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政治文化和战略目标差异，共享的区域政治符号在党项李氏、宋朝、辽朝间演绎出不同的权力谱系，不断分化使官号标识的区域政治规范弹性耗尽，庆历年间三方通过宋辽政治共识和宋夏盟约达成妥协，形成西夏建国后区域政治秩序的新规范。

文：沧海一书客

西夏建国时期各方政治互动的过程性文本显示，党项李氏在唐朝旧疆建立夏国的结构性进程被后人追述的线性历史叙事简化了。

从区域视角看，定难军整合时期党项李氏权力从世袭节度使的李继捧支系转移到李继迁支系，实质是李继迁以抵制“直隶化”的政治策略重塑区域秩序的过程。

由此衍生的西向整合进程既利用了唐朝以来的区域政治传统，也利用了辽、宋竞争的时代制度环境，是多种政治资源叠层构造的政治空间。

由于政治文化和战略目标差异，共享的区域政治符号在党项李氏、宋朝、辽朝间演绎出不同的权力谱系，不断分化使官号标识的区域政治规范弹性耗尽，庆历年间三方通过宋辽政治共识和宋夏盟约达成妥协，形成西夏建国后区域政治秩序的新规范。

党项李氏建立夏国，引起唐宋时期中国西部秩序变动，是元代以来史家持续关注的重要问题。元修正史时将西夏安排在《宋史》《辽史》《金史》的外国列传，从断代史视角总结其历史。

明清学者致力于编撰西夏通史，尤其是吴广成《西夏书事》贯通由隋至宋断代史中的党项、方镇和夏国史料，逐渐构建起从党项内迁、主政定难军到建立夏国的通史叙事。

在此文本结构基础上，既有研究多将党项内迁以来的历史视作连续的民族政权史，从不同时期的部族整合、经济地理、周边关系等方面考察党项建国前后的发展，着重揭示了党项李氏的民族性在西夏建国中的意义。

但是上述将不同时期、不同政治形态的党项、定难军、夏国看作连续、整体民族政权的研究是对党项李氏掌握区域政治权力后的回溯性认识。

尤其受到吴广成拼接不同时代文本所构建历史叙事的影响，不可避免地遮蔽了西夏建国的阶段性和复杂性，使诸多重要问题仍然晦暗不明。

比如，为何西夏追谥李继迁为太祖建立开国世系，而没有选择其家族中世袭定难军节度使的支系西夏为何选择较为宽泛的“蕃性”作为建国政治话语，而不是强调李氏源出党项的民族性西夏建国过程中。

为何汲汲于获取宋朝和辽朝授予的、产生于唐朝的区域政治名分为何西夏在辽朝与宋朝的交往礼仪是宋、辽协商其建国秩序的重要内容这些涉及政治集团、政治方略、政治空间、周边交往礼仪等西夏内外规范的结构性问题需要我们重新关注其建国过程。

从边疆政治实践考察政治行为背后的机制。参与处理西夏建国问题的北宋政治家富弼认为，党项拓跋氏“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得中国法令”。

宋末元初政书《文献通考》指出，西夏“其地则唐之地，而其初亦唐之节镇也”。从当时边疆观念看，西夏并非在“秩序空白”的地方创建，而是由唐朝蕃族节度使整合“唐朝旧疆”建立。

建国后亦非与宋辽地位平等的政权，而是宋辽主导的东亚朝贡秩序中的一个层级。西夏建国不仅与唐以来西部历史秩序纵向衔接，又与宋辽竞争的现实秩序横向关联，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和特殊性。

本文主要利用各方互动形成的过程性文本，将西夏建国置于由唐朝旧疆向辽宋主导的东亚朝贡秩序转变过程中，以其立国区域整合作为牵动建国问题的核心环节，通过分析不同时期党项李氏与区域政治名分的谱系及其结构过程，为西夏建国提供一种结构性解释。

首先，梳理定难军权力由世袭节度使李继捧支系向李继迁支系转移的政治过程;其次，考察党项李氏整合朔方军和河西诸政权两类地区过程中与宋辽区域秩序主张间的博弈;最后，分析宋、辽、夏区域秩序主张的权力谱系，揭示西夏建国规范的确立过程。

定难军作为西夏建国过程中最先被整合的地区，以往研究根据节度使家族世系将其追溯到唐末拓跋思恭时期，甚至将定难军时期称为“西夏”。

但姓氏关联的表面连续性与西夏开国叙事存在差异，《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以李继迁为“太祖”建立开国世系。

然而晚唐以来定难军政治谱系中，李继迁与世袭节度使的李继捧属于不同支系。西夏所构建的开国世系说明，在奠定其基业的定难军整合中，党项李氏家族内部的权力转移具有重要意义。

定难军“直隶化”过程中党项李氏集团的重组党项李氏家族的权力转移始于太平兴国七年定难军政治集团分化。

五月“绥州刺史，西京作坊使李克文，继捧之从父也，表言继捧不当承袭，请遣使与偕至夏州谕继捧令入朝”。结合李继捧到开封朝觐时的陈述:“诸父昆弟多相怨怼，愿留京师，遂献其所管四州八县。”

可知具体原因是李克文代表的诸父昆弟势力反对李继捧继承节度使。这次分化引发宋朝中央和定难军地方的双重转变。

中央层面，宋廷趁势推进地方行政改革，在李继捧所献“四州八县”进行“直隶化”改造。当年五月“以克文权知夏州，作坊副使尹宪同知州事”，任命亲宋的李克文与中央选派的尹宪组成过渡型地方政府。

