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祠南夕望》一诗中，杜甫发出了“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的慨叹。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也在《潇湘神二首》中吟道：“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雾至今愁。君问二妃何处所？零陵香草露中秋。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

在《祠南夕望》一诗中，杜甫发出了“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的慨叹。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也在《潇湘神二首》中吟道：“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雾至今愁。君问二妃何处所？零陵香草露中秋。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在杜、刘二人的笔下，湖南绝非繁华之地，而是清绝之乡。直到清初刘献廷的《广阳杂记》，仍言“长沙小西门外，望两岸居人，虽竹篱茅屋，皆清雅淡远，绝无烟火气”。显而易见，无论是唐代直至清初的潇湘之地，还是时人印象与观念中的湖南之人，都与今人的感受和评价大相径庭。这一“变奏”缘何发生，又当作何解，张伟然的《湘江》（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一书从历史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提出了若干颇具洞见的思考。

《湘江》，张伟然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来源：douban.com）

一

在张伟然眼中，“让湘江流进文明时代的是《楚辞》”（3页），“为我们将湘江从遥远的天边引到眼前的是东晋时的耒阳人罗含”（4页）。这一时间轴，显然是从传世文献的基本脉络出发的。如果说行吟汨罗江畔的屈原、远任长沙王傅的贾谊是由外地来湘的放逐者；有“湘中琳琅、江左之秀”之誉的罗含则是诞生于湖湘本土的文化先驱。这些文士所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时至今日仍泽被湖湘大地。然较之“宅兹中国”的天下之中洛阳，抑或带河阻山、最早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关中平原，湘江流域的文明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中的“初曙”，还是来得稍迟了一些。

近半个世纪以来湖南的若干重大考古发现，为湖湘文明的演进提供了一条更加源远流长的线索。湖南素称“鱼米之乡”，是中国乃至全球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潇水流经的永州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水稻遗存。在郭伟民看来，稻作农业是支撑文化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经济基础。而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的澧阳平原，彭头山、城头山和鸡叫城等聚落、城壕遗址，则是长江中游地区早期城邑的典型案例。约六千五百年前大溪文化早期的城头山遗址，更是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城市”。若从这一角度来看，新石器时代晚期湖湘地区文明的发展节奏，并未被中原地区远远地抛在身后，甚至在农业开发、城壕营建等方面还一度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

城头山遗址（来源：gmw.cn）

及至汉代，马王堆的“馈赠”，足以让我们领略长沙彼时的熙攘繁华。贾谊的失落与惆怅，更多是一种“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贾生》）的政治失意，而非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僻壤之地、蛮荒之土的切实之感。汉代湖南尤其是以长沙为中心之湘江流域的发展，是与其在整个帝国交通网络中的重要地位密切相关的。张伟然解释道：“最重要的区位，在历史时期的人文地理中，当然是与首都和外贸港口相对的位置。如果将中国古代的空间结构比作一个物理学上的‘场’，那么首都和外贸港口便是这个场上不断发出引力的正极和负极。处于这两极之间的地方，受到的引力最大，发展也就最为有利；相反，如果偏离了这两极之间的连线，受到的引力便大为衰减，发展的速度自然也就相应地大打折扣。”（34—35页）秦汉时期，都城位于关中或洛阳，位置较为西偏；而出海港口则在北部湾沿岸的徐闻、合浦一带，位置也相对西偏，故其南北交通多取道今湖南、湖北，上述两极连线所经之湘水的地位自然十分重要。精研汉代考古的吴小平也在一次演讲中敏锐地注意到传世文献所见汉代湖南“边陲蛮荒”的总体印象，同考古材料所见“熙攘繁华”间有明显的张力。从考古出土材料的类型、产地等分析入手，揭示出汉代湖南沟通南北（中原与岭南）、汇聚东西（巴蜀地区与长江下游）的枢轴地位。

西汉帛画《车马仪仗图》，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现藏湖南博物院（来源：hnmuseum.com）

据此，若我们更多考虑考古学方面的材料和证据，新石器时代晚期澧阳平原的早期城址和汉代长沙的经济与文化面貌，尚有重新评估的必要，未必是绝对意义上的清绝之地。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传递出不同的“节律”。

