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在秦始皇帝陵陵冢南侧、内城南墙里约120米的地方，发现了一处陪葬坑，命名为K0006陪葬坑。陪葬坑面积不大，其中坑体面积只有144平方米；陪葬坑“由斜坡门道、前室和后室组成，是一座地下坑道式土木结构的陪葬坑”[1]。陪葬坑出土有4件立姿御手俑和8件身披长襦的立姿袖手俑以及其他器物，这12件陶俑不同于秦始皇帝陵一、二、三号陪葬坑出土的身披铠甲的兵俑。根据这些俑的服饰、动作、佩饰等因素，发掘者认为“K0006陪葬坑可能象征的是秦代由文职人员执掌的主管监狱与司法的廷尉”[2]。这就是“文吏俑坑”得名缘由。K0006陪葬坑的性质究竟是什么，这座陪葬坑最为主要的部分是什么，哪些器物决定了K0006陪葬坑的性质？就这些问题，我们讨论如下。如有不确之处，敬请批评指正。一陪葬坑内的布局与出土器物按照发掘报告的描述，K0006陪葬坑呈东西向，从西向东“由斜坡门道、前室和后室组成，前室、后室南北交错，形成两个分藏不同埋藏物的相对独立的单元”[3]。斜坡门道呈口大底小的梯形，残长15、东端宽7、西端宽3.5米；前室长10.6、宽4.05米，面积约43平方米；后室长20.2、宽3.9米，面积近80平方米。从面积大小来说，后室最大，当是陪葬坑最主要的地方。门道入口处发现木车残迹一处[4]。前室出土了12件陶俑（K0006∶1~12），其中8件为立姿袖手俑，4件为立姿御手俑。袖手俑姿态和服饰与以往出土的陶俑不同，以1号俑为例（图一）：“通高189、肩宽47厘米。头戴双板长冠，冠带系结于颌下，上身着双层交领右衽齐膝长襦，衣襟交掩于背后。腰束革带，右腰间贴塑悬挂状的削、砥石。下着长裤，足蹬齐头方口浅履，袖手站立于长方形踏板上，踏板长39、宽35、厚4厘米。”[5]其余7件袖手俑除脸型不同外，其形态和服饰与此大体相同。4件御手俑的形态大体相同，以3号俑为例（图二）：“通高193、肩宽43厘米。头绾扁髻，戴双板长冠，冠带系结于颌下，上身着单层褐红色交领右衽齐膝长襦，衣襟交掩于背后。腰束饰有黑色菱形花纹的革带，琵琶形带钩。下着长裤，足蹬齐头方口浅履，站立于长方形踏板上，踏板长35、宽33、厚4厘米。”[6]摘要：2000年，在秦始皇帝陵陵冢南侧、内城南墙里约120米的地方，发现了一处陪葬坑，命名为K0006陪葬坑。陪葬坑面积不大，其中坑体面积只有144平方米；陪葬坑“由斜坡门道、前室和后室组成，是一座地下坑道式土木结构的陪葬坑”[1]。陪葬坑出土有4件立姿御手俑和8件
图一陶袖手俑（K0006:1）
图二陶御手俑（K0006:3）
前室厢房出土4件“铜钺”，“平面呈矩形，直刃，中部以木柄夹绑”[7]。此外，K0006陪葬坑还出土铜环1件、铜盖弓帽10件、陶罐1件。后室发现有大量马骨，但编写报告时并未清理完成，“仅清理了后室西部14.4平方米和东部7.22平方米的范围……按照马骨排列的密度推算，后室原应葬马20余匹，均头北尾南排列”[8]。报告将袖手俑腰间贴塑的削判断为书刀，并指出“袖手俑的左臂与躯干间均有一椭圆形孔，孔中没有发现遗物，推测原应插有简牍”。由此认为，“袖手俑均是有至少八级公乘爵位的文官……K0006陪葬坑应为由文官主导的中央政府权力机构”；“K0006陪葬坑可能象征秦代主管监狱与司法的廷尉”[9]。2011年，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接手秦始皇帝陵园的考古工作以后，将K0006陪葬坑未清理完的马骨接着清理完成。加上原来清理出来的马骨，最终后室清理出的马骨一共是24匹马的个体[10]。这一发现，使我们对当时发掘者对K0006陪葬坑的定性产生了疑问：K0006陪葬坑的中心内容是什么，它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二秦始皇帝陵园布局及K0006陪葬坑所处的位置秦始皇帝陵园内外两道城垣呈南北向长方形。内城垣内有南北两个分区：南半部是陵冢和墓室，陵园东西和南北两条轴线交于封土上[11]；北半部中间，从封土北侧至内城北门有一条长630、宽78米的道路[12]，道路又将北半区分成东西两部分，东部为墓葬区，西部是大型夯土台基建筑和一处院落式建筑。北区东部墓葬区，在大约15.3万平方米的区域内，钻探发现有排列规律的大、中、小型墓葬99座，以及建筑遗址和道路等遗存[13]。