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九世纪末到十世纪初，日本模仿唐制的中央集权已经开始松动，贵族之间的土地纠纷越来越多，武士就是在这种局势下诞生的。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是一场谁也没料到的冲突。

时间大约是寛永年间，地点在江户城下的一条偏巷。

一名年轻的中级武士刚从藩邸值勤回来，身上只佩着短刀。

长刀早在进屋时按惯例交到门房保管了。

这会儿天色微暗，街上人不多，他正快步往自家方向走。

转过一条小道，迎面撞上两个喝得脸红的浪人。

话没说几句，对方就动手了。

短短两分钟，局势就定了。

那名武士没有拔长刀——他根本没带。

他靠着胁差，一招一式干净利落，逼退了对方。

整个过程没惊动太多人，但在同僚间传得很快。

那年冬天，关于“佩短刀的意义”在藩内议事中还被提了一嘴。

这场小冲突，其实揭开了一个早就存在的问题。

武士佩刀，不只是为了打仗。

可这事儿要说清楚，还得从头讲。

最早的时候，武士根本不是现在印象里的“刀客”。

那时候打仗靠的是骑射——弓箭才是正经兵器。

九世纪末到十世纪初，日本模仿唐制的中央集权已经开始松动，贵族之间的土地纠纷越来越多，武士就是在这种局势下诞生的。

那会儿的武士，骑马拉弓，身披挂甲，刀只是个备选项，远谈不上“灵魂”。

到镰仓时代，战乱升级，战场开始变得复杂。

最早的刀，也不是后来那种反刃佩戴的打刀，而是挂在腰间、朝下抽的太刀。

长度经常超过一米，挥起来得靠力气。

这种太刀适合骑马砍杀，真正进了巷战，那就显得太笨重了。

慢慢地，打刀取代了太刀。

打刀是反刃佩戴，方便右手快速拔刀出鞘，适合地面战斗。

再后来，又配上了胁差。

这种短刀一般三十到六十厘米长，最初是为了贴身防御，有时候也当工具用。

可谁知道，后来它居然和切腹扯上了关系。

说到这，不得不提一个人——藤原义。

平安时代后期，藤原义在一次追捕中，眼看就要被抓。

他没跑，反而当街剖腹，还把内脏扔向官军。

那种场面，哪怕在现在听起来都够震撼的。

当时的社会风气又崇尚“壮烈”，这举动居然成了“英雄表现”，很多武士开始模仿。

可问题是，那会儿还没有胁差。

藤原义用的，很可能是类似唐代环首刀的那种大刀。

后来真正用于切腹的，是更短的怀刀——不到三十厘米，方便操作。

所谓“十文字切”，就是刀横竖拉两下，肠子全翻出来，死得慢，也“体面”。

可这也太痛了。

于是“介错人”出现了。

切腹者一刀下去，介错人立刻从后面砍断他脖子，帮他解脱。

哪怕是这种残忍的方式，也有规矩——不能砍断得太干净，要留点皮。

到江户时代，甚至出现了“扇子切”：不真切腹，只是往身前一摆扇子，介错人便照规矩动手。

形式，还在。

意义，已经变了。

这时候的武士，早就不是战场上的主力了。

德川幕府统一后，长刀成了武士身份的象征。

佩不佩刀，成了区别武士和平民的标志。

平民连超过两尺的刀都不能带，哪怕再有钱也只能定制漂亮的胁差当装饰。

可佩刀这事儿也有规矩。

进别人家，要卸下长刀。

进屋不卸，是挑衅。

卸了长刀，身边就只剩胁差了。

这时候，胁差就不只是装饰了，而是真正的“命根子”。

那个时代，街头械斗不少。

特别是江户中期以后，武士多住在城市，巷子狭小，房屋密集，长刀根本施展不开。

很多流派都发展出专门的“小太刀术”，就是为了在室内和街巷中应对突发情况。

也不是所有武士都佩双刀。

穷一些的，只能带一把打刀。

比如后来在日剧《猫侍》里被演绎的那个角色，据说原型就是当年因家道中落，只佩一刀但剑术极高的浪人。

不过佩双刀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有。

史料里比较早提到双刀赏赐的，是丰臣秀吉。

那是十六世纪末，他赏赐高口秀胜一对带金箔朱漆刀鞘的双刀。

那时候，双刀才开始成为权力的象征。

可再往后，佩双刀的意义就越来越重身份、轻实用。

武士多半是文职，哪还能天天带着兵器？可刀不能不戴，规矩是规矩，身份是身份。

有些武士每天上藩邸，坐在帐前处理文书，腰间却还别着一长一短。

有人问过，一位老武士只回了一句：“这是我的脸。”

这种话，放在今天可能听着奇怪。

但那会儿，确实就是这么回事。

说到这，其实也差不多了。

武士佩双刀，从一开始是实战需要，后来变成身份象征。

胁差从工具变成防身，最后又和切腹仪式挂上钩。

每一步变化，都不是随便来的，都有它背后的那段历史。

明治维新以后，佩刀被明令禁止。

旧武士们把刀封进木盒，藏进壁龛。

有人在日记里写了一句：“从今往后，只能梦里再见。”

参考资料：

宫本义明，《日本武士道文化史论》，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

小川清，《江户时代的武士生活》，岩波书店，1998年

山本七平，《日本人的精神结构》，中央公论新社，1971年

佐佐木诚，《日本刀的历史与技艺》，讲谈社，2015年

来源：笑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