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2 年（康熙二十一年），来自欧洲比利时的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跟随着康熙皇帝东巡盛京（今沈阳）谒陵。在他们到达盛京后，来自朝鲜半岛的使臣向康熙皇帝呈上了一头海豹。看到这头海豹后，皇帝召来南怀仁，询问他欧洲的书籍当中是否记载了这种“鱼”。南怀仁忙对皇帝说他们在北京的图书馆藏有相关书籍，书中不仅描述了这种动物的习性，还有一张相关的插图。康熙忙派人从北京取了书，一经查阅，发现书中文字描述果然与他亲眼所见相吻合，因此十分高兴。于是，康熙便遣人将海豹送至北京，在紫禁城内饲养。这是西方博物学知识在明清之际的中国传播的一个片段。当时，大量欧洲耶稣会士进入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伴随其传教活动的，是对其时欧洲大量天文、地理、数学、机械等方面的知识的介绍，对世界地图的绘制以及相关文字的撰写便是其中之一。这些地图包括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的《坤舆万国全图》、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i，1582—1649）的《坤舆全图》、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的《万国全图》以及南怀仁的《坤舆全图》。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与这些图像相应的文本资料，如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与南怀仁的《坤舆图说》。在这些地理学作品中，除去今天已经成为常识的“科学”地理知识，如大洲大洋、山川河流、国家地区等信息，还有一部分博物学知识却经常被“过滤”掉了，那就是这些地理学作品中记载的诸多海怪、陆兽和奇闻异事。这些记载既包括丰富的文本信息，又包括大量的图像资料，例如康熙皇帝查阅到的海豹资料。在这些记载中，以南怀仁的《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所载最为丰富。南怀仁是上文提到的清朝顺治、康熙朝时在华的耶稣会士。他于 1658 年来到中国，并于 1669 年接替了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在钦天监的职位。之后，他于 1674 年绘制并刊印了《坤舆全图》。南怀仁的《坤舆全图》中除了天文、地理方面的元素，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他花费了很大心力附于地图上的相当数量的生物图像，包括附有文字说明的动物 20 种，另有无文字说明的海鱼、海怪和陆地动物等共 12 种，插图上的生物总计多达 32 种。虽然在地图上绘制生物等相关物产并非南怀仁的创举（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地图制作和利玛窦系统的地图中都已有先例），然而南怀仁所绘地图中使用的动物图像之多，史无前例。对动物作专门解释的图像和文字不仅是《坤舆图说》的主体，而且对中国地理著作有深远影响。这些奇禽异兽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其中的地理知识，例如张汝霖与印光任的《澳门纪略》、阮元编修的《广东通志》都有所引用。但很可惜的是，一般地图史学者对此动物图说的部分都以只字片语带过，如魏源《海国图志》中所言“图中混列虫鱼怪物，无关坤象大体”，认为其不过是地图装饰，不值得一顾而忽视之。这些动物也许“无关坤象大体”，但是否只是装饰不值得一顾呢？近年来欧洲史学者对文艺复兴以来大航海时代开展的流通于欧洲的犀牛、食火鸡以及外来植物等新世界动植物的知识、图绘、标本的研究已有相当成果。这些研究不但讨论了新世界动植物如何进入欧洲，也揭示了它们为欧洲上层社会所了解、诠释、想象与收集的过程。珍禽异兽的图绘或再现并不是单纯的动物学议题，而更是重要的文化史议题，这些研究不但揭橥了不同文化如何相互影响、接受与转移，同时也牵涉文化想象、知识建构等复杂的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动物不但被收入了从康熙朝时就开始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到了乾隆朝更被收录到仿《鸟谱》形式而制作的《兽谱》中。因此，研究南怀仁《坤舆全图》中的动物，将有助于我们观察欧洲的自然史知识与想象在清宫如何传播与转译，进而了解清宫如何面对与了解大航海时代后逐渐全球化的世界。摘要：1682 年（康熙二十一年），来自欧洲比利时的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跟随着康熙皇帝东巡盛京（今沈阳）谒陵。在他们到达盛京后，来自朝鲜半岛的使臣向康熙皇帝呈上了一头海豹。看到这头海豹后，皇帝召来南怀仁，询问他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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