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何以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学术界的热点话题，这个话题和“文明探源”互为表里，其核心要义是要通过科学的考古学证据，向世界证明古老的中国和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一样，都有着久远而漫长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进入到“文明时代”的历史，至少已有五千年以上。因为国内外学术界

近年来，“何以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学术界的热点话题，这个话题和“文明探源”互为表里，其核心要义是要通过科学的考古学证据，向世界证明古老的中国和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一样，都有着久远而漫长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进入到“文明时代”的历史，至少已有五千年以上。因为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所谓“文明”的标准颇存争议，所以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一部分历史学者坚持认为，人类进入到文明社会的标志，即是国家的产生，恩格斯所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就是对此高度的概括和总结。从世界古代文明的物化标志来看，一般进入文明时代伴随着文字的使用、青铜器的冶炼、城市以及祭祀宗教建筑出现等标志性产物。一部分考古学者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结项报告中，则主张不能完全按照西方提出的关于文明“三要素”（文字、青铜器、城市）作为物化标志来衡量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而应当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提出一套关于文明标志的“中国方案”，其中包括：史前农业取得显著发展；手工业技术取得显著进步；出现显著的人口集中，形成了早期城市；社会贫富、贵贱分化日益严重，形成了掌握社会财富和权力的贵族阶层；出现了集军权、神权和王权于一身的王；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相结合，发挥着维系社会的重要作用；暴力与战争成为常见的社会现象；形成了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和服从于王的官僚管理机构等各项因素。这些因素反映在考古遗存方面，则可能遗留下来都城、宫殿、王陵及贵族大墓以及表明权贵阶级尊贵身份的标志——礼器和礼制等。还有一些学者运用西方人类学提出的“酋邦”理论，认为应当承认在成熟的国家形态兴起之前，还有一个“早期国家”的发展阶段，其特点是社会从相对平等的状态发展出复杂的社会等级，然后形成一些人长期垄断公共权力的局面，这个高度复杂的社会同样具有大型城市、精致工艺、复杂仪式等特征，同时也具有相当的疆域范围，可以称其为“古国”。

上述这些对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思考与争议，至今仍在继续。这一方面反映出考古学成果为这一问题的讨论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新的证据，但同时也反映出在如何理解“文明”的含义，如何确定“文明”的标志，以及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和西方当代人类学有关“酋邦”和“国家”的理论、方法来回应和解释中国文明起源这一具体问题时，所遇到的种种困境。

这里，不妨换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在此我不得不提到冯时先生讲过的一段很有启发意义的话。他说：

中国有着至少八千年未曾中断的文明史，有着四千年传承不绝的文献史，这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毋庸置疑，这种经久不衰的传统文明一定有其无可比拟的优秀成分，其集中体现就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我们所说的宇宙观是指中国先民对于天、地、人相互关系的思考，这种思考虽然源于一种最朴素的观象活动，但却广泛涉及了古代时空观、政治观、宗教观、祭祀观、舆服制度、哲学观与科学观，其知识与思想的形成与完善便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研究中国的上古文明，首先面临的就是有关文明与文化的理论问题。换句话说，既然我们研究的是中国问题，那么文明与文化的基本定义就只能从对中国先民的传统思考与认知体系中去探索，而不能简单地移植其他文明的现有成果。不同文明的文化背景与文化理解根本不同，生搬硬套其他文明的理论作为己身文明的研究标准不仅圆凿方枘，甚至将直接导致错误结论的得出，无法揭示己身文明的真正价值。事实上，中国古代文明更多地强调形而上思想与礼仪制度的建构，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国上古文明时必须充分加以关注的问题。

他开宗明义地认为，中国具有八千年未曾中断的文明史、四千年传承不绝的文献史。很显然，他所主张的认知中华文明的这条路径，着眼点并不是某些“物化标志”，而是形而上的宇宙观、思想观和哲学观，他认为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应当承认，中国古代文明既与世界各古代文明之间有着共性，但更有其特殊性。罗素曾经说过：“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即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换言之，较之以各种物化的“文明要素”而言，人文素养、思想观念、礼仪制度在中华古代文明体系当中始终居于首位，这个特性在世界诸古代文明当中是独一无二的。如果从这个视角来观察和思考“何以中国”和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那么或许可以别开生面，真正触及到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如同冯时先生所言：“古人定义文明并不特别注重他们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至少不以其作为阐释文明的第一要素。物质文明所展现的技术进步事实上是为政治与宗教服务的，而与物质文明的创造相比，先民早期知识体系、礼仪制度与思想观念的形成则在根本上体现着人类摆脱野蛮状态最重要的标志，成为界定文明诞生的真正标准。”

