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对那个差点绊到我皮箱的小伙子说。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又匆匆挤进了人群。

“同志，脚下让一让。”

我对那个差点绊到我皮箱的小伙子说。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又匆匆挤进了人群。

车站里头的声响，像是把一个团的兵力塞进一个铁皮罐头里，再使劲摇晃。广播声、汽笛声、还有天南地北的口音混在一起，嗡嗡地往耳朵里钻。

我身上这身新发的干部军装，熨得笔挺，四个口袋，领口扣得一丝不苟。在部队里，这是规矩，是体面。可在这乱糟糟的人堆里，我反而觉得自己像个刚出锅的馒头，热气腾腾着，却又有点格格不入。

我叫林卫东，二十四岁，刚刚提干。这次探亲假，是我人生里最挺直腰杆的一次。我想象着我爹看到我肩上红牌牌的表情，我娘肯定会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给我煮六个荷包蛋。

人潮推着我往前走，我得去转乘回我们县城的长途汽车。就在我侧身躲过一个扛着麻袋的大哥时，眼角余光瞥见地上有个东西。

是个布包，灰扑扑的，被人踢到了候车室的椅子腿下面。

我站住了。周围的人像没看见一样，从它旁边走过去。

在部队里，纪律条例第一条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包不是我丢的，但看见了，就不能装没看见。

我把自己的皮箱靠在腿边，弯腰把那个布包捡了起来。

包不重，但捏着有点厚实。外面是那种很结实的帆布，洗得有点发白了，边角都磨出了毛。我拉开拉链看了一眼，想找找有没有失主的联系方式。

就这一眼，我心里“咯噔”一下。

里面是一沓钱，用手绢包着，厚厚的一摞。旁边还有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换洗衣裳，一个搪瓷缸子，还有一封信。

我赶紧把拉链拉上。这可不是小事。86年，这么多钱，够一个普通人家过好几年了。

丢了这包的人，现在肯定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我没多想，提着我自己的皮箱，拿着这个捡来的包，径直走向车站广播室旁边的失物招领处。

那是个很小的窗口，里面的老师傅正戴着老花镜，慢悠悠地喝着茶。

“师傅，我捡了个包。”我把包递过去。

他推了推眼镜，接过去，不紧不慢地问：“在哪捡的？”

“二号候车室，椅子底下。”

他点点头，开始登记。就在这时，窗口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姑娘气喘吁吁地冲了过来，扶着窗台，脸白得像纸。

“师傅，我……我丢了个包，灰色的帆布包，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捡到？”

她的声音带着颤，眼睛里全是慌乱，像一只受了惊的小鹿。

老师傅抬眼看了看她，又看了看我，最后指了指我手边的包。

“是这个吗，小姑娘？”

姑娘的目光一下子就钉在了那个包上，她猛地点头，眼圈瞬间就红了。

“是，是我的，就是这个！”

老师傅按规矩办事，让她说出包里有什么东西。姑娘一边喘着气，一边准确无误地说出了钱的大概数目、衣服的颜色，还有那封信。

核对无误，老师傅把包从窗口递给她。

姑娘接过包，紧紧地抱在怀里，像是抱住了自己的命。她转过头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半天才说出一句：“谢谢你，解放军同志。”

“不客气，应该的。”我点点头，准备转身离开。回家心切，事情办完了，我也该走了。

可我刚迈出一步，就听见她在我身后用极低的声音，像是对自己说，又像是在对我解释：“这是我的全部家当了……”

那声音里的无助，让我脚下像灌了铅一样，再也挪不动了。

我回过头，看见她还站在那儿，抱着那个包，眼泪一颗一颗地往下掉，砸在灰色的帆布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印子。

车站里人来人往，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没人注意到这个角落里有个姑娘在无声地哭。

我的心，忽然就被这无声的眼泪给搅乱了。

按照我的原则，东西还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但看着她那个样子，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那个包，好像不只是钱和衣服那么简单。

我走回到她面前，从口袋里掏出自己干净的手帕，递了过去。这是我娘给我缝的，上面还有淡淡的皂角味。

“擦擦吧，一个姑娘家，在外面哭不好看。”我的话说得有点生硬，在部队里，我们不习惯这么跟女同志说话。

她愣了一下，接过了手帕，却没有擦眼泪，只是紧紧攥在手里。

“谢谢你。”她又说了一遍，声音还是带着哭腔。

“不客气。”我顿了顿，还是多问了一句，“你一个人？要去哪？”

