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国探险家，《泰晤士报》记者柯乐洪(Archibald Ross Colquhoun, 1848-1914)的1883年写成名著《横穿克里塞——从广州到曼德勒》（Across Chrysê: Being the Narrative of a Journey o

编者按：

编者按：英国探险家，《泰晤士报》记者柯乐洪(Archibald Ross Colquhoun, 1848-1914)的1883年写成名著《横穿克里塞——从广州到曼德勒》（Across Chrysê: Being the Narrative of a Journey of Exploration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Border Lands from Canton to Mandalay，1883），全书两卷一共77章，记录作者一行1881年至1882年之间，深入中国，对广西、云南、贵州等地进行旅游和考察。本站节选书中涉及广西部分，即第11章至第38章部分（共27章）连载分享，供读者学习参考使用。全书翻译和注释部分为张江南。文稿来源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中文版，如有侵权，请联系编者删除。

▲柯乐洪绘像

▲《横穿克里塞——从广州到曼德勒》第一版封面

第二十七章

在停泊地拍摄——船员觉得好笑——脑后之眼——“堕入畜生道”——欧洲人坐立不安——中国的老古董——失去一位老朋友——拍摄的困难——沿河的界碑——长度随难度变化——热情消解审慎——不安——“恺撒和他的命运”——我们鲁莽的中尉——研读经典，成功之梯——其后果——古典的神圣——经典便宜

中午停船吃饭的时候，我们爬上江边的一座小山，去看看陆地，如果可能的话，拍一张照片，如果不行，画一张速写。每次停船都给我们一次登陆的机会，我们乐此不疲，舒展肢体，放纵眼目，如果附近有高地，我们就赶紧爬上去，手里拿着相机。

每当这时船员都觉得非常滑稽，他们心怀善意，认为我们有些古怪的疯狂和错乱而贪得无厌的好奇，这只不过是又一次发作而已，对他们来说，所有这些，凭借他们对达尔文式退化理论孩子般的信念并运用到欧洲人身上，完全可以做圆满解释。这些单纯、无知而轻信的人把很多莫名其妙而荒谬的观念奉为至宝，这其中就有外国人的眼睛有时长在后脑，或者竖着长。

一位有可能公正客观的旅行者，只要略微试图“如他人一样看自己”，将会知道我们这样不停地东问西问，四处游荡的习惯在中国人看来就是精神错乱的证据，由此他们得出并非完全无理的信念：令人不舒服的“堕入畜生道”理论①。

但从边远省份的农民坚信的那些关于外国人荒谬而可怕的观念中，人们可以发现中国种族石化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例证，这从历史的开端就一直没有改变，精彩的论述如：“中国种族今天的言说、感受与他三百年前一模一样，语言和书写、法律及仪式制度联合起来摧毁了任何人类的自发性，把这个种族放在其摇篮里就变成化石，行将就木。”②

成功到达陡峭山顶的最高峰后，壮丽的景观扑面而来。蜿蜒曲折的河流在美丽的平原上伸展，后方十英里处是我们刚刚经过的黑色参差山脉，另外一些山则远在前方地平线上。我们成功地拍摄了两张照片后匆忙赶回，没有耽误行程。

我们和船员差不多同时到达小船，船员看上去对没有浪费时间很满意，带着他们通常的善意出发去拉纤了。我懊丧地发现把自己最喜爱的烟斗放在那山上了，但太迟了，在我们这样的旅程中，一个用惯了的好烟斗就像一个不能轻易分离的朋友，很多次踌躇难决时它都给了我慰藉，在不舒服、失望或者危险时烟斗都是令人欣慰的伴侣。

如果说我有什么理由因为失去了这样一件宝贝而怪罪于从山上展现于眼前的美景，正是因为兴致盎然地要确保把这一景色拍摄下来我才把烟斗放下的，那么，我同样有理由感谢大自然，不仅因为她的美丽，也因为她矗立不可移动！任何厌倦了拍摄一群狐疑不定的人，比如那些中国人，或者江上的船只，它们以最可笑的古怪方式在移动，都会理解遭遇自然这位女神的喜悦，尽管不无喜怒无常之虞，但此时此刻却没有施展她精妙的技艺躲避或者逃离照相机！

我们注意到河堤上时不时出现砖柱，这称为十里石（里是华里），是巡逻队出巡的界限，这些地方最近才经历暴乱打击，还属于骚乱的边界。十里区域或巡逻区同样变态的规定也体现出中国人在很多事情上的特征，而不仅仅是他们对距