经发掘，“发现这批小墓葬制简单，均为单棺，无随葬品……这批墓葬的墓道填土内均发现有散乱人骨，每墓的人骨个体数量不等，且不完整，无法判断其具体数量，但可初步判断是未成年女性；这些人骨均置放于打破墓道填土的坑内；坑内人骨个别还有上下分层放置现象。这些现象说明这批从葬墓埋葬过程中举行了一些特殊的葬仪行为。因此说明墓道散置的人骨身份远低于墓主人”[14]。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袁仲一判断这些墓主人当是秦始皇后宫从葬者[15]。北区西部，在长692、宽228米的区域内，经钻探和试掘，发现有一组大型夯土台基建筑和一处院落式建筑。根据文献记载，可初步判断大型夯土台基建筑为寝殿建筑，院落式建筑为便殿建筑[16]；或认为第一组建筑是正寝的前殿，第二组建筑是燕寝的宫室[17]。对此，袁仲一指出：“寝殿、便殿是陵园内重要的礼制性建筑，象征着皇帝生前所居的正殿与便殿、便室……在丧葬的观念上，追求一切葬仪模拟生前。国君、皇帝生前以高大宏伟的宫殿作为路寝，并有大量的附属配殿作为休息闲晏之处，而且死后也要拥有和享用这一庞大的建筑群。这是‘事死如事生’理念在新时代的进一步体现和发展。”[18]由此可知，这些建筑都与秦始皇本人有着直接的关系。就陵园布局来看，也是与秦始皇有直接关系的建筑设施才能进入内城垣之内的。《吕氏春秋·安死》记载：“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以此观世示富则可矣，以此为死则不可也。”根据这条文献，学者们认为秦始皇帝陵园的布局，是按照都城来设计的。如杨宽提出：“看来秦始皇陵园的布局，就是按照国都咸阳设计的，也就是和张仪等人设计的成都城差不多。把双重围墙的陵寝造在陵园的西部，陵墓造在陵园的西南角，就是按照咸阳和成都的小城（即宫城）造在大城西边布局的。”[19]尚志儒认为：“考察秦始皇陵园的布局结构，可以清楚地发现，陵园的设计者既‘写放’关东诸侯王的陵墓结构，又吸收了秦国都城的布局，尤其是以秦先公的陵墓制度为基础，并将三者融为一体，建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帝王陵墓——秦始皇陵园。”[20]袁仲一提出：“国君的陵园‘若都邑’……从考古资料来看，战国时各诸侯国君主的陵园都建有城垣，模仿都城的建制，只是在规模和内涵方面各有差异。秦始皇陵园的设计亦承袭了这一传统理念，并予以发展。”[21]而赵化成在反复研读书籍和文章后，更进一步提出：“秦始皇陵布局结构并非模仿都城，而它与其他战国国君陵园乃至于中国历代帝王陵园一样，都只是模仿宫城而设计的。”[22]从发掘成果得知，东部墓葬区是秦始皇“后宫无子者”的墓地；西部寝、便殿是“陈列祖先的衣冠和生活用具，要如同活着的时候一样侍奉，随时供奉新鲜食品”[23]的地方。总之，无论东区还是西区，秦始皇帝陵内城里的考古遗存都与秦始皇本人及其家族有关。而K0006陪葬坑位于内城南城垣内，“北距陵墓封土约50米，南距内城南垣约120米，西距内城西垣约58米”[24]，就不可能是“由文官主导的中央政府权力机构”。三K0006陪葬坑内涵探讨从报告中可以得知，报告是在K0006陪葬坑并未发掘完成的情况下，根据陶俑的服饰特征和身上佩带的削刀、砥石，判断K0006陪葬坑为“文吏俑坑”。现在K0006陪葬坑已经全部清理完毕，可以从其位置和出土遗存中寻找正确的答案。前室厢房东壁下的铺地木上，出土了4件形制、大小相同的“铜钺”。其形制是长方形，上边平齐，中间厚，下为直刃；出土时中间有木柄夹绑，木柄残。其中K0006:13，高16.4、宽10~11、中间最厚0.75厘米（图三:1）。由此确定为“钺”，有点牵强。钺是一种象征权力的武器，铜钺最早出现于二里岗上层时期，商周时期较为流行。钺大多为弧刃，因为需要绑缚，钺身都有“内”，并且有“穿”。从商代晚期开始，受到北方文化因素的影响，或在“内”部铸造出銎孔，这是北方文化进入中原的一个例证。与K0006陪葬坑出土“铜钺”形制近似的器物也有称为钺的，春秋晚期的太原赵卿墓（M251）出土了10件铜钺，“均为实用器。钺平面呈梯形，刃部外鼓，靠近尾端有圆形穿孔，下角有缺口”[25]。其中M251:173靠近穿部还保留着捆绑柲的残木痕迹（图三:7）。图三斧、钺、斤形制对比