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看着我身上的军装，眼神里有一种奇怪的信赖感。她说：“我要去南方，去广州。”

“去那么远？家里人知道吗？”

她摇了摇头，眼泪又涌了上来。她低下头，声音很小：“我……我是跑出来的。”

我心里一沉。

跑出来的。这三个字，在那个年代，分量很重。

“出什么事了？”我问。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开口了。车站的广播又响了起来，催促着旅客上车。我的那趟长途车，也快要发车了。

“我爹要把我嫁给邻村的一个人，换三千块钱的彩礼，给他儿子盖房子娶媳妇。”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平得像一潭死水，“那个人我见过，比我爹年纪都大，还爱动手。”

我的拳头，在裤腿边上，不自觉地握紧了。

这种事，在我的老家，也听说过。但亲耳从一个当事人口中听到，感觉完全不一样。

“这包里的钱，是我妈偷偷塞给我的，是她攒了半辈子的体己钱。她说，让我跑，跑得越远越好，再也别回来。”

我明白了。

这个包，是她的命，是她的路。如果刚才我没捡到，或者捡到的人心眼坏一点，她的人生可能就在这个车站，彻底拐向了另一个方向。

“那你现在……”我看着她单薄的肩膀，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要去广州，听说那里有机会，我可以打工养活自己。”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里有一点点光，但更多的是迷茫和害怕。

一个姑娘家，孤身一人，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大城市。

我心里有个声音在说，林卫东，这不关你的事，你把包还给她，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你的车要开了，你爹娘还在家等你。

可另一个声音，却像部队里的集合号一样，在我脑子里响个不停。

我是一名军人。军人的职责是保家卫国，保护人民。眼前这个姑娘，她也是人民。她现在遇到了天大的难处，我就站在这里，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她一个人去闯龙潭虎穴？

我的车票就在口袋里，回家的路就在眼前。可我的脚，却怎么也抬不起来。

我对她说：“你先别慌。去广州的车票买了吗？”

她摇摇头：“还没，我刚才光顾着找包了。”

“你对广州熟吗？有亲戚朋友在那边吗？”

她又摇摇头。

我叹了口气。这简直就是一头扎进黑夜里，连个火柴都没有。

“这样吧，”我做了个决定，这个决定甚至让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冲动，“你先别急着走。车站人多眼杂，你一个姑娘家带着钱不安全。我正好要回家，我们县城离这里不远。你如果不嫌弃，可以先去我一个战友那里落个脚，他家就在市里开招待所，安全。然后再从长计“

我的话没说完，她就抬起头，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我。

“解放军同志，我……我怎么能麻烦你。”

“没什么麻烦的。”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静可靠，“你这情况，我不能不管。就当是……就当是军民互助吧。”

我不知道她信不信，反正我自己说完，都觉得这个理由有点太正式了。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眼神从怀疑，到犹豫，最后变成了一丝抓住救命稻草般的希冀。

“你……你是个好人。”她低声说。

我没说话。好人这个词，太笼统了。我只是觉得，我不能就这么走了。

我退掉了回县城的车票，带着她，凭着记忆里战友给的地址，去找那个招待所。

她叫苏晴，晴天的晴。一路上，她话很少，只是默默地跟在我身后半步远的地方，紧紧抱着她的那个灰布包。

我帮她提着那个小小的行李卷，不重，但我觉得肩上的担子，比在部队里拉练时背的装备还要沉。

招待所不大，但很干净。我跟退伍的战友老张说明了情况，只说是远房亲戚家的妹妹，来城里找工作，暂时没地方住。

老张是个爽快人，二话没说就给安排了个最里头的单间。

“卫东，你小子可以啊，提了干，还学会英雄救美了。”老张拍着我的肩膀，挤眉弄眼地开玩笑。

我脸一热，赶紧说：“别胡说，就是碰上了，搭把手。”

安顿好苏晴，我给她买了晚饭。白米饭，一荤一Š᥅素两个菜。她吃得很慢，小口小口的，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她吃完饭，终于主动问我。

“林卫东。保卫的卫，东西的东。”

“林卫东。”她轻轻念了一遍我的名字，然后郑重地对我说，“今天的事，我一辈子都记着。等我以后挣了钱，我一定报答你。”