离的估计，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距离的长度似乎是以阻碍的大小为基础计算的！这些当地的十里区域长度不同，我们发现，在一些地方有三十里之遥。我们自我安慰地想把十里延伸为三十里可能意味着这些地段相当程度变得安全了吧。这一话题让旅游者如此困惑，这是我们对此唯一的结论。

下午我的朋友查尔斯·瓦哈卜看到一些似乎外形陌生的苍鹭，就驾着我们的小船，带着枪要离开，我们的中国同伴急不可耐，希望也上小船，他不顾我朋友的意愿，在船撑开的那一刻也跳进去，结果小船立刻进满了水，这一跳让小船转了一个大弯，靠近激流，幸运的是他们所在的地方水只有几英尺深，不能造成大的伤害。

河头船上引起巨大的骚动，老中尉目睹全过程，喊叫让纤夫停下，然后叫正在划动的小炮艇赶紧去帮助我的朋友。几分钟足以让小炮艇实施援救，把他们带回来，没有大碍，只是浑身湿透，弹药也湿了。

当我们的中国同伴湿淋淋地踏上甲板，船员们狡黠地与他打招呼，说了一句和“恺撒和他的运气去哪了”类似的话，这与几晚前，当他要趁着夜色到岸上溜达时，人们警告他小心时开玩笑说的一句话对应：“恺撒和他的运气怕什么？”

我们船上的前舵手曾是肇庆的中尉，有一张饱经风霜的脸，是这艘船上的灵魂人物，他精力充沛，对激流险滩、追踪者或者岩石了如指掌，工作的时候不容许任何打扰，他唐突的方式完全能理解，因为他全心全意投入到工作中了。一旦操起前桨舵，他一天要花大约十一个小时，就不与人说话，如果我们挡道的话，会毫不客气把我们推开。他非常仔细地观察我们制作地图，对每一个弯道和主要的标记一清二楚。

在这礼仪谦让之邦，遇到这样一个性情中人，不受中国严格礼制的束缚，这相当令人高兴！在西方他可以升到舵手的位置之上，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是无出路的。在这个国家，除了官方途径，显要、荣誉、尊贵这些构成在欧洲称为一种职业的东西，不可能被最有雄心壮志或者最能干的人获取，成功依赖于文学才能，通过科举检验，这印刻在这个国家的特征中，其重要性无论怎么说都不为过。除了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学典籍外（这是人类辛劳的纪念碑，与他们的长城相比，并无不恰当，一者并没有提供有用的指导，一者没有起到防御的作用），古典知识也受到嘉赏。

这并不令人惊奇，政府的支持无疑是为了挫败个性，让人们保持在一成不变的沉闷状态，但却在渗透了典籍和对古代一切事物无比尊崇的文官体制中找到了令人信服的根据。

精通典籍只为学者开启了通道，却无法期待他去追寻另外的实用知识，结果就是大量民众蒙昧无知，牢牢困在无知的迷信中，没有出路。

出于同样的原因，唯一的文士阶层，也是官僚阶层被陈腐的保守观念、无与匹敌的自以为是所腐蚀，这无疑是他们问学的结果，也是他们一成不变、压制对任何事物进行独立研究以获得知识的传统产生的结果。

孔子不理智的“尊古”教条是让中国停滞不前的首要原因，不仅抹杀个性，还让他们成为化石一样的族群！中国的朋友告诉过我孟子通过他的言教，否定过古代事物应该一成不变的教条。如果他这么做过，他的影响一定很微弱。古典文学就是一切，代价也如此，四书五经，粗略可类比新约旧约，在任何城镇可以用几百铜钱，或者大约三先令买到。后来我们用几文钱买了一本《孟子》。

注释

①这里可能是本书作者把中国民间来自佛教的“六道轮回说”与达尔文进化论混同，也可能是误解，也可能是调侃。——译者注

②Carné De Carne（路易斯·德·卡尔内），Tratels in Indo-China And The Chinese（《在印度支那和中国的旅行》），London：Forgotten Books（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72），pp17-8。——译者注

③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记载一次恺撒在恶劣天气渡海，他安抚船长说恺撒和恺撇的运气在船上。参见席代岳译《希腊罗马名人传》第十七篇第二章恺撒，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年9月第一版，第1301页。

来源：思恩府驿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