从两年后“银州、宥州复隶夏州”的诏令看，过渡机构成立后，银、宥、绥等定难军属州逐渐直隶中央。

与此配套的是军政调整，“以光实为银、夏、绥、麟、府、丰、宥州都巡检使”，整合原定难军以及麟、府、丰等黄河西岸地区设立都巡检使，在其辖区的重要州设置巡检使。

通过以上措施，宋廷逐渐将定难军方镇改革为直隶于中央的州县。定难军层面的变化主要是党项李氏集团内部矛盾转移。

与上述机构改革同时，宋廷展开隐性的地方人事调整，“护继捧缌麻以上亲赴阙”。该措施引起李氏家族成员不同程度的抵制。

尤以李继迁最为激烈，“与其党数十人奔入蕃族地斤泽，距夏州东北三百里，出其祖彝兴像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继迁自言:‘我李氏子孙，当复兴宗绪。’”

所谓“复兴宗绪”，是指恢复晚唐以来党项李氏世袭定难军的权力格局。可见随着李氏家族被抽离地方，李继迁重整部分成员的利益诉求，提出复兴世袭方镇的政治主张，李氏集团的主要矛盾逐渐由李继捧继承争议转向抵制宋朝的“直隶化”改革。

这两个层面的互动使党项李氏集团形成两个新政治阵营:一方以李继迁为中心，主张复兴李氏世袭定难军之权力格局，抵制宋朝的“直隶化”改革。

另一方以李继捧、李克文为中心，从权配合定难军改革，希望在新秩序中获取利益，而从前述继承纷争看，这一方中李克文、李继捧的政治倾向又不尽一致。

“直隶化”初期宋廷政策使李继迁阵营迅速壮大。太平兴国七年十一月诏书显示，五月组建的定难军地区过渡政府逐渐被调整，“诏绥州刺史李克宪、银州刺史李克文皆赴阙，乃授克宪单州刺史，克文澧州刺史。

克宪初偃蹇不奉诏，遣通事舍人袁继忠谕旨，遂与继忠俱至，仍以克文权知夏州”。五月到十一月间，李克文先被改任银州刺史，又被调整为澧州刺史、权知夏州，并离开定难军赴都城朝觐。

由于宋朝刺史阶序化直到真宗朝才确立，定难军又处于“直隶化”改革时期，李克文刺史官职的虚实尚待考证，但上述调整呈现出的政治进程却非常清晰，即宋廷渐进地采取官僚制度中的代理、朝觐等行政程序，将李克文派系抽离地方权力中心。

在此期间，宋廷还下令招诱依附于蕃部的人口，“绥、银、夏等州，民多流亡入蕃部，宜令州县吏设法招诱”。

上述诸层面政策使部分蕃部转向李继迁阵营，定难军地区抵制“直隶化”的事件持续增加，太平兴国七年到雍熙元年宋朝对李继迁的军事行动中，李继迁势力的数量被记录为几百到数万规模，遍布夏、宥、银等州。

与太平兴国七年“其党数十人”奔入夏州东北三百里的地斤泽相比，李继迁阵营不论是人口数量还是空间范围都大为扩张。

最能说明其实力的莫过于雍熙二年首任都巡检使战败被杀事件。该事件透露出李继迁阵营与原本亲附宋朝的李继捧、李克文阵营之间的关系调整。

曹光实被杀后，“有从塞上来者，继迁悉知朝廷事，意继捧等漏露之，故其宗族悉置之于外，令亶等为通判，专司郡政”。

可见在宋朝激进的“直隶化”政策下，李继捧、李克文阵营转而暗中联络李继迁，抵制“直隶化”的政治主张获得更多李氏集团成员的认可。

这表明新分化出的两个阵营在抵制“直隶化”的政治主张下初步重组。宋廷和平过渡方案失去地方基础，雍熙二年转向武力推进“直隶化”。

次年(辽统和四年)二月李继迁降附辽朝，《辽史》记载:“李继迁叛宋来降，以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

李继迁抵制“直隶化”的目的是维持世袭定难军权力，但在党项、吐蕃、汉等多民族混居的定难军，党项李氏极力塑造的北魏皇室后裔形象并不具有绝对优势。

如李继捧所言，“若非天威所加，岂能制御者乎”，他们需要宋廷持续授予官爵才能获得整合地方的合法性。

当宋廷以武力推进“直隶化”时，李继迁的政治主张在宋朝秩序中的合法性即不复存在，转向依附与宋朝竞争天下秩序的辽朝，就是要从辽朝秩序中获得世袭方镇的合法性，以统合抵制定难军“直隶化”重组的各股势力。

宋辽竞争中定难军权力向李继迁支系的转移官爵封授关联着整套行政制度规范，李继迁接受辽朝节度使官爵，客观上使辽朝政治秩序中出现定难军行政序列。

由于授命主体和人事安排不同，定难军地区出现了宋朝州县体制与辽朝方镇体制两套交错重叠的秩序。与河北路、河东路等东部地区宋辽直接对峙不同，定难军成为宋辽竞争西部秩序的间接地带。

雍熙年间宋辽岐沟关、陈家谷、君子馆等战役后，宋朝大战略转向守势。定难军政策随之调整，端拱元年“诏赐感德军节度使李继捧姓赵氏，名保忠。

宋朝授予李继捧宗属身份，重建定难军。聂崇岐考察节度使阶序化的空间差异时特别指出定难军终未削除。

由上可知，其终未削除但经历了废而复置的过程，重建之目的是利用李继捧重整定难军，对抗辽朝方镇框架下的李继迁。

从定难军视角看，李继迁与赵保忠(李继捧)均任节度使，但权力来源所蕴含的政治资源却判然有别，分别代表辽朝、宋朝的区域秩序。两者的竞争不仅与个人因素有关，也受其背后可供调动的政治资源的影响。

来源：孝艺有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