当然，较之湖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高光时刻，抑或马王堆汉墓所见西汉前期长沙的熙攘繁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湖南确曾显著地沉寂下来。湖南地区六朝墓葬及其他考古材料所提供的信息，亦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一变化。在张伟然看来，形势的急转直下“一方面是长期的南北分裂，南方的政治中心经常性地位于长江下游的建康（今南京）；而另一方面，出海港口则由北部湾沿岸东移并逐渐稳定于今天的广州，这两端之间的连线，自然以取道赣水较为直接”（36页）。及至唐代，这种情形仍未有大的改观。遑论人文阜盛的中原之地，较之长江下游的江宁（今南京）、广陵（今扬州），抑或长江上游以益州为中心的成都平原，甚至王勃笔下的“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江西，湖南的文化发展亦显得甚为滞后。唐宣宗大中年间（八四七至八五九）长沙人刘蜕考中进士，竟被人称为“破天荒”。

二

宋代以前，“整个今湖南省境的人口密度一直以湘江上游尤其潇水流域为最密，湘水中游次密，下游及资水流域较稀；沅、澧二水下游为次密，上游最稀。宋代以后，环洞庭湖区人口密度逐步升高为最密区域，而湘水上游相对不断下降”（64页）。与今日湖南的人口分布情形相较，宋代以后的状况与我们的常识性认知较为接近，唐宋时代的情形则同今日颇有参差。据张伟然的概括：“宋代湘江流域的文化发展除长沙附近外，比较兴盛的集中于两个地带：其一是湘江上游的道州、永州；其二是湘东与江西相邻的各县。”（95页）宋代江西文化繁荣、人才辈出，涌现出王安石、欧阳修、曾巩等文章大家，朱熹、陆九渊等思想巨擘，以及晏殊、黄庭坚、杨万里、姜夔等诗词名宿，尤以吉州、抚州为盛。这一强大的“文化磁场”，对湘东地区产生了明显的辐射效应。又宋代长沙之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湘潭之碧泉书院，衡山之文定书院的建立与发展，固然是湘学发展的重要体现，但其主事者张栻、胡安国、胡宏等人，仍系四川、福建等地因为做官赴任迁居湖南的外来人士，尚非湖湘本土孕育的栋梁之材。换言之，与同时期极具原创性和原生性的江西文化相较，以长沙为中心的湖湘学派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有限，仍处涵育士风、振翅待飞的阶段。

更早完成蜕变、开始华丽转身的是位于湘江上游的道州和永州。有唐一代，较之关中形胜的帝京长安，抑或天下之中的东都洛阳，僻处西南的永州是毫无疑问的边地。但在彼时的湖南，永州的文化发展与人文景观的形塑，较之湘江下游的长沙则不遑多让。道、永之地，由潇水、湘江而北连洞庭，经长江、汉水而与中原相系，南越南岭，又沿漓江而与珠江水系所在的岭南地区相连，位于南北交通的枢轴之上，迎来众多自北而来的外任官僚。正是在此地，远离政治中心的元结不仅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也须臾未忘安史之乱中的朝堂，留下名垂千古的《大唐中兴颂》。这一文献，在颜真卿中正之笔的加持下，成为凝固在石头上的永恒景观。稍后来此边壤的柳宗元，则在愚溪之畔、山水之间，淡出所谓“永贞革新”后朝堂政治的波涛诡谲，成就“永州八记”的文采华章。然而，元结和柳宗元虽可谓和永州之地相互成就，终究是南徙而来的远客，虽未必不安然于山水之间，却有其不得已的无奈与失落。生于兹、长于斯的周敦颐，则在后世的理学谱系中逐渐占居了发端和核心的位置，成为朱熹笔下伊洛渊源、理学正宗的“源头活水”。于是，起点取代了终点，核心替换了边缘。此时的永州，此时的湖湘，也终于凝聚起更大的底气与豪情，开启了其文化自信力的反转。

《大唐中兴颂》石刻拓片，元结撰，颜真卿书，原刻于唐大历六年（771）（来源：thepaper.cn）

另需注意的是，彼时的湖南尚未形成与今日范围相近的高层政区与文化区。今日同居于湖南一省的湘水、资水流域和沅水、澧水流域，由于雪峰山天然屏障的阻隔，直至宋代乃是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宋时亦分属荆湖南路和荆湖北路。二者之间的区域，在当时则被称为“梅山蛮”，并未纳入中原王朝编户齐民的郡县网络之中。宋神宗年间章惇开梅山，虽然伴随着短期的暴力和杀戮，但从长远来看则是湖南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事件。原梅山地区安化、新化二县的设置，为此后湘资与沅澧流域的整合，乃至湖南高层政区的成立提供了基础。自兹以降，元代之湖广等处行中书省、明代之湖广布政司均跨有四水，逐步形成了今日湖南的政区边界与文化认同。明代以后，随着黔、滇的开通，湖南便从宋代以前文化上的边陲之地，一跃而成内地和腹心。及至近代，随着粤汉铁路、湘黔公路等交通干线的开通，长株潭地区再次成为沟通华中、华南与西南的重要交通节点，为其成为近代中国的风云际会之地奠定了基础。