“不用。”我说，“你一个姑娘家，在外面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强。”

那天晚上，我在老张那儿凑合了一宿。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做了一件我自己都觉得意外的事。我偏离了原本的轨道，插手了一件完全陌生的是非。

这么做，对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我当时就那么走了，我这个探亲假，恐怕一天都过不安稳。

第二天，我本来打算跟苏晴好好商量一下她未来的去路，是联系妇联，还是想办法找个稳妥的工作。

可麻烦，却比我想象中来得更快。

我和苏晴正在招待所的小院里说话，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喧闹。

几个人高马大的男人冲了进来，领头的那个一脸横肉，眼睛像铜铃一样四处扫。

“苏晴！你个不孝女，给我滚出来！”他一声大吼，把院子里的其他客人都惊动了。

苏晴的脸“唰”地一下就白了，她躲到我身后，浑身都在发抖。

“别怕。”我把她挡在身后，迎了上去。

“你们是什么人？在这里大呼小叫的！”我沉声问。

领头的男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看到我身上的军装，眼神里闪过一丝忌惮，但很快又被蛮横取代。

“我们是什么人？我是她哥！你是谁？就是你这个当兵的，把我妹子拐跑了是不是！”他指着我的鼻子，唾沫星子都快喷到我脸上了。

他身后跟着的，还有一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中年男人，和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我猜，那应该就是她爹和她未来的“丈夫”。

“你说话客气点！”我皱起眉头，“什么叫拐跑？是我在车站看到你的妹妹有困难，帮了她一把。”

“帮一把？帮到招待所来了？”她那个哥哥冷笑一声，嗓门更大了，“我告诉你们，今天我非得把她带回去！我们家跟陈家的亲事都定好了，彩礼都收了，你想让她悔婚，门都没有！”

他说着，就要上来拉苏晴。

我一步拦在他面前，身体站得笔直，像在部队站岗一样。

“有话好好说，别动手。”

“我跟我妹子说话，关你屁事！给我让开！”他伸手就来推我。

我没动，但他自己反倒被我坚实的身体给弹得后退了一步。常年训练，我的下盘稳得很。

这下，彻底激怒了他。

“好啊你，当兵的了不起啊！当兵的就能抢别人家的媳，抢别人家的媳妇了！”他开始在院子里大声嚷嚷，把“抢媳妇”三个字喊得特别响。

院子里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对着我们指指点点。那些目光，像一根根针，扎在我身上。

我最珍视的，就是这身军装的荣誉。可现在，在这些人的嘴里，我成了一个拐带少女、破坏别人家庭的坏人。

苏晴的父亲也走了上来，他看着我，用一种恳求又带着威胁的语气说：“解放军同志，这是我们的家事，您是国家的人，不能管得太宽。晴儿她不懂事，我们带她回家好好教育。您就把人交给我们吧。”

他嘴上说着客气话，但眼神里的意思很明白：这是我们的女儿，我们想把她怎么样，都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插手。

苏-晴在我身后死死地抓着我的衣角，身体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

“我不回去！我死也不回去！”她哭喊着。

“这可由不得你！”她哥恶狠狠地说。

我感觉自己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

从道理上讲，他们是苏晴的家人，这是他们的“家事”。可从人性上讲，他们要把她推进火坑。

我的理智告诉我，我应该把这件事交给地方的派出所或者街道来处理，他们才是处理这种民事纠纷的部门。

可我心里清楚，在那个“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年代，这种事最后多半还是会和稀泥，苏晴很可能还是会被带回去。

我第一次感觉到，在部队里学到的那些条条框框，到了这复杂的现实里，好像不那么够用了。

我的行动，非但没有帮到她，反而让我自己也卷进了这场风波里，成了一个被人指指点点的“坏人”。

我的荣誉，我的前途，好像都因为这一念之间的“多管闲事”，蒙上了一层阴影。

院子里的人越围越多，议论声也越来越大。

“看那个当兵的，长得人高马大的，怎么干这种事。”

“是啊，现在的小年轻，胆子真大，连人家订了亲的姑娘都敢拐。”

“啧啧，真是丢军人的脸。”

