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文没有出现“投降”“战败”等核心词汇，只用“终战”来模糊战争性质，还将战争责任归咎于“战局不利于我”“敌方使用残虐之炸弹”等外部因素，完全不提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本质。

1945年8月15日，重庆街头鞭炮纸屑没过脚踝，卖报童嘶喊着“日本投降了”穿梭于狂欢人群。

日本天皇宣读的诏书洋洋千言，却没有一丝一毫投降的姿态，更没有认错诚意，通篇充满了“没实现大东亚共荣”的委屈。

为什么中国没有将抗战胜利纪念日定在8月15日，而是选择了9月3日？

中国将9月3日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并非单纯的时间选择，而是基于法律效力、历史进程与民族记忆的综合考量。

这一选择背后折射出的历史逻辑，在当今国际社会对二战历史认知仍存差异的背景下，更具现实意义。

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这份被日本视为“战争结束标志”的文件，从头到尾都在回避关键事实。

全文没有出现“投降”“战败”等核心词汇，只用“终战”来模糊战争性质，还将战争责任归咎于“战局不利于我”“敌方使用残虐之炸弹”等外部因素，完全不提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本质。

半个多月后的9月2日，日本代表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投降书时，却不得不明确使用“降伏”（即投降）这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术语，承认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所列全部条款”。

两份文件的差异，清晰暴露了《终战诏书》的虚伪性，也说明8月15日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投降节点。

即便裕仁天皇发表了《终战诏书》，8月15日后的战场上，战争并未立刻停止。

在中国东北，部分日军仍在负隅顽抗，直到8月下旬苏联红军持续推进，才迫使这些日军放下武器；在缅甸战场，残余日军与盟军的零星战斗一直持续到9月初。

这种“诏书已发但战火未停”的情况，直观说明法律层面的“终战声明”与实际战场的停火存在时间差，8月15日远不能等同于“战争真正结束”的时刻。

8月15日裕仁天皇发表讲话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国民政府最初为回应民众的喜悦情绪，临时安排了一些庆祝活动，但很快意识到“仅凭一份诏书不能算作正式胜利”。

基于国际法准则和历史事实，国民政府决定将9月3日定为“胜利纪念日”——因为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后，9月3日盟军正式向全球公布投降书内容，这一天才是“战争彻底结束”的明确信号。

1951年，为进一步明确历史定位，中国正式将9月3日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并指出这一日期的确定“基于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的法律事实，也符合国际社会对二战胜利时间的共识”。

在二战的全球战场上，中国战场的战略价值至关重要，却长期被西方叙事淡化。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战争结束，中国战场持续抵抗日本侵略14年，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60%以上。

然而，战后部分西方史书在讲述二战历史时，却将重点放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对中国战场的贡献一笔带过。

这种叙事偏差，本质上是对反法西斯同盟共同历史的不尊重，也不利于全球形成完整的二战历史认知。

德国两次签署投降书的经历，为中国选择9月3日作为胜利纪念日提供了重要参照。

1945年5月7日德国在兰斯签署的投降书，因仅由英美盟军代表见证，苏联认为其“未能体现反法西斯同盟的整体性”，坚决反对将这一天定为德国投降日。

斯大林明确表示，反法西斯战争是苏、美、英等国共同打赢的，投降仪式必须有所有主要盟国参与，才能体现胜利的共同性。

最终德国在柏林重新签署投降书，这一事件成为“历史叙事权争夺”的经典案例，胜利的认定不仅是时间问题，更是对“谁是胜利者”“谁的贡献应被承认”的重要界定。

中国选择9月3日（日本签署投降书后的第二天）而非美国主导的9月2日，或日本单方面宣称的8月15日，本质上也是在强调：中国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成员，有权基于自身战场贡献和法律事实，确定符合历史真相的胜利纪念日，这与苏联坚持“柏林投降仪式”的逻辑一脉相承。

对于经历过战争创伤的中国民众而言，“胜利”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更是一种需要时间消化的心理过程。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王秀英曾回忆，1945年8月15日听到“日本要投降”的消息时，她第一反应不是喜悦，而是恐惧。过去十几年，日本人杀了太多人，我们怕这是陷阱，怕他们还会回来。

直到9月初，看到日军正式向中国军队递交投降书，看到街上的日军真的放下武器，她才敢相信“战争真的结束了”。

王秀英的经历并非个例，在长期遭受侵略的地区，民众对“胜利”的认知往往与“安全感重建”绑定，只有当“敌人真正投降”的事实清晰可见时，才能从心理上摆脱战争阴影。

这也说明，9月3日作为“胜利纪念日”，不仅符合法律事实，更贴合民众对“胜利”的心理认知——它标志着“恐惧的终结”，而非仅仅是“声明的发布”。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举行了包括阅兵在内的纪念活动，但这些活动并非“展示武力”，而是“守护和平的警示”。

在多地的纪念活动中，展陈的重点是“抗战文物”——如士兵的家书、民众的避难证、国际援华的医疗物资等，这些文物背后，是千万人的牺牲与坚守。

中国纪念胜利，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为了防止历史重演。这种纪念导向，与和平教育紧密结合。

尤其在当前部分国家出现“历史修正主义”（如日本有人否认侵略历史）的背景下，这样的纪念与教育，更成为“抵御错误叙事、守护和平底线”的重要力量。

9.3抗战胜利纪念日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精准反击，这个日子告诉世界，真正的胜利不是听闻捷报的欢呼，而是法律文书上凝固的墨迹，是战场上最后一杆枪的放下，更是子孙后代在纪念馆触摸历史时的肃穆。

河北党史 《“密苏里号”受降仪式背后的故事》
唐山党史网 《为什么将9月3日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来源：阿七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