中国古代的先贤对“文明”一词从来就有自己的理解。《周易·乾·文言》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周易正义》：“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周易·贲·彖》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已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很显然，“文明”一词在这里的义涵，均与天象、天文有关，是古人对天人关系的一种深层次理解。所谓“文明已止”，宋代程颐将其解释为“止于文明”，而“止于文明者，人之文也”，“止谓处于文明也”。就是说，人类以修养“文德”而“彰明”，这就达到了“文明”的境界，“文明”的本意所体现的是一种人性的觉悟和道德意识的产生，亦即冯时先生所言，这是“人类摆脱野蛮状态最重要的标志”“成为界定文明诞生的真正标准”。

由此观察中华文明的起源，才能体会到为何早在八千年前就有了史前先民们对于天、地、人、神之间相互关系的独特思考，有了观象授时、阴阳思辨、辨正方位、立表测日、四方居中等一系列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的“文化基因”的产生；才会深刻理解中国的“玉器时代”以及以琮、璧、璋、圭等“六礼”为代表的玉礼器为何源远流长，从石器时代一直流行到青铜时代乃至后世，从而有别于其他世界古代文明，成为最具东方色彩的文化标志之一；才会对早在八千年前各地出现的“龙”形象以及龙的信仰为何成为早期中国的共同信仰有更深切的感悟。

总之，何以中国，说到底，从文明起源到文明形成的这个漫长历史阶段，究竟中华文明的原始内涵和文化基因应当如何认定？是否应当考虑在文字、青铜器和城市等所谓三大世界性的“物化标志”之外，还包含有中华先民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敬天法地的“礼制”建设、以玉喻德的玉文化、龙形象与龙信仰等独具特色的精神文化领域的重大标志性成就？在中华文明探源的历史进程中，如何真正把握“文明”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刻历史含义，从而与古代西方文明既可交流互鉴，又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是不得不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的、也是本源性的问题。

中华文明探源的史前考古学研究对于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等重大问题的进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虽然学术界对此的评价各有不同，但总体上都承认史前考古对于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决定性意义，并且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绩。然而，当历史发展跨越史前时代、进入到更高阶段的文明社会，当世界的考古学家们向全球展现出更加丰富多彩、更加辉煌灿烂的古典文明成就之时，中国的考古学者又应当如何应对？如何交出一份“中国答卷”呢？

从文明起源到文明形成，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之下所诞生的古代文明都曾经经历过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阶段。而进入到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往往又在各自的文明成果上具有鲜明的特色，代表着人类文化无论在物质、精神还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已经进入到成熟发展的阶段。继文明起源阶段之后，在世界文明史上，出现了所谓“古典时代”，西方学者通常指述其为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在希腊兴盛的文明，和在约公元前300年至公元300年间以罗马为中心盛极一时的文明。相应地在世界考古学上，也出现了“古典时代考古学”这一指称。夏鼐、王仲殊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就直接使用了“希腊罗马的古典考古学”这样的称法。

所谓“古典”（classical)一词，源自拉丁文“classicus”，意为“第一流的”。但事实上，西方学术界在论述这个时期时，其上限划在约公元前800年前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埃及文明衰落时期；此外，在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之间还放进了一个“希腊化文明”时期——这是因为“希腊化文明是希腊因素与西亚因素的混合体。它在地域上以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完成的征服为基础，包括整个希腊、整个埃及以及直至印度边界的大半个亚洲，并自公元前323年至基督诞生前不久，一直保有其与众不同的特性”。在叙事上，一部分西方学者实际上将“古典时代的世界”的时代下限一直延续到了中国的唐代（618－907年）。与史前时代相比，古典时代无疑在考古学研究的对象、特点、内涵以及研究方法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古典时代的文明成就是巨大的，也是多方面的，写下了世界古代文明史上辉煌的篇章。古希腊文明在迈锡尼文明衰落之后，曾经进入到西方历史学家称之为“黑暗时代”的时期（公元前1000－前800年）。但在城邦时代兴起之后，古希腊人开始进入到古典时代，其标志性的文明成就首先体现在哲学与科学上。大约与中国春秋时代的孔子、老子同时，古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大师，出现了世界史上被称为“轴心时代”的人类思想领域跨越式的发展，“希腊人试图寻求有关宇宙的性质、真理的问题以及人生的意义和目的等一切问题的答案”。荷马史诗有关英雄业绩的颂扬成为希腊史诗中最著名的代表作。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约前420年）广游波斯帝国、埃及、希腊和意大利，写下了著名的《历史》一书。希腊的建筑艺术与雕刻代表了古典时代的最高水平。雅典的帕特农神庙（Parthenon）既是庇护女神雅典娜的神殿，也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希腊神殿由长方形的内殿和列柱形成的廊柱构成，上有三角形的屋顶和山墙，圆形列柱的冠顶分别由科林斯式(Corinthian)、爱奥尼亚式(Ionic)两种风格为其代表，优美而精巧。希腊雕刻中帕特农神庙的雅典娜像、奥林匹亚宙斯神殿中的宙斯像，以及分别完成于公元前560至前480年之间的《泰尼亚的阿波罗》《皮翁比诺的阿波罗》《掷铁饼者》等著名雕像，都达到希腊雕刻艺术的顶峰，其对人体之美、运动之美的着力塑造展现出的美感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如同美国历史学家菲力普·拉尔夫所评价：“没有历史学家会否认希腊人的成就是世界历史上最卓越的成就之一。尽管没有广大的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矿藏，但他们却成功地发展一种比他们先前出现的各族更加高度灿烂的文明。他们利用前代缔造的有限文化传统，却产生出自此以后一直做为西方文化典范的文化和艺术成就。”