这些话像一把把小刀，一下一下地割在我的心上。我入伍那天，在军旗下宣誓，要为人民服务，要维护军人的荣誉。可现在，我成了别人眼里的反面教材。

苏晴的哥哥看我脸色难看，更加得意了。他往前一步，几乎贴到我面前，压低了声音，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说：“小子，我劝你别多管闲事。不然，我就去你的部队告你，说你搞的破的鞋，看你这个干事还当不当得成！”

这句话，像一盆冰水，从头到脚把我浇了个透心凉。

他戳中了我的软肋。我从一个农村娃，一步步走到今天，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只有我自己知道。提干，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职位，它是我全部的骄傲，是我父母在村里挺直腰杆的资本。

如果因为这件事，背上一个处分，甚至被部队退回去，我怎么面对我的家人？怎么面对我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

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种压力，不是来自敌人，不是来自训练的艰苦，而是来自这扯不清、道不明的人情世故。

苏晴在我身后，哭得越来越厉害。她的哭声，像一鞭子一鞭子抽在我心上。

我到底该怎么办？

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和前途，选择退缩，把她交出去？还是不顾一切，继续坚持我认为对的事情？

我的内心在激烈地交战。一边是我的前途和荣誉，另一边是一个姑娘的命运。

我看着苏晴她哥那张得意的脸，看着她父亲那张麻木又固执的脸，再听听身后苏晴那绝望的哭声。

我忽然意识到，我不能退。

如果我今天退了，我保护不了她，将来我也保护不了任何人。我这身军装，就真的白穿了。我的原则，如果连一个弱女子都保护不了，那它还有什么意义？

我的脑子，在那一刻，忽然变得异常清晰。

我不再去想这件事会给我的未来带来什么影响了。我只想解决眼前的问。

我不再被动地承受他们的指责，我开始主动思考。这件事的核心是什么？是苏晴的个人意愿，和她家人强加的意愿之间的冲突。而法律，是支持个人意愿的。

我的思考模式，从“我该怎么办才能摆脱麻烦”，变成了“我该怎么做，才能真正帮到苏晴”。

我深吸一口气，扶住苏晴的肩膀，让她站稳。然后，我转过身，面对着她的家人，也面对着围观的所有人。

我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足以让院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听到。

“第一，我不是拐带，是帮助。苏晴同志已经成年，她有权利决定自己的人生，包括她的婚姻。”

“第二，你们说的彩礼，如果涉嫌买卖婚姻，那是违法的。新婚姻法提倡婚姻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包办和买卖。”

“第三，”我看着苏晴的哥哥，目光锐利，“你刚刚威胁我，要去我的部队告我。可以，你随时可以去。我相信组织，相信部队会调查清楚，还我一个清白。但同时，我也会向有关部门反映你们强迫他人婚姻的情况。”

我这几句话，说得掷地有声。在部队里，我学过一些基本的法律常识，没想到今天用上了。

院子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那些看热闹的人，眼神也变了。他们开始交头接耳，但议论的方向，似乎发生了变化。

苏-晴的哥哥显然没料到我会来这么一手，他愣住了，脸涨得通红，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苏晴也停止了哭泣，她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我的背影。在她的眼里，那个背影，可能就像一座山。

我没有就此罢休。我知道，光靠讲道理是不够的。

我转头对战友老张说：“老张，麻烦你，帮我给街道办和派出所打个电话，就说这里有家庭纠纷，可能涉及到强迫婚姻，请他们派人过来协调一下。”

然后，我又对苏晴的家人说：“我们就在这里等。等公家的人来了，把事情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谁有理，谁没理，让大家评判。”

我把事情从“家务事”和“桃色纠纷”，拉到了“法律”和“公共”的层面上。

这一步棋，是我在那个瞬间，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

我不再是被动地应付一个“麻烦”，而是主动地为一个我相信的“道理”去战斗。

我心里清楚，这么做，是把事情闹大了。对我自己来说，风险也更大了。部队最不喜欢自己的兵在外面惹是生非。

但那一刻，我没得选。或者说，我的内心，已经帮我做出了选择。

我真正想要的，不是全身而退，而是问心无愧。

事情的发展，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

派出所和街道办的人来了之后，进行了一番调解。苏晴的家人一口咬定，这只是家庭内部矛盾，是女儿不懂事，跟“准女婿”闹别扭。

他们闭口不谈彩礼和那个男人的情况，只反复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而苏晴，在那种阵仗下，又害怕又紧张，除了哭和摇头，说不出几句完整的话。

