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七六年底，我们四个新兵到得耳布尔森警中队报到，下火车时，老森警们敲锣打鼓以示欢迎，也有很多老百姓热情围观。大个子张排长指挥我们快速登车，他说：“再不快点走，围观的老百姓就把路给堵住了！”此时，站在汽车驾驶室旁一个偏瘦的老森警突然高声喊道：“张排长，点完名再
王嘉龙
一九七六年底，我们四个新兵到得耳布尔森警中队报到，下火车时，老森警们敲锣打鼓以示欢迎，也有很多老百姓热情围观。大个子张排长指挥我们快速登车，他说：“再不快点走，围观的老百姓就把路给堵住了！”此时，站在汽车驾驶室旁一个偏瘦的老森警突然高声喊道：“张排长，点完名再登车！”
张排长一愣，转而满脸堆笑：“老孙队长，就这么四个人，伸一个巴掌拨拉还闲出一根手指头，用得着点名吗？”
老孙队长厉声说道：“这是规矩！”
老孙队长中等个头，瘦长脸，短发直立，一双细长的眼睛里闪着冷峻的目光。身旁的一位老森警对我说：“不愧是老军人吧，倔强刚烈，往后有你们领教的。”
一九七八年一月的一天，林业局的民兵营搞刺杀训练，邀请森警中队和他们比试比试，三局两胜制，算作表演赛。结果，民兵营一局都没胜。民兵营吴营长的脸上有些挂不住，他把外衣一脱，说：“老孙队长，我看他们年轻人还不够格，咱俩比试比试！”老孙队长吧嗒了一口黑烟斗：“我看咱两个老家伙就算了，伤着胳膊腿的不好办。”“你认输了？”吴营长大声喊道。老孙队长说：“我老孙可是从没说过服输的话！”
不一会儿，但见老孙队长和吴营长戴着防护用具，拿着木枪，在操场上噼噼啪啪地左突右刺起来，一口气就拼了十多个回合，观战的人们为这不分上下的表演赛鼓掌、喝彩。不过，大家渐渐看出老孙队长的脚步和身姿起了变化，出腿轻、身子飘，招式有些诡异。吴营长哪儿见过这阵势，乱了阵脚，老孙队长噌噌噌几下就占据上风。
吴营长用双手拄着木枪，不解地问：“你这是什么拼刺法，不按套路整啊？”
老孙队长嘿嘿一笑：“啥套路不套路的，赢了就是套路。”很多老森警都知道老孙队长当年只身和三四个日本鬼子拼刺刀而毫发未伤的英勇事迹。
春节前，林业局党委和镇党委联合慰问森警中队，会议室里吹拉弹唱，一片祥和。突然，通信员跑过来向老孙队长报告，青年岭森警木材检查站堵住两车没有采运证的木材，运木材的人说他们事先得到有关领导的批准，现在要强行闯关。老孙队长一听，也不顾忌场合，脸子一撂，说：“你给他们回电话，没有采运证，就是天王老子批了也不管用！木材扣下，把人给我押到中队部来！”林业局党委副书记竖起大拇指，连连称赞：“老孙队长，我支持你这么做，我们给你撑腰！”
老孙队长的性格里也不只是刚烈，对待下属，他也有柔情的一面。中队部的西侧就是家属院，有两个干部家属怀孕了，老孙队长见到她俩到辘轳井边挑水，马上叫停，把我和通信员喊来：“给你们俩布置个任务。他们两家的男人在外站呢，今后就由你们俩负责挑水，要是忘了，我可敲你们的脑壳！”
每到年节，老孙队长就打发他的孩子来叫我们几个单身战士去他家吃饭。按说他直接通知我们更省事，可他偏不，比我们年长三十多岁的他好像放不下那个架子。在他家吃饭，他也不怎么和我们说话，都是孙大娘和他的几个孩子招呼我们。中午吃完饭，临走时孙大娘还要叮嘱一句：“晚上五点半啊，家里给你们几个准时开饭。”