古罗马文明受到古希腊文明很大的影响。在最能体现罗马特征的建筑与雕塑方面，古罗马人一方面吸收了随着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而从希腊化的东方带来的波斯、小亚细亚艺术的成分，另一方面则在古希腊建筑和艺术的基础上增加了辉煌的创造。古罗马建筑主要组成部分出现圆拱、拱顶和圆穹，科林斯柱和爱奥尼亚式继续使用，雕塑的主要形式有凯旋门、凯旋柱、叙事浮雕、祭坛、半身雕像和肖像，其中最大、最著名的罗马建筑有圆穹直径达43米的万神殿以及能容纳65000名观众的罗马竞技场，大约始于2世纪中叶至3世纪，还出现了用于丧葬的雕刻有画像的石棺。古罗马的信仰也深受希腊人影响，同样重视礼拜仪式，建筑了各类神殿，供奉着天神、智慧女神、爱神和海神，“就像希腊宗教那样，罗马宗教没有任何教条、圣事或者对来世因果报应的信仰”。古罗马对于世界文明所产生的影响一是传播了希腊文明，二是将它所创造的建筑艺术影响到中世纪的欧洲，三是将以《罗马法》为基本成分的法律思想影响到整个欧洲，“这一法律是罗马人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反映出他们治理一个广袤、多样化的大帝国的天才”。后世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在艺术层面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古希腊和古罗马艺术的重新追求和恢复。

西方考古学对于古典时代的发现和研究有着重大的贡献。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上，专门列出了“古典时代”，从其中列举的条目看，比较重要的考古工作包括：雅典古城遗址、奥林匹亚遗址、德尔斐遗址、黑海北岸古典城市、马其顿王陵、罗马古城遗址、庞贝城址等。这些内容所涉及到的考古学对象，较之史前时期考古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按照门类可划分为以下三种。

1. 城市遗址

其中，雅典古城遗址以其保护和供奉雅典娜女神而得名，是希腊古典时代最重要的城邦遗址之一，在公元前第2千年后期即有居民，前6至前2世纪发展为古希腊最大城市和文化中心，城市始于迈锡尼时期，建有卫城和宫室，前8世纪建立城邦，前5世纪达于全盛，成为古希腊最大城市，前2世纪中叶之后归属罗马统治。城市南北长5000米，东西长约7500米，包括卫城、神殿、市场、墓地、制陶工业区等遗存。卫城是希腊古典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杰作，东西长约300米，南北最宽处约130米，卫城中央建筑有帕特农神庙，供奉雅典娜女神。帕特农神庙殿长70米，宽31米，四周环有大理石筑成的多利克式（Doric）柱廊。庙内前为祭殿，后为库房，祭殿中央供奉高达12米的雅典娜女神像，神殿的东西山墙上有表现希腊神话的群像，廊内四周墙体上装饰着长达160余米的浮雕带。

罗马古城遗址是罗马时代建在意大利的都城，年代为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5世纪，为古代世界最大城市之一。遗址南北长约6200米，东西宽约3500米，呈不规则形，包括宫室、庙宇以及各种城市建筑，其中尤以罗马时代兴建的广场、圆形大剧场、万神殿以及引水道等最为著名。古城的核心部分在中世纪时逐渐荒废，文艺复兴以后得到保护清理，但相当部分还被今天的罗马城区所叠压。

著名的庞贝古城是罗马时代的一处城市遗址，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初为希腊移民城邦之下的一个小镇，后在公元前3世纪归属罗马。公元79年，因维苏威火山爆发，全城被火山灰掩埋。1748年3月，庞贝古城开始发掘，被认为是欧洲近代考古发掘之先声。1763年，根据遗址中出土铭文，确认其为庞贝古城。此后，庞贝古城的考古发掘工作持续进行，获得了丰富的关于古典时代罗马城市考古的宝贵资料。

