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向全国宣读《终战诏书》，这标志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彻底失败。然而，这份《诏书》看似是战争结束的宣告，实则暗藏诸多玄机，其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历史的歪曲、对战争责任的逃避，背后反映出复杂的政治意图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向全国宣读《终战诏书》，这标志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彻底失败。然而，这份《诏书》看似是战争结束的宣告，实则暗藏诸多玄机，其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历史的歪曲、对战争责任的逃避，背后反映出复杂的政治意图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这份《诏书》以“终战”替代“战败”，全文815字通篇未出现“战败”“投降”等关键词，却处处充满对侵略历史的扭曲表述。这份精心炮制的文本既是一份充满政治算计的修辞标本，也是一块美化侵略战争、逃避战争责任、掩盖战争罪行的遮羞布。如今，我们只有解构这份《诏书》的话语陷阱，才能防止军国主义借尸还魂，真正实现东亚的历史和解。

《诏书》开篇即强调“深鉴世界大势及帝国现状”，将战争终止归因于“非常之措置”，试图将日本塑造为被动应对时局，是不得以接受美英中苏四国主导的《波茨坦公告》的“受害者”。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日本依然把中国称为“支那”，这是一个对我国极端贬义的蔑称。

《诏书》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美化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声称“曩所以宣战米英二国，亦实出于庶几帝国自存与东亚安定而出此，至如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固非朕之本志”， 将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侵略行为，美化为“自存”与“东亚安定”的正当防卫。完全否认日本多年来对中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侵略行径，将侵略行为正当化。

更值得警惕的是，《诏书》中对日本在亚洲的殖民侵略只字未提。从“九·一八事变”到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在华杀害数千万平民，制造南京大屠杀等惨案，但《诏书》仅笼统提及“向美英两国宣战”，完全回避对中国的侵略责任。这种选择性叙事，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历史罪行埋下了伏笔。

《诏书》中特别提到日本在战争期间“陆海将兵勇敢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之奉公，各尽所能”，完全不承认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倒像是一个战胜国要给战争参与者 论功行赏。

《诏书》中提到“交战已阅四载”，是指四年太平洋战争，根本没把对中国长达14年的侵略战争放在心上。至于为什么要停战，《诏书》强调“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的客观形势，这种话语策略彻底消解了侵略者的主体罪责。由此可见，日本裕仁天皇宣布终战，并不是良心发现，意识到了对外发动战争所犯下的滔天大罪，而是感觉到世界大势对自己不利。

在阐述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原因时，《诏书》强调“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实难逆料”，将投降原因主要归咎于美国投放原子弹，而不是承认军事失败和侵略行为的错误。这是说，日本在挨了美国人的两颗原子弹后，日本天皇意识到了原子弹对日本民众的伤害，但却忽略了日本731部队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忽略了日本使用细菌武器、化学武器对其他国家无辜民众造成的巨大伤害。他认为“如仍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战争打到日本国土上，裕仁天皇才想起“文明”这个词。

裕仁天皇《诏书》的核心诉求是“得以护持国体”，这个关键词暴露了日本统治集团的真实意图。当美军在冲绳战役中歼灭10万日军、苏联红军横扫关东军时，日本统治阶级最关心的仍是体制存续。《诏书》中“忍所难忍”的矫饰言辞，实则是为保全天皇制特权阶层所做的最后挣扎。这种“护持国体”的执念，成为战后日本未能彻底清算军国主义的病灶根源。

于是，裕仁天皇在《诏书》中进一步将打扮成民族与人类的救世主。尤为险恶的是《诏书》对殖民地的暧昧态度。所谓“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遗憾”，仍在重复“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话语。这种表述直接导致战后日本右翼长期鼓吹“侵略解放论”，也为教科书问题等历史修正主义埋下伏笔。事实上，日本在朝鲜半岛、台湾等地实施的强制征兵、慰安妇制度等殖民罪行，在《诏书》中被完全遮蔽。

《诏书》中关于“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宁、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则五脏为之俱裂；至于负战伤、蒙战祸、损失家业者之生计，亦朕所深为轸念者也”的表述，核心问题在于将日本国民定位为战争的“牺牲者”而非“加害者”，模糊了侵略战争的性质，回避了国家战争责任的核心问题，为战后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埋下了伏笔。

《诏书》通篇没有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性质进行反思，没有对遭受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的亚洲各国人民表达歉意或承认其巨大伤害。对国民“努力”的“感谢”，实质上是对其参与侵略战争行为的肯定。这导致战后日本社会的主流叙事长期聚焦于广岛、长崎、东京大轰炸的自身受害，而对日本作为加害者给亚洲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认识不足或刻意回避。

《终战诏书》的模糊性，直接塑造了日本社会的战争认知。《诏书》虽然宣告了战争的结束，但它对战争责任的模糊处理和对国民参与战争行为的“肯定性”哀悼，给战后日本的历史认知和社会心理留下了深远的、至今仍未完全解决的负面遗产。

战后几十年间，日本从未断绝为军国主义叫魂的事实。日本官方史书受此影响，刻意回避投降事实，甚至将“二战”终结的功劳归于天皇。这种对历史的歪曲和否认，使得日本国内部分人对战争罪行缺乏正确认识，军国主义思想残余至今仍未彻底清除。日本国内不时出现美化侵略、否认历史的言论和行为，如修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严重伤害了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和人民的感情，也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了极大隐患。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