斧钺原本应该是一种器类，随着发展逐渐分开。因为斧柄和钺柲安装方法不同，斧身竖銎而无穿，钺身有穿，二者的形制也逐渐分开。从新石器晚期开始，就有这种迹象了。1974年苏州澄湖良渚文化遗址古井里出土一件带柄石斧（图三:4），“木柄粗端有长方形孔槽，槽内有钻孔时留下的火灼痕。石斧以辉长岩琢磨制成，横剖面作椭圆形，纵剖面呈梯形。木把上的孔为下大上小，将石斧插入木柄孔内即能使用”[26]。与此器比较，钺的安装方法就不同了。1979年江苏海安青墩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一件带柄陶钺（简报称为陶斧），其束缚方法为我们理解钺的绑缚提供了实物证据；陶钺嵌在柄部的凹槽中，穿部与柄部的三孔用绳索绑缚起来，以防止脱落（图三:2）[27]。这两件器物都是新石器晚期的遗物。早期青铜时代遗址出土的器物中，形制开始变化。二里头遗址采集的一件铜钺，似斧形，但有圆穿（图三:6）[28]；而铜斧则多为直銎，即在斧顶端开銎，将斧柄嵌入，如甘肃岷县杏林齐家文化遗址发现的红铜斧，已是顶部开銎（图三:5）[29]。进入商代，斧的形制已经定型，如1982年陕北绥德义合镇薛家渠出土的铜斧（图三:3）[30]；同时根据用途的细化，又分出了锛、等器物，但都是顶部开銎。前文所说赵卿墓出土的铜钺，虽然形制上仍是梯形，但圆穿的存在是绑缚柲的需要，是不同于K0006陪葬坑出土的“铜钺”的。通过对比，我们认为K0006陪葬坑出土的“铜钺”，应当是斤，斤是一种车用的小斧。商周时期的斧，形制大同小异，与斧相比，K0006陪葬坑出土的斤器形较薄。《说文·斤部》：“斤，斫木斧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凡用斫物者皆曰斧；斫木之斧，则谓之斤。”徐灏笺：“斧斤同物，斤小于斧。”王筠《说文句读》：“斤之刃横，斧之刃纵。”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按：“今木工犹用二斧，大者以劈判木材，小者以之削皮平节，俗皆谓之斧，不别立斤名，而斤在其中矣。”[31]由上可知，斤是斧的一种，与斧稍有区别。车上用的斧称斤，车上配置斤（斧）是古代用车的习俗。《诗经·苕之华》：“有栈之车，行彼周道。”孔颖达疏：“《乡师》注引《司马法》曰：‘夏后氏谓辇曰余车，殷曰胡奴车，周曰辎辇。辇一斧、一斤、一凿、一梩、一锄。’”[32]《管子·海王》中，管子与桓公对话时说过一句话：“行服连轺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33]《管子·轻重乙》中，桓公又提道：“一车必有一斤、一锯、一釭、一钻、一凿、一、一柯，然后成为车。”[34]由此可知，修车必然要配置斧斤；斤是车上的必备工具，每一辆车配置1件斤。K0006陪葬坑出土4件斤，就意味着是4辆车的配置。从报告中可知，K0006陪葬坑出土了4件御手俑，就意味着是4辆车的驾车人。出土的8件袖手俑大概相当于《周礼》中巾车一类的职官。巾车，职官名，掌天子、王后和官用之车，以及用车之政令。《周礼·春官·叙官》：“巾车，下大夫二人……”郑玄注：“巾车，车官之长。”孔颖达疏：“‘巾车’者，此官与典路、车仆、司常并掌王以下车旗礼次之官，故亦属春官。”《周礼·春官·巾车》：“巾车掌公车之政令，辨其用与其旗物而等叙之，以治其出入……大丧，饰遣车，遂之，行之；及葬，执盖从车，执旌；及墓，呼启关，陈车。”[35]巾车的地位是下大夫。从出土的袖手俑来看，头戴双板长冠，与一号陪葬坑出土陶俑所戴的长冠相似。一号陪葬坑出土的御手俑、车右及中下级军吏俑均头戴长冠。长冠可分为单板长冠和双板长冠。据袁仲一研究，头上戴不戴冠是区别一般士伍与军吏的标志之一，戴双板长冠者为中级军吏俑，中级军吏俑的爵位不会超过公大夫[36]。这与《周礼》对巾车职官的记载基本相符。每车二名巾车，正好符合《周礼·春官》对巾车的记载。K0006陪葬坑出土4件御手俑应是代表驾4辆车，由出土器物数量关系可知，每车配置1件御手俑、2件袖手俑、1件斤。从前文已知，后室共清理出24匹马，那么每辆车驾车的马匹就是6匹。从K0006陪葬坑的位置来看，加之马、御手俑和袖手俑、斤的数量对比，K0006陪葬坑应为“天子驾六”的陪葬坑。四K0006陪葬坑的性质判断关于K0006陪葬坑的性质，在报告出版之后，学者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归纳起来有文吏陪葬俑坑说、马厩坑说和车马出行从车备用场景说三种。蒋文孝分别介绍了这三种观点的依据和看法，同时进行了质疑和讨论[37]，这里不再叙述。根据前文分析，我们认为K0006陪葬坑是天子六驾马车陪葬坑。实际上，在秦始皇以前就有“天子驾六”的记载和实物。