三

王闿运有一副颇为著名却多少有些湘人狂傲之气的楹联，悬挂于今日岳麓书院的文庙之内：“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谭其骧则言：“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这里之所谓“清季”，如果定位至具体的时间节点，便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等率领之湘军的崛起。王闿运曾撰有一部《湘军志》，民间亦有“无湘不成军”的说法。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湘人担任清廷督抚大员者甚众，出西北、入新疆，纵横驰骋、气吞万里，逐渐走入近代历史的舞台中央。

《克复金陵图》，描绘了1864年湘军攻克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今南京）的场景（来源：wikipedia.org）

然而，一个需要追问的论题是，湖南从古代“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到近代一跃成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的省份，原因何在？近代以前除极少数高光人物外多少显得有些默默无闻的湖南，又是如何在近代百年间涌现出诸多推动历史发展、激荡时代风潮的关键人物的呢？在陈宝箴看来：“自咸丰以来，削平寇乱，名臣儒将，多出于湘。其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而恃其忠肝义胆，敌王所忾，不愿师他人之长，其义愤激烈之气，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为最。”章士钊则认为：“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朱汉民也认为，湖南人精神气质来源的一个方面，“既承袭了楚蛮、苗蛮那种彪悍正直、勇敢任气、刚毅果决的民性，具有不畏强御、刚直耿介的精神气质”。这种义愤慷慨、自信倔强的风格，用一句今日湘人喜用的方言——便是“扮蛮”（硬撑或执着于做某事）。据李鸿章称，曾国藩曾著有一部《挺经》，大意便是：人生的关节处，要能“挺”。曾文正公家书言：“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近代中国经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处情势内忧外患之时，承秩序崩解离析之际，若无这般韧劲与毅力，恐无以立足，更无从发展。

据张伟然总结：“湖南人性格的强度比较大，一般不喜欢道中庸。”这种性格在承平之时，或许并非什么正向“资产”，但在乱世纷纭的近代，则在很大程度上因应了时势的发展，成为搏击于政治、思想、学术等各个舞台的核心竞争力。屈原在《离骚》中曾感叹：“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湘人之性格，在近代的中国却可谓“昔为萧艾，今为芳草”。这种强悍倔强的性格，在杨度笔下，直堪与斯巴达和普鲁士相较。所谓“欧洲古国斯巴达，强者充兵弱者杀。雅典文柔不足称，希腊诸邦谁与敌？区区小国普鲁士，倏忽成为德意志。儿童女子尽知兵，一战巴黎遂称帝。内合诸省成联邦，外与群雄争领地”（杨度：《湖南少年歌》）。杨度的说法，当然有其极端的一面，冀图以强权的方式制约强权，以野蛮的方式对抗野蛮，颇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但在“天演开成大竞争，强权压倒诸洋水”（杨度：《湖南少年歌》）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公理战胜”的神话一再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深刻地刺激了国人的思想和情绪。正因如此，湘人杨度对湖南提出了如下的期许：“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杨度：《湖南少年歌》）梁启超也认为，湖南可扮演中国萨摩藩的角色，如明治维新中的萨摩藩一般，成为变法维新、富国强兵的主要推动力量。而在杨昌济看来：“德国之普鲁士实为中枢，日本之鹿儿岛多生俊杰，中国有湘略与之同。”蔡锷更是在《致湖南士绅诸公书》中自信满满地写道：“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当此大争之世，崇尚武力、性格坚强的湖南人正可谓适逢其时，可做救亡图存的开路先锋。“正是由于湖南人身上所呈现出来的那种兼具崇高理想与实际事务、崇文与尚武、圣贤与豪杰等多重相反相成的人格特征与精神特质，使得他们在面对政局动荡、民族振兴的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将其丰富多彩的精神气质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朱汉民：《人因道立道以人传——访朱汉民教授》，载《哲学动态》二〇二四年第十期）

《湖南少年歌》，杨度作，发表于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1903年42、43期（来源：read.nlc.cn）