在由夏鼐、王仲殊先生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简史》中，专门在“希腊罗马的古典考古学”条下指出：“从1863年起，意大利考古学家G.菲奥雷利改进了对庞培（庞贝，下同）古城遗址的发掘方法。他以恢复这一古城的原貌为目标，对遗址中的房屋遗存按单元进行全面的揭露，讲求层位关系，并将发掘出来的遗迹保存在原地。在发掘中，贫民的居处和富人的邸宅同样受到重视；出土物不论精美与否，都被作为不容忽视的标本。他的这种审慎、周密的工作态度，为此后庞培城址的科学发掘打下了基础。”

目前，庞贝古城遗址的大部分已经被揭露出土，现已发掘出数座城门和南北、东西向交错的大街，重要的公共建筑有城西的市政广场、朱庇特神庙、阿波罗神庙、会议堂以及城南的大剧场、城东南的体育场、角斗场等。此外，一般性的城市商业区、住宅区、作坊、店铺等遗存也被揭露出土，向世人展现出古典时代罗马城市的整体性风貌。西方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柴尔德根据庞贝古城为代表的古典时期城市考古的资料，曾总结道：“所有罗马时代城市就像希腊城邦一样，享有公共供水的休闲娱乐设施。现在通常铺设在每个街区，美观的公共大楼、浴池、剧院、市政大厅，以及点缀着雕塑和喷泉的集会广场。私人住宅也颇为讲究宽敞。在一个象庞培那样最多有3万居民的区域供水广场，考古学家发现大街小巷都有马赛克的人行道、饰有壁画的墙壁、带有柱廊的庭院、玻璃窗户、自来水、浴室和厕所。”

2. 宗教遗址

奥林匹亚遗址是古希腊古典时代著名的运动场遗址和宗教圣地，得名于希腊传说中诸神会聚的奥林匹斯山，是古希腊的宗教圣地和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处，遗址东西长约520米，南北宽约400米，其中发掘出土有著名的宙斯神庙、竞技运动场、角斗学校、健身房、圣火坛等。德尔斐遗址是希腊古典时代的一处宗教遗址，是供奉太阳神阿波罗的圣地，从遗址中清理出阿波罗神庙区、露天剧场、祭坛、纪念碑等考古遗存。从公元前590年起，在此地举行皮托运动会，盛况仅次于奥林匹克运动会。1892年开始进行考古发掘，遗址中发掘出土的阿波罗神庙区略呈方形，四周有墙，由神庙区东部偏南的大门可进入到圣地，道路的两旁有希腊各邦为供奉阿波罗神而兴建的“礼物库”、祭坛、纪念碑、柱廊等。阿波罗神庙长约60米，宽约25米，在神庙内出土有不同质地的众多雕像，此外还发现有相关的碑志、铭文等文字材料。

3. 王陵与贵族、平民墓葬

马其顿王陵是古希腊马其顿国王的陵墓，从王陵中发掘出前、后两个墓室，墓室内出土白色大理石棺，石棺内放置有纯金的长方形骨灰盒，附近还发现有同一时期的贵族墓，墓内保存着表现古希腊神话的残存壁画。此外，古典时代的墓葬还在当时的城市内发现，如雅典城狄庇隆门外的陶区墓，墓地设于城门外道路两侧；罗马城阿庇亚门外的阿庇亚大街两侧，也发现过墓葬群和地下墓室。

当然，进入到文明发展较高阶段的世界性的文明，除了以古希腊、古罗马为代表的欧洲“古典时代”文明之外，还有西亚地区继两河流域古代城市国家兴起之后的波斯、安息和萨珊波斯文明；印度河流域公元第一千纪达到全盛时期的印度教、佛教文明；以及在中国先秦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秦汉隋唐统一王朝文明等。上文中笔者仅以欧洲“古典时代”为例，举出上述例证，主要试图说明：如果说文明探源在世界各地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足以使得人类文明早期阶段的面貌逐渐清晰起来的话，当人类文明进入到高级、成熟状态时，所展现出的文化面貌同样是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在考古学上所反映出来的信息，古典时代和史前时期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特点，概括而言，古典时代考古学所主要关注的对象，已经转移到城市、宗教、陵墓等最能体现古代国家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特征的考古遗存上来。例如，从上述“古典时期考古学”所反映出的研究重点来看，在城市考古中，尤其关注城市的功能与格局、公共设施的建立、政治与宗教中心的布置、街区与居民的划分、纪念性建筑等若干要素；在宗教考古中，对于各类“神圣空间”在宗教功能、建筑式样、具有宗教意义的装饰性图案等要素极为关注；在陵墓考古中，对于王陵与贵族墓葬的营建空间、装饰性葬具以及丰厚的随葬品、在墓地或墓中举行的祭祀礼仪活动等要素，往往成为考古学家们所热衷的研究课题。

