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8月8～10日，2025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肺癌学术大会在十三朝古都西安盛大召开。大会以深化肺癌学术交流、推动学科创新发展、全面提升全国肺癌领域医师的临床诊疗水平与科研能力为目标，为肿瘤科医师搭建了高层次的学术对话平台。会议期间，《肿瘤瞭望》荣幸邀请同济

编者按：2025年8月8～10日，2025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肺癌学术大会在十三朝古都西安盛大召开。大会以深化肺癌学术交流、推动学科创新发展、全面提升全国肺癌领域医师的临床诊疗水平与科研能力为目标，为肿瘤科医师搭建了高层次的学术对话平台。会议期间，《肿瘤瞭望》荣幸邀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方文涛教授，就非小细胞肺癌（NSCLC）围手术期的治疗问题与进展发表个人经验与看法。

方文涛 教授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胸外科主任

教授、博士导师

中国抗癌协会纵隔肿瘤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食管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肺部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卫健委胸外科质控中心副主任

中国医师协会胸外科分会常务委员及微创外科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胸心外科学会肺癌专家组委员

上海市医学会外科学组委员

肿瘤瞭望：能否请您分享近年来NSCLC围手术期的治疗进展有哪些？

方文涛 教授：围手术期治疗是肺癌综合治疗的关键环节。对于Ⅱ/Ⅲ期可手术患者，尽管根治性切除可实现，但术后复发转移仍是重要挑战，5年生存率仍不乐观，单一手术模式疗效提升有限，亟需多学科合作与创新治疗模式改善预后。

近年来免疫治疗突破带来新机遇：6项新辅助免疫治疗及2项术后辅助免疫的Ⅲ期临床试验均证实，免疫治疗的加入能够显著提升患者生存获益。基于此，本次会议期间发布的《中华医学会肺癌临床诊疗指南（2025版）》将免疫联合化疗的新辅助治疗列为标准模式，与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指南保持一致。

但需注意临床试验采用全入组模式（all-comers），即符合某一解剖分期的患者均会被纳入试验中，其结论虽推动指南制定，却未必完全适用于日常诊疗中异质性更高的真实人群。因此，深入剖析现有治疗的局限性尤为必要。

我认为，未来探索需聚焦术前新辅助治疗疗效预测模型构建（如免疫治疗响应生物标志物），避免因疗效不佳导致的肿瘤进展或手术机会丧失，另外还需平衡术后免疫辅助治疗的获益与风险，如费用增加，不便性和毒性等。分子标志物指导的精准化治疗是重点方向，PD-L1表达、ctDNA清除率等标志物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围术期免疫维持治疗尚存争议，需结合微小残留病灶（MRD）等指标精准决策。

尽管今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报道的NeoADAURA研究显示，新辅助奥希替尼联合或不联合化疗，相较于单纯化疗显著改善了EGFR突变可切除NSCLC患者的主要病理缓解（MPR）率，但无事件生存期（EFS）数据仍需进一步观察。因此，对于驱动基因阳性患者，术后靶向辅助治疗仍是优选，免疫治疗则需进一步筛选获益人群。

总而言之，创新药物与新型治疗模式的涌现使肺癌患者围手术期生存显著改善，但如何精准筛选获益人群、优化治疗策略等仍需长期探索。临床实践需结合患者分子特征、经济负担及耐受性综合决策，推动肺癌诊疗从“循证标准化”向“个体精准化”进阶。

肿瘤瞭望：在肺癌的多学科诊疗过程中，胸外科专家如何发挥作用，以提高患者的整体治疗效果？

方文涛 教授：多学科诊疗（MDT）是肿瘤治疗的核心策略，在胸部肿瘤领域尤为关键。针对局部进展期肺癌，需胸外科与肿瘤内科、放疗科、介入科等协同制定方案。国内诊疗环境中，多数患者因传统就医习惯首诊胸外科，故胸外科医生承担着规范治疗“第一道门户”的重任，若初始诊疗不当，将严重影响后续疗效。

精准分期是诊疗基石，不仅要评估技术可切除性，更要全面判断肿瘤进展程度。随着肺癌第九版TNM分期的临床应用，更需强化淋巴结分期精准评估，为个体化治疗提供依据。此外，当代胸外科医生需转型为肿瘤外科医师（Surgical Oncologist），不仅关注肉眼可见的解剖学病灶，更要整合分子生物学特性（如驱动基因/免疫微环境特征等），基于临床研究证据与指南推荐，联合多学科优化综合治疗。

我认为MDT不仅是诊疗手段，更是临床研究探索的平台。胸外科医生需积极参与围术期治疗研究设计，推动疗效突破。在此过程中，外科团队需提升三大能力：精细化手术技术；围术期管理优化；治疗相关毒性管理。

综合来看，胸外科在肺癌MDT中是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但需超越传统手术角色定位，在精准分期、治疗决策、研究创新中发挥引领作用，通过多学科协同最终提升患者生存获益。

来源：肿瘤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