在外站时我就听人说，老孙队长的文化低了点，要不然凭他的资历和能力，职务肯定比现在高。到中队部后，我当了一段时间中队文书，发现老孙队长几乎不看报纸，只一早一晚在中队部的院子里一边转悠，一边听新闻广播；中央的政策和国家大事，他记在心里，开会时讲几句时事政治，还真八九不离十。当然，上级来了重要文件，他会戴上老花镜认真看，遇到顺不下来的字，就手指甲勒着印儿来问我，那样子，像个小学生。他坦言自己没念过什么书，新中国成立后大办文化速成班那会儿，他正忙着进山剿匪：“剿匪比识字重要啊，我咋能放下枪杆子去拿笔杆子？”说这话时，他把黑烟斗在椅子帮上磕了磕。
每当我写完上报的材料，老孙队长会通读一遍，然后掏出中队的公章，蘸取印泥，再对着公章哈口气，把公章上的五角星对正了，重重地印上去。若是碰上重要的上报材料，盖完公章，他还会在公章下面盖上自己的名章。一次，公章盖得有些偏下，我对老孙队长说：“你的名章盖在公章边上就行。”他翻了我一眼：“个人咋能和单位并列呢？”还有一次，上报材料要署单位领导的职务和姓名，我把“得耳布尔森警中队中队长”写好了，让他签名。他戴上老花镜，伏在桌子上认真地看了看，随即要过我的笔，在“中队长”三个字前挑出个“V”来，在“V”上一笔一画地写了个“代”字。
我很吃惊。老孙队长说：“你不知道吧？其实你们应该叫我代中队长。”
后来，我悄悄地向张排长打听原委。张排长说，老孙队长在好几个中队都担任过一把手，而且是指导员兼中队长，资格最老；搞不清为什么得耳布尔森警中队组建的时候，调令上竟然写着“代中队长”，可他的工资表上是十七级的正科级。等张排长调到大队工作后才听说，老孙队长曾被迫害，没了职务，组建得耳布尔森警中队的时候还未正式平反，调令上就多出个“代”字。老孙队长既不找也不问，到底何时给他去掉“代”字，或者去没去掉那个“代”字，没人能说得清。
文书没当多久，听说高考要恢复，我兴致勃勃地报了名。老孙队长听闻此事，给我泼冷水：“考大学不也是为了有个工作吗？现在你骑马挎枪当森警不是挺好的吗？”相反，他对森警内部的培训看得很重，认为这才是在部队里成长进步最靠谱的途径。正巧上级要培训报务员，老孙队长对我说：“文书，干报务不错，你去参加吧。”我不太喜欢“嘀嘀嗒，嗒嗒嘀”，没同意。过些日子，上级来电报直接点名要我到解放军部队参加军事骨干培训，全大队只有八个指标；那时我正闹胃肠病，提出能否不参加，老孙队长感到很意外，说了气话：“你这不干那不干的，想上北京啊？”
一九七八年十月，森警部队开始做接收义务兵的准备，我再次被点名抽调参加接兵训兵骨干培训，老孙队长拿着电报问我：“文书，这回你是啥态度啊？”
我哪儿敢不识时务？没想到，就此与老孙队长做了长久的告别。
转过年,已经当干部的我回中队部办理调转手续，原本以为能见到老孙队长，可他去外站蹲点了。再后来，得耳布尔森警中队撤编，老孙队长被调到另外的中队，没干多长时间就退休了。我给他写过信，没有回音。后来我才得知，老孙队长退休不久就去世了，是突发性疾病，丧事也办得简单。一生风风火火的人，却静悄悄地离开，那倔强又柔情的魂魄，永远化入大森林的泥土。
前些天读唐诗，读到杨炯的《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反复读《从军行》，我的脑海里竟浮现出老孙队长桀骜不屈的形象，那时的他，透彻、爽快、执着。本文插图 张煤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