最后，调解的结果，还是和稀泥。工作人员劝说苏晴的家人，不要用强硬手段，也劝苏晴，要多和家人沟通。

人一走，苏晴的哥哥又恢复了那副嘴脸。

“听见没？连公家都说这是我们的家事！你个外人，还想管？”

那天，他们最终还是没能把苏晴带走，因为我寸步不让。但他们也没走，就在招待所附近赖了下来，像几只秃鹫，盯着自己的猎物。

老张的招待所生意受到了影响，看我的眼神也变得有些为难。

我心里过意不去，给了他一些钱，算是补偿。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

苏晴的哥哥，真的去我的部队寄了举报信。

信里添油加醋，把我描述成一个利用军人身份，欺骗无知少女，破坏军民关系的害群之马。

那几天，我的日子很难过。

我每天都能感受到招待所里其他旅客异样的目光。苏晴的家人像幽灵一样在周围晃荡。我回家的日期一拖再拖。

终于，我接到了我们指导员打来的长途电话。

电话那头，指导员的语气非常严肃。他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让我立刻、马上，把事情的经过写成一份详细的报告。

他还说，部队里已经有人在传这件事了，影响很不好。家里的团长很重视，让我处理完事情后，立刻归队，接受组织的调查。

“林卫东，”指导员最后说，“你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兵，我希望你不要犯糊涂。你这个干事，来之不易啊。”

挂了电话，我拿着话筒，呆呆地站了很久。

冰冷的听筒里，传来“嘟嘟”的忙音，像是在催促着我的命运。

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招待所，苏大晴的房间，想跟她说这件事。

房间里没有人。

桌子上，放着我借给她看的一本书，书里夹着一张纸条，还有我之前递给她的那块手帕，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

纸条上是她娟秀的字迹：

“林大哥，谢谢你。你是个好人，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你。可是，我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你的前途要紧，不能因为我给毁了。我跟我哥他们回去了。你别找我。保重。”

我拿着那张纸条，手都在抖。

她走了。

她为了不连累我，自己选择回去了。

我所有的坚持，所有的努力，在这一刻，好像都变成了一个笑话。

我冲出招待所，在大街上疯狂地寻找。汽车站，火车站，每一个她可能去的地方。

但天那么大，我又能去哪里找她？

夜深了，我一个人回到那个空荡荡的房间，坐在她的床边，看着那张纸"条和那块手帕，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包裹了我。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只是想帮一个人，为什么最后的结果是这样？

我没能帮到她，反而毁了自己的一切。我的名誉，我的前途，我父母的期望……好像都在这个冰冷的夜晚，碎得一干二净。

我想起我爹送我当兵时说的话：“到了部队，要听话，要守规矩，别给家里惹事。”

可我，惹了天大的事。

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错了？我是不是从一开始就不该多管闲事？如果我那天在车站还了包就走，现在我应该已经在家，吃着我娘做的热乎乎的饭菜了。

我的人生，会和现在截然不同。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我珍视的信念，似乎已经崩塌。我像一个在黑夜里行军的士兵，彻底迷失了方向。

这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夜。

我在那个房间里，坐了一整夜。

天快亮的时候，窗外传来第一声鸡叫。晨光透过窗户，一点点照亮了屋子里的灰尘。

我看着桌上的那块手帕。

我想起了苏晴把它递还给我时的样子，小心翼翼，仿佛那是一件珍宝。

我又想起了她在车站哭泣的样子，在家人面前瑟瑟发抖的样子。

如果我放任她回去，她会面临什么？

一个她不爱、甚至畏惧的丈夫，一段没有希望、可能充满暴力的婚姻，一辈子就这么被困在那个小山村里，像一朵还没开放就枯萎的花。

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

什么是规矩？什么是荣誉？

规矩，是为了让世界更有序，让好人不受欺负。荣誉，是因为你做了值得骄傲的事情，才会被授予。

如果我为了遵守那些表面的“规矩”，为了保全自己那点脆弱的“荣誉”，就眼睁睁地看着一个鲜活的生命被推进深渊，那我遵守的，还是真正的规矩吗？我保全的，又是什么样的荣誉？

那不是荣誉，那是自私。

指导员说，我这个干事来之不易。

是的，来之不易。但如果当上这个干事，就意味着在面对不公和欺凌时，要先掂量自己的得失，要选择明哲保身，那我宁可不当这个干事！

我当兵，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让像我爹我娘那样的普通人，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是为了让像苏晴这样的姑娘，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而不是像牲口一样被买卖。