综观古典时代的考古学，也出现了几个与史前时期考古明显不同的特点。其一，是对美术品和艺术品的高度重视，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对古希腊、古罗马美术遗存的收集、整理热度不减，无论是建筑物、纪念碑、塑像、装饰性纹样、带有画像的石棺葬具、壁画、绘画、装饰品、工艺品等，都成为这个时期考古学家们首先关注的对象，因此，考古学界曾一度将古典考古学也称之为“美术考古学”。德国学者温克尔曼（J.J.Winckelmann，1717－1768）根据保存在罗马的许多古代美术品写成他的名著《古代美术史》（即本文所引郭沫若译《美术考古一世纪》），被一些学者称为“考古学之父”，可见其影响之大。美术考古的风潮，也引发了18世纪以来欧洲古物学、博物馆学等相关学科的兴起。

其二，是尤其重视对于出土铭刻文字的收集与释读。从西方考古学诞生的历史背景上看，也与这个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欧洲的文艺复兴促进了人们对于古典时代的语文和美术史的研究，从而开始对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雕塑与铭刻进行多方搜集。从19世纪初期开始，英、法、德等国的古物爱好者相继到南欧等地游历，往往将希腊、古罗马的石刻浮雕运回本国出售或赠送给博物馆，其中的铭刻材料对于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庞贝古城的最终确认，就是依据发掘出土的铭刻文字，因此格外受到重视。此外，这一时期，法国学者商博良（J.F. Champollion）于1822年对拿破仑部下在埃及发现的罗塞塔石碑上三种古文字进行了释读，成功释定出古埃及象形文字。英国学者罗林森（H.C.Rawlinsen，1810－1895）于1835年释读在波斯境内发现的刻有楔形文字的摩崖石刻，成功释读出贝希顿三体铭文中的一种楔形文字为古波斯文，随后其他两种文字也分别被释读成功，证明为古埃兰文和古巴比伦文。古文字学的这些研究成果直接促进了古埃及、西亚地区早期文明的考古学研究，出土铭刻文字也成为古典考古学重要的研究对象。

其三，宗教考古开始成为研究对象。除了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众神殿成为古典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外，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对于基督教圣地巴勒斯坦地区与《圣经》相关的古迹和古物也开始发生兴趣，后来这种兴趣又逐渐扩大到埃及、巴比伦等地。巴勒斯坦的考古发掘工作最早开始于1870－1890年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谢里曼（Heinrich Schilemann）对特洛伊城址的发掘。19世纪后期，西方学者开始对巴勒斯坦的历史名城耶路撒冷进行考古发掘，因为这座古城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宗教考古在古典时代考古学中分量不断加重。

综上所述，古典时代考古学在研究对象上，将古代城市、宗教殿堂、陵墓这些象征国家政治权力和文明标志的古代遗存作为主要的内容；在研究方法上，则首先利用美术史、古文字铭刻释读等作为工具，逐渐发展成为现代考古学的重要分支。甚至从某种意义而言，深入分析早期欧洲考古学诞生的历史背景，可以分为两个重要的来源：其一是以美术考古、城市考古、宗教考古、古文字铭刻学等为主要研究领域，同时结合古希腊、古罗马丰富的历史文献所形成的“古典时期考古学”；其二则是完全没有文字记载的、只能完全依靠史前考古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如地层学、类型学、“三期论”等）形成的“史前考古学”，两者之间在历史根系、传承脉络、方法理论上既有考古学以实物材料作为研究对象的共性，但同时也有明显的差异性。

史前考古的任务和目标主要是进行文明探源，探索人类早期文明发生、发展，最终进入到文明社会的历史进程及其共同规律。而古典时代考古学的任务和目标，则是对进入到文明发展高级阶段的各地域文明的社会形态、物质文化、精神信仰、审美艺术等面向进行深入研究。前者完全没有文献记载，而后者则可以利用出土文字材料和传世文献进行互证与补充；前者具有人类早期社会进化、发展的某些共同特性，而后者则更多地体现出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民族在物质、精神、社会制度等方面不同的特性。因此，两者之间相互衔接，互有侧重，同等重要。

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当西方古典时代考古学已经走过了近三百年的发展历程、已经被写进了由各种文字编辑而成的《大百科全书》条目为世人所瞩目的时候，伟大的中华民族是否也有过“古典中国”的辉煌时代？如果结论是肯定的，那么，中国的“古典时代考古学”又应当如何建立？

