中原而终于汇聚天下，延续中华文明五千年伟业的深层次文明逻辑”。三星堆同样处于多个文化圈的重叠地带，在商文化与长江流域青铜文化整体格局变化中迅速崛起，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三星堆文明是继承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展而来。成都平原诸考古学文化，自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均与中原或长江中下游等地区存在交流，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星堆文明以铜器、玉器作为高等级器物的核心，与中原地区一致，青铜技术、原料与中原地区联系密切，其文明发展根植于中华文明。本文的讨论中，域外文明主要影响的是部分器物制作技术、造型艺术，或是祭祀仪式等层面，并未改变三星堆文明内核。对于域外影响因素，三星堆先民并非简单地吸收与复制，而是发挥文化创造力予以改造、融合，以适应其社会需求。以上分析恰可再次说明，三星堆文明绝非“外来”。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视野和宏观互动网络中审视三星堆，是理解三星堆的关键。

来源：大明湖畔看今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