《周易》：“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这是天子驾六兽的最早记录。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御六马。”现已失传的《逸礼·王度记》：“天子驾六。”《周书·王会解》：“其西天子车立马乘六。”石鼓文：“趍趍六马。”《荀子·劝学篇》：“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杨倞注：“六马，天子路车之马也。”《荀子·修身篇》：“一进一退，一左一右，六骥不致。”《荀子·议兵篇》：“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庄子·逸篇》：“金铁蒙以大緤，载六骥之上。”以上这些文献都是先秦时期的记录，说明先秦时期已有六马驾车的说法了。《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这是秦始皇时期乘六马的明确记载。从考古发现来说，目前已经发现有多处“天子驾六”的遗存。按李志鹏的统计，分别是浚县辛村3号车马坑、三门峡虢国墓地M2013CHMK4、淮阳马鞍冢南冢车马坑、枣阳九连墩1号车马坑、洛阳王城广场ZK5、洛阳唐宫路小学K1、淅川徐家岭M9陪葬车马坑、长安神禾塬秦陵、荆州熊家冢CHMK1、邢台葛家庄。其中，西周时期有2处，两周之际到东周时期有8处，多数车马陪葬坑属于战国晚期。从等级上看，大夫到国君都有，高低不等，大多数还是等级较高的。另外，在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中，也看到了“驾六”的记载。李志鹏对此做了详细的分析，分析的结果也成为我们研究的基础[38]。这里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从文献记载到考古实物资料，都说明先秦时期就有“天子驾六”的葬俗。从秦始皇帝陵园的布局来看，K0006陪葬坑是跟秦始皇本人有着直接关系的陪葬坑，应该说，K0006陪葬坑是四乘“天子驾六”的陪葬坑。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0）》，第65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本文所用K0006陪葬坑发掘资料，均引自本报告。
[2]同[1]，第90页。
[3]同[1]，第68页。
[4]K0006陪葬坑前面的门道曾经遭到雨水冲刷，原来的面目已不可知。
[5]同[1]，第74页。
[6]同[1]，第80页。
[7]同[1]，第87页。
[8]同[1]，第86、87页。
[9]同[1]，第88页。
[10]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发掘资料。
[11]张卫星《礼仪与秩序：秦始皇帝陵研究》，第53、54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12]同[11]，第231页。
[13]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帝陵园从葬墓园考古勘探简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总叁辑），三秦出版社，2013年。
[14]曹玮、张卫星《近年秦始皇帝陵考古的新收获》，《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总肆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
[15]袁仲一《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31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16]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帝陵内城陵寝建筑勘探简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总贰辑），三秦出版社，2012年。