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既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中华文明起源于距今8000多年前，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时代已经形成一个“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见诸文字的先秦时期的“中国”，最早见于西周青铜器“何尊”上的铭文——“宅兹中国”。这个“中国”的概念，有学者认为大约是指当时聚居在今天河南一带的华夏、诸夏。夏、商、周三代，是中国文明诞生的重要标志性阶段，其文明的根系直接承袭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这个时期的中国，主要是指青铜时代以黄河、长江文明为主体所建立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贵族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华夏早期国家。 从考古发现结合古史文献进行考察梳理，大约与西方古典时代——前文所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同时，相当于中国历史的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一个“古典中国”已经形成，至唐宋时代发展到鼎盛时期。那么，什么是“古典中国”？它的特点与西方古典时代又有何异同？

（一）古典中国的上层建筑和社会基础

在我看来，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构成了古典中国的上层建筑和社会基础的基本特点。

1. 汉字与文献传承体系

古典中国最大的特点，是四千年的文字和文献传统绵延不绝。如同刘庆柱先生所言：“汉字的五千年不断裂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重要保证。”从刻在甲骨上的甲骨文，到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刻写在石上以及书写在帛、绢、木、竹、纸等各种材质上的古代汉字，一脉相承，考古发掘出土的古文字材料和传世文献之间形成整体性的结构，两者互为补充，维系着这个体系源远流长。

2. 儒家思想观念与礼乐制度

古典中国以先秦诸子百家发展而来，最终由儒、法、道融汇形成以儒家思想观念为正统的中华礼乐制度，成为维系国家社会政治秩序、礼乐道德规范、身份等级以及文化认同的共同思想基础。尤其是汉武帝时期由大儒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并得到采纳之后，儒家思想观念成为古典中国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主要政治思想，并由此发展出一套礼乐制度。

3.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宇宙观、哲学观

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认为“人君治民实受天命而为之”，“天”不仅是自然现象，也是赋予人间统治者权力的最高神灵所在之处。所谓“君权天授”，受天命而为人君，号称“天子”，不仅体现了法统的合理性，也符合自然规律。“其德足以安民乐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 因此，“敬天法地”和祭祀祖先从先秦以来发展成为处理天、地、人、神关系最重要的方式，在国家礼制建设中成为主要的指导思想。

4. 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宗教观

和世界上其他古文明不同之处在于，对于宗教中华民族从来是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汉代兴起的道教和大体同时传入中国的佛教之间，从一开始就采取了相互借鉴、模仿的态度，而春秋战国以来的融汇诸子百年最终“定于一”的儒家思想观念，也奠定了古典中国文化的“基色”，并不断影响和改造着中国本土产生或从域外传入的各种宗教；外来宗教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其“中国化”。王权至上，统辖各教；各宗教之间和平共处，和谐共存，成为古典中国独特的宗教观和达成的实践效果。

5. 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大一统”观念和郡县制度

如果说以上四点都与古典中国的上层建筑相关，这第五点则体现出古典中国稳定的国家制度和基层治理的基本特征。秦汉以来形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基于儒家传统的“大一统”观念，以中央集权体制为有力保障、以春秋以来在局部地区开始推行的郡县制作为基层治理的国内区划模式，便成为古典中国国家形态超稳定的主体格架，延续影响至今。

上述五点，虽然不一定全面，但却可以抓住古典中国最重要的几个方面。由于本文篇幅和主题所限，均不能对此展开进一步的讨论。不过，这可为我们进一步思考与“古典中国”相对应的“中国古典时代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开拓思路。

（二）中国古典时代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建构

既然古典中国和西方文明的古典时代一样，曾自立于世界古代的东方，是世界古典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毫无疑问，和西方古典时代考古学一样，在考古学学科史上，我们同样应当去思考中国古典时代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我认为，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中国古典时代考古学都可以自成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考古学重要的组成部分。