这才是我的职责，这才是我的使命。它比我个人的前途、名誉，重要一万倍。

我的职责，不是写一份避重就轻的报告，去跟组织解释。我的职责，是把她找回来，是真正地帮她摆脱困境。

就算最后我被脱掉这身军装，就算我被打回原形，一无所有，我也认了。

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现在放弃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我会一辈子都看不起那个在1986年的夏天，为了前途而选择退缩的林卫东。

那个瞬间，我心里所有的迷茫、痛苦和纠结，都烟消云散了。

我找到了我的方向。

我不再是一个被动接受调查的犯错的士兵，我是一个要去完成自己使命的战士。

天亮了。

我把那张纸条和手帕收好，揣进胸口的口袋，那里离我的心最近。

我走出招待所，脸上没有了昨夜的颓败，只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定。

我知道我要去做什么了。

我没有立刻去追。我知道，苏晴的家，我迟早要去。但不是现在这样莽撞地去。

我先回到招待所，拿起纸笔，给我父母，还有部队的指导员，各写了一封信。

给父母的信里，我没有说太多细节，只说我在这里遇到了一件必须要做完的事情，可能要晚几天回家，让他们不要担心。我说，他们的儿子，没有做任何丢人的事，将来也绝不会做。

给指导员的信，就是我的那份“报告”。

在这份报告里，我没有做任何辩解，也没有隐瞒任何事实。我原原本本、清清楚楚地写下了我遇到苏晴的全部经过，包括她的家庭情况，她家人的威胁，以及我自己的所有想法。

在信的最后，我写道：

“指导员，我是一名军人，也是一个普通人。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无法对一个身处困境的姑娘视而不见。作为一名军人，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苏晴同志所面临的，正是对其个人权利和未来人生的侵害。我认为，我的责任，并不仅仅是归还一个钱包，更在于当她向我求助时，我不能袖手旁观。”

“我承认，我的处理方式可能不够成熟，给部队带来了不好的影响，我愿意接受组织的一切调查和处分。但是，在这件事没有得到一个真正妥善的解决之前，在我确保苏晴同志能够真正获得自由和安全之前，我的任务，就没有完成。我请求组织，给我一点时间。”

写完这两封信，我把它们投进了邮筒。

做完这一切，我感觉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我已经把我能做的，最坏的打算，都做了。接下来，就是去做我该做的事。

我向老张打听了苏晴老家的具体位置。那是一个离市区很远的山区县，交通不便。

我买了去那个县城的车票。

一路上，汽车颠簸，窗外的景色不断变换。我的心里，却异常平静。

我不知道去了会怎么样。可能会跟她家人发生更激烈的冲突，可能会被当成仇人。我甚至不知道，我能不能见到她。

但我必须去。

我要去告诉她，她的选择，不应该是因为怕连累我。她的人生，应该由她自己来决定。我要让她知道，她不是一个人。

汽车到了县城，我又转乘了一趟去乡里的中巴车，车上挤满了人和家禽，空气混浊。下了中巴，还有十几里山路要走。

我背着我的军用挎包，徒步走在蜿蜒的山路上。

等我根据问来的地址，找到苏晴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那是一个坐落在半山腰的村子，土坯的房子，很破旧。

我找到了她的家。院门虚掩着。我能听到里面有女人的哭声，压抑着，断断续续。

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

我推开院门，走了进去。

院子里，苏晴的哥哥正蹲在地上抽烟，她父亲在劈柴。看到我，两个人都愣住了，随即，她哥的脸上露出了凶狠的表情。

“你还敢来！”他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站了起来。

我没有理他，我的目光越过他们，看到了屋里。

苏晴就坐在小板凳上，她的母亲抱着她，两个人都在默默地流泪。她的脸上，好像还有淡淡的指痕。

我的血，一下子就冲上了头顶。

但我忍住了。我知道，发火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我来找苏晴。”我平静地说。

“找她干什么？这里不欢迎你！你赶紧给我滚！”她哥指着门外，对我吼道。

“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们吵架的。”我看着他们，一字一句地说，“我只想跟苏晴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

苏晴的母亲抬起头，看到了我，眼神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感激，有畏惧，还有一丝哀求。