四

在《湖南少年歌》中，杨度勾勒出一条从屈原、宋玉、贾谊，直至周敦颐、王船山、曾国藩、左宗棠的谱系。裴士锋（Stephen R. Platt）在其《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一书中，较为详细地讨论了近代湖南人重新发掘王夫之的过程。清季禹之谟的两个助手——陈家鼎、宁调元，与杨毓麟合办的新湖南刊物，名为《洞庭波》，则进一步向前追溯——化用屈原《湘夫人》中“洞庭波兮木叶下”的诗句，建立起同这位楚国先贤的精神联结。陈天华和姚宏业更是投水而死、自杀殉道，试图用此种极端的方法唤醒民众的革命斗志。由此，极易使人产生湖南人之性格自古便非常强悍，而在近代得以适逢其会的判断。此种判断，包含了某种本质主义的倾向，对古代的情形注意不够；亦主要集中于少数志士仁人、先贤名宦所勾连的线索，忽视了士习与民风的差异。据张伟然之见：“湖南古代的地域性格并非‘劲悍尚气’，恰恰相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是趋向于‘怯懦’的。”（113页）《梁书·杨公则传》即言“公则所领多是湘溪人，性怯懦”；梁朝伍安贫作《武陵记》亦言该地“人气和柔”。此种怯弱和柔的民风，与近代湖南人普遍“劲悍尚气”的性格形成了鲜明对照。

《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言：“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所谓“呰窳”，裴《集解》释其为“苟且堕懒”之意。又所谓“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楚越之地贫富差距有限，民众虽少积聚，亦无生存之忧。《南齐书·州郡志》“湘州”条言“湘川之类，民丰土闲”。及至宋代，陆九渊仍称郴州一带颇有“惰力侈费之俗”（《宜章县学记》）。这种轻积累、重消费的生活观念，似与今日国人对于长沙人的一般印象颇有相类之处。但如张伟然所揭，至清中叶以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省境普遍人满为患，有感于民风勤苦的哀叹不绝于史乘”（142页）；“随着移民的进入、经济的发展，人文环境渐次出现衍化。人地关系趋于紧张，生存竞争渐次加剧。故地域性格逐步得以强化”（147页）。具体而言，这种强化又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从脆急转变为果敢坚韧，二是由懒惰而趋向勤奋。

依笔者之见，此番论断固然可在常识层面上成立，即总体资源和物质储备未出现跨越式发展的前提下，人口激增带来宏观生存压力的增长与竞争意识的增强。但是，清代中前期人口的显著增长并非限于一省一地，而是全国性的现象。因此需特别注意的是人口自然增殖和大量移民涌入之间的分别。在传统社会的自然和医疗条件下，若无大规模战争和突发自然灾害，各省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应是较为均衡的。大规模移民所带来的变化则不然，会在短时间内使某一区域或省份的人口出现急剧增长。据《清朝文献通考》所提供的材料，一七七一至一七七六年的五年间总人口增长率最高的省份分别是四川、广东、湖北和湖南，所谓“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在较短时间内造成了相关省份大量的人口增长。大体而言，人口的自然增长即便会带来较大的生存压力，也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可谓“温水煮青蛙”，存在较长的释放周期。移民所导致的人口增长则迅速和激烈，能够在短时间内带来较强的生存压力和激烈的主客矛盾。大规模人口流动也会激发各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增强社会多元性与文化活性。具体而言，清代中期四川、广东和两湖地区显著的移民性人口增长，一方面强化了上述地区的生存压力，促进了士风、民风更趋进取和激烈；另一方面，移民所带来的文化交融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这些省份的文化活性，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积淀之后，至清代中后期爆发出更大的思想潜力和文化动能，一跃而为政治、思想、军事等领域相对活跃的地区。

明初湖南地区移民的迁入与分布（来源：ifeng.com）

值得注意的是，张伟然并未将士习与民风混为一谈，而是认为其各有不同的面向与变化节奏。在他看来：“将湖南历史上的士习与民风加以对比，不难发现，其中的反差在逐渐缩小。古代民风怯懦而士习果敢，到近世两者已趋向一致。”（152页）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理解湖南历史文化的发展，及其在两湖、四川、广东等移民输入大省中的特殊性至为重要。在民风方面，中古时期湖湘的“惰力侈费之俗”与怯懦和柔之风，与自屈原以来较为果敢坚韧的士习形成了鲜明反差。而在士习方面，陈独秀所谓“湖南人精神”的养成或有近代志士仁人倒放电影、刻意取舍和后设建构的因素，但从总体上而论，士习与民风的不协，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未能激荡起湖南思想与文化的全面奔涌。及至近代，士习与民风同频共振，加上“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所带来的全新政治机遇和时代风潮的嬗变，才终于促成了湖南的“蝶变”。

来源：小镇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