首先，中国古典时代考古学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深厚的学术底蕴。与西方古典时代考古学一样，早在现代科学考古学（指以田野考古为主要方法，地层学、类型学为主要基础理论的考古学）兴起之前，西方出现了古物学，而中国则至少从汉代开始，在古典学术中酝酿兴起金石学，至宋代正式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与史前考古学相比较，一个最为重大的变化，是金石学所研究的对象，均是有文字以后阶段的考古文物材料，这和西方古铭刻学在古典时代考古学中的地位有些相似。金石学研究的对象，并非仅限于字面上的青铜器（金）和石刻文字材料（石），实际上还包括了大量古代墓葬（尤其是帝陵）、城市遗址、壁画和雕刻艺术品、水利设施等各类遗存在内，甚至有些遗址时人还作过一些实地勘察基础上的复原研究，这和西方古典时代考古学的情形也极为类似。由于古典中国发展历史悠久、具有连续不断裂的特性，连续使用的古文字和古文献材料自成体系，所以大量各种不同类型、带有文字的实物遗存也极为丰富，促进了中国传统学术中金石学的发展。许多著名金石学家如宋代欧阳修、吕大临，近代王国维、罗振玉等，同时也是具有广博、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素质的国学大师。在学科体系上，张勋燎先生甚至认为笼统地称金石学是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毋宁说它是中国近代历史时期考古——也就是“中国古典考古学”的前身更为妥切，其有别于完全不依靠文字的近代史前考古学的学科来源。这个看法今天看来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其次，中国古典时代考古学具有独特的研究范式。作为现代科学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典时代考古学无疑是以田野考古为其基础的，从而有别于过去的金石学。但是，同时又必须看到，正是因为上述古典中国各个方面的特点，尤其是大量文字材料几千年不断绝地连续使用，这为中国古典时代考古学在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和具体手段上都提供了与史前考古不同的范式。充分利用出土文字材料，将考古实物与文献相互结合展开科学研究，这是中国古典时代考古学最大的特色。

以考古学的年代学为例，张勋燎先生曾经对各类考古出土的文字材料在考古断代中的重要性作出过这样的评价：“它出现在遗物遗迹之上，同时又是整个遗物遗迹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作为其载体和其他没有文字的共存遗物遗迹材料直接的文字说明，是认识遗物遗迹年代、名称、性质、用途、意义等历史情况的可靠依据，是准确联系考古材料和古书记载的纽带。”因此，“历史时期考古断代准确度的要求远比史前考古为高，史前考古所使用的诸如碳十四之类年代测定方法，动辄与实际相差数十百年，这在历史时期就可能是几个不同朝代的出入。而金石学依据出土实物文字与文献记载的年号、干支、官名、地名、讳字⋯⋯材料相对照所判定的年代则要准确得多，绝非其他自然科学手段所能取代”。

再次，中国古典时代考古学具有认识和阐释“古典中国”独具特色的优势与路径。众所周知，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虽然承担着共同的研究中国古代历史、阐释中华古代文明的任务，但在研究路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却既具有共性，更具有不同的特性。针对古典中国的内涵与物化特征，中国古典时代考古学可以形成自身的话语体系、学科体系、阐释体系。

其一，对于大量出土古文字和古文献材料，例如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简牍、帛书、碑刻、墓志铭，以及纸张出现之后产生的各种文书写卷，古铭刻学（石刻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等相关学科固然可以担当起研究的重任，但将出土文字材料和考古出土背景紧密结合起来，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却是中国古典时代考古学可以开辟的新路径。以墓葬出土文字材料为例，可以结合到同一墓葬的墓前建筑遗迹、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等进行综合考察，往往可以从中发现许多涉及当时历史背景的新线索。如张勋燎先生通过对东汉墓葬中出土的各类“解注”文字对于天师道起源问题提出了新见解；通过唐代墓葬中发现的大量道教石刻文字材料，对唐代北方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道教“灵宝派”、以洛阳为中心的道教“上清派”的地域性特点提出新说等，就是其中的一些范例。