屋里的苏晴也看到了我。她整个人都呆住了，像是看到了一个不可能出现的人。眼泪，流得更凶了。

“你有什么好说的！该说的都说清楚了，她愿意回来的！”她哥还在叫嚷。

我没有再跟他废话，我直接对着屋里的苏晴喊道：“苏晴，你出来！我有话问你！”

我的声音，盖过了院子里的所有声音。

苏晴在屋里，身体颤抖了一下。

她母亲放开了她。她站起身，一步一步，慢慢地从屋里走了出来。

她走到我面前，低着头，不敢看我。

“林大哥……”

“你抬起头，看着我。”我的语气不容置疑。

她缓缓地抬起头，眼眶红肿，眼神里充满了愧疚。

“我问你，”我盯着她的眼睛，“你回来，是你自己真心愿意的吗？”

她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眼泪却先掉了下来。

她身后的哥哥喊道：“当然是她自己愿意的！你别在这儿挑拨离间！”

“我没问你！我问的是她！”我厉声喝道，然后又把目光转向苏晴，放缓了语气，“苏晴，你别怕。今天，我在这里。你就告诉我一句实话。你回来，嫁给那个人，是你想要的吗？如果你点头，我二话不说，立马就走。从此以后，再也不管你的事。”

整个院子，安静得可怕。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苏晴的脸上。

她的父亲停下了劈柴的动作，她的哥哥也闭上了嘴。

苏晴看着我，我的眼神里，没有一丝一毫的逼迫，只有等待。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

终于，她缓缓地，却又无比坚定地，摇了摇头。

然后，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说出了三个字：“不愿意。”

这三个字，像一道惊雷，在小院里炸响。

也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里最后一道锁。

足够了。

有她这句话，就足够了。

我转过身，面对她的父亲和哥哥。

“你们都听见了。”我说，“强迫婚姻是犯法的。你们如果再逼她，我就去县里的公安局报案。”

“你！”她哥气得脸都青了，上来就要动手。

我没躲，就那么站着。我知道，我不能还手。一旦还手，事情的性质就变了。

但预想中的拳头没有落下来。

苏晴的母亲，那个一直沉默的女人，突然冲了过来，张开双臂，拦在了我和她儿子中间。

“够了！你们要逼死我们娘俩才甘心吗！”她哭喊着，声音嘶哑，“晴儿是我的女儿，不是你们家换钱的牲口！”

这位母亲，终于爆发了。

她转身拉住苏晴的手，把她带到我面前。

“解放军同志，”她看着我，眼里流着泪，却充满了恳求和信任，“你是个好人。我求求你，你带她走吧！带她去一个我们找不到的地方，让她好好过日子。我这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

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苏晴的父亲和哥哥都愣住了。

我也愣住了。

我看着眼前这个朴实的山村妇女，她为了女儿的幸福，鼓起了平生最大的勇气，在对抗她的丈夫和儿子。

我对着她，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

“阿姨，你放心。我不会让她再受委屈了。”

那天，我带着苏晴，离开了那个村子。

我们走的时候，她的哥哥还在院子里叫骂，她的父亲沉默不语。

她的母亲，追出村口很远，一直对我们挥着手，直到我们消失在山路的拐角。

回去的路上，苏晴一句话都没说，只是默默地跟在我身后。

我知道，她今天也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意味着她可能永远都回不了家了。

我们回到市区，我没有再让她住招待所。我联系了我的一个远房表姑，她家就在市里。我把所有事情都跟她说了，她也是个热心肠的人，答应暂时收留苏晴。

安顿好她，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邮局，给我的部队打了一个长途电话，接电话的是指导员。

我把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向他做了汇报。

电话那头，指导员沉默了很久。

最后，他说：“林卫东，你立刻归队。你的事情，组织上会有定论。”

他的语气，听不出喜怒。

我知道，我该回去了。该面对的，总归要面对。

临走前，我去和苏晴告别。

在表姑家的小院里，她给我倒了一杯水。

“林大哥，又要给你添麻烦了。”她说。

“别说这种话。”我看着她，“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想去找个工作。表姑说可以帮我介绍去纺织厂。我可以养活自己。”她的眼神，比我第一次见她时，亮了很多，也坚定了很多。

“那就好。”我点点头。

沉默了一会儿，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东西，递给我。

是我那块手帕。

“这个，还给你。”