[17]张卫星《秦始皇帝陵陵寝建筑探析》，《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总贰辑），三秦出版社，2012年。
[18]同[15]，第80~91页。
[19]杨宽《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的探讨》，《文博》1984年第3期。
[20]尚志儒《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渊源浅谈》，《文博》1987年第1期。
[21]同[15]，第395、396页。
[22]赵化成《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的再认识》，《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
[23]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24]同[1]，第65页。
[2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晋国赵卿墓》，第97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26]南京博物院等《江苏吴县澄湖古井群的发掘》，《文物资料丛刊》（9），文物出版社，1985年。线图引自沈融《中国古兵器集成》，第2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
[27]南京博物院《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
[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肆），彩版二八一：4，文物出版社，2014年。
[29]甘肃省岷县文化馆《甘肃岷县杏林齐家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85年第11期。
[30]曹玮主编《陕北出土青铜器》（第3卷），第366页，巴蜀书社，2009年。
[31]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第3842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32]（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501页，中华书局，1980年。
[33]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第五册），第358、359页，中华书局，1954年。
[34]同[33]，第404页。
[35]（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第1291、1292、2141~2191页，中华书局，1987年。
[36]袁仲一《秦兵马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305~307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37]蒋文孝《秦始皇帝陵K0006陪葬坑性质研究述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总贰辑），三秦出版社，2012年。
[38]李志鹏《两周时期葬马遗存研究》，第68~76页，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长安神禾塬秦陵是一处墓葬，其中K8出土6辆车，有2辆车的挽马为6匹；K10虽盗扰严重，仍可以确定出土2辆车的挽马为6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长安神禾塬战国秦陵园遗址田野考古新收获》，《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5期）。李志鹏做了重复统计。特此说明。
原文刊于：《文物》2025年 第1期
责编：昭晣韩翰
来源：中国考古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