我没有接。

“你留着吧。”我说，“以后……就当是个念想。”

她愣了一下，把手帕又收了回去，紧紧地攥在手心。

“林大哥，你……”她欲言又止，“你回部队，会不会有事？”

“不会。”我笑了笑，想让她安心，“部队是最讲道理的地方。我没做错事，组织上会调查清楚的。”

话说得轻松，但我自己心里也没底。

我该走了。

我站起身，对她说：“我走了。你好好的。”

我转身，往外走。

走了两步，身后传来她的声音。

“林卫东！”

她第一次，连名带姓地喊我。

我停下脚步，回过头。

她就站在那里，看着我，眼睛里有水光在闪动。

“我等你。”

她说。

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却像一颗子弹，瞬间击中了我的心脏。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只能对她重重地点了点头，然后转过身，大步地离开了。

我怕再多待一秒，我就走不了了。

回到部队，等待我的是严格的审查。

我交上了详细的报告，配合组织一次又一次的谈话。

那段时间，部队里关于我的流言蜚语很多。有人说我犯了作风问题，有人说我为了个女人，连前途都不要了。

我谁也不解释，每天照常出操，训练，工作。

我只是在等。

等一个结果。

一个月后，结果下来了。

团里派了调查组，去了一趟苏晴的老家，也去了我停留过的市里，走访了很多人，包括派出所、街道办、我的战友老张、我的表姑，甚至还有苏晴工作的纺织厂。

他们带回来的调查结果，和我报告里写的，一字不差。

最后，团里给这件事定了性：林卫东同志发扬了我军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在人民群众面临困难时，挺身而出，不计个人得失，其行为值得肯定和表扬。

但是，鉴于在此事处理过程中，引发了一定的社会舆论，给部队声誉带来了一定风险，决定给予林卫东同志一次内部通报批评，不记入档案。功过相抵，不奖不罚。

拿到这个处理决定的时候，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指导员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小子，胆子是真大。不过，干得不错。没给咱们连丢人。”

我笑了。

风波，总算是过去了。

我的生活，又回到了正轨。每天都是训练场、食堂、宿舍，三点一线。

日子平静得像一碗水。

但我总觉得，生命里，好像多了一点什么。

我会在夜里站岗的时候，想起那个在车站哭泣的姑娘。会在看书的时候，想起她写着“我等你”的纸条。

我们开始通信。

她的信，总是写得很长。跟我说她在纺织厂的工作，说她学了什么技术，拿了多少奖金，说表姑对她有多好。

她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新生活的热爱和希望。

我的回信，总是很短。跟她说部队的训练，说最近的天气，说战友们的趣事。

我们很有默契地，谁也没有再提那三个字。

但我们都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在彼此心里生了根。

半年后的一个周末，我正在操场上带着新兵训练。指导员突然跑过来，递给我一个包裹。

“林卫东，你的。”

我愣了一下。我爹娘不识字，从来没给我寄过包裹。

包裹不大，但有点分量。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件手工织的毛衣，米白色的，针脚细密，织得很用心。

毛衣下面，压着一封信。

是苏晴的信。

信上说：“林大哥，北方的冬天冷，我学着织了件毛衣，不知道你穿着合不合身。我现在很好，已经转正了，每个月都有工资。你不用担心我。请你，也一定照顾好自己。”

我拿着那件毛衣，站在操场上，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我能想象出，她坐在灯下，一针一线织这件毛衣的样子。

我的心，被一种温热的情绪填满了。

过年的时候，我没有回家。我把探亲假攒了起来。

开春后，我向部队请了假，坐上了去往那座城市的火车。

这一次，我不再是路过。

我去见了她。

她在纺织厂门口等我，穿着一身蓝色的工装，扎着马尾辫，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像月牙儿。

她比半年前，开朗了很多，也自信了很多。

我们一起去逛了公园，吃了饭，看了电影。

就像所有普通的情侣一样。

分别的时候，在车站，我对她说：“苏晴，等我。等我下次探亲，我就去你表姑家提亲。”

她红着脸，重重地点了点头。

那一刻，我看着她的笑脸，忽然觉得，我当初在车站捡到的，哪里是一个包。

我捡到的，分明是我的后半生。

我的人生，因为那个小小的意外，拐了一个弯，但却通向了一个更温暖、更明亮的方向。

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但只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了。

来源：小模型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