其二，古典中国的礼乐文明及其制度，除了丰富的传世文献的记载之外，还有大量的考古遗存（包括遗物和遗迹）可作深入研究。这当中首先是都城、陵墓、各类祭祀性建筑以及礼制性建筑遗址等，都是重要的研究对象。都城是国家的缩影，也是文明的中心；而帝王陵墓则多有仿照都城的意念，也有人称其为“都城的缩影”。礼制性建筑则是基于先秦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中对祖先和“天”“地”的崇拜形成的一套祭祀系统，往往有宗庙、社稷、辟雍、明堂、天坛、地坛、灵台等不同功能的建筑遗存，因时代的变化而各有变化，这也是最能体现古典中国“物化载体”的代表性遗存。这类考古遗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先秦时期“天人合一”的哲学观、自然观，以及政治制度、宗教观念、祭祀与典章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在选址、布局时均要体现出四方居中为贵、沿中轴线对称等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传统政治理念和王邑制度。早在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金石学研究对象当中，除了铜器、石刻之外，有关古城、古墓、壁画、水利工程等方面的遗存也有不少研究，特别是对都城遗址的研究尤其突出。如北宋元丰三年（1080）吕大防主持的唐长安城遗址考古，就采取了实地考察和古籍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由刘景阳“按规”（遗迹勘察）、吕大临“检定”（综合研究执笔），并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分别绘出平面复原图，可视为古代“城市考古”的先驱，也是中国古典时代考古学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张勋燎先生对此评价称：“当时加上叙说文字和复原图刻石，现在还有一部分原石和石刻拓片保存下来。经过50年代以来多次大规模的科学勘察和发掘证明，宋代人考古研究的有关结论，比其他一般古籍文献的记载都更为准确。这是考古学史上一项相当了不起的成就，远远超出了金石学的范围，也是相当典型的事例，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其三，中国古典时代考古学可以建立自己的宗教考古体系。对于外来宗教中的佛教考古遗存，在现代考古学中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以石窟寺考古为中心，我们还可以建立起更为科学的“中国佛教考古学”，可以考虑在宿白先生所提出的石窟寺、寺院遗迹、佛教遗物这三大主要内容之下，再分设如铜佛像、佛教法器（佛具）、佛塔、佛画、葬具（舍利容器、金棺银椁等）、佛教“圣迹”（如佛足印）、出土佛籍等不同研究分支；在理论与方法上，要充分利用我国古籍文献遗产极其丰富的特点，将考古遗存、文献研究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紧密结合，围绕佛教史和中国史的重大、基础、前沿性问题开展综合研究。在道教考古方面，由张勋燎先生开创的“中国道教考古学”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希望能够后继有人，不断接续发展下去。此外，以“丝绸之路研究”为宏大而深远的历史背景，还可以开展对于所谓“三夷教”等外来宗教的综合研究，尤其是深入研究这些外来宗教是如何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最终完成了它们的“中国化”进程并融入到中华文明体系当中的。同时，还可以由此带动开展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互鉴研究，通过中国古典时代考古学与西方古典时代考古学的相互比较，考察东西方古典文明之间的共性与特性，从“中西文化根系比较”上去认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包容性突出特性及其对于世界文明做出的突出贡献。

其四，中国古典时代考古学为秦汉以来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大一统”格局的历史演进过程可以提供大量科学的考古资料，并提升其研究水平。“大一统”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统一性特性的体现，也是基于儒家传统观念形成的古代国家观念形态，对于多民族国家的分合盛衰以及疆域幅员都有直接的影响。这也是东西方古典文明在“根系”上所存在的重大差异性之一。“大一统”格局的形成，我认为有三个重要的认识维度：一是秦汉以来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二是国家基层治理机制的建设；三是“华夷交融”局面的持续发展。在这三个维度上，中国古典时代考古学都可以提供大量考古实物材料开展科学研究。

例如，“六王毕，四海一”，当秦朝的建立结束了夏商周三代贵族政治之后，以皇帝为中心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确立，百官制度也开始建立。近年来在陕西西安相家巷遗址中出土的总数高达2万余枚秦封泥，清晰地揭露出大量为司马迁《史记》所不载的统一秦王朝的职官、郡县名称，可以由此重构一套日趋完善的秦王朝国家治理的官僚体系和郡县体系。湖北云梦地区发现的秦、西汉时期的简牍文字中，清楚地记载着秦统一之后在“新地”（原楚地）推郡县制的情况。被评为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云南晋宁石寨山河泊所遗址中，以大量出土的简牍、封泥、瓦当文字表明两汉时期中原王朝一方面在滇王国内建立益州郡、实行郡县制管理，另一方面则实施册封“滇王”，赐以“滇王之印”，对边疆民族地区采取灵活而有效的国家治理措施，这些材料都是不见于正史记载的考古实物，但其真实性和科学性毋庸置疑，价值极大。

古典中国的形成，还离不开边疆考古和民族考古所提供的大量科学证据。秦汉时代首次以单一式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及郡县体制之下的国家基层治理方式，将黄河、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古代中国整合为一体。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以帝制中央集权为制度框架，普遍施行以汉字为载体的儒学传统文脉，形成以汉族为主体、融入南越、西南夷、西戎等少数族群的中华政治、文化共同体。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十六国”入主中原，开启了各民族之间大分化、大迁移、大融合的新一轮浪潮，至隋唐再度实现“华夷一统”，则已是将南北朝以来形成的“胡汉基因”融为一体，造就了盛唐文明，使古典中国达到其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史称“汉唐盛世”，即源自于此。其后的宋元明清各代，在汉唐盛世所奠定的文化基础之上，将中华文明的核心要素更是影响扩展到塞外漠北，由“华夷相交”“华夷融合”演进成为“中华一统”“华夷一统”的多元一体复合共同体，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书写下辉煌的篇章，其中的诸多细节和个案，都是由考古学提供的。

考古学证明了中华文明有着“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从夏商周三代文明发展到秦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一样，中华民族也铸就了自身的古典时代文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典中国”。古典中国既继承、发展了远古中华文化的若干核心要素，同时又不断开拓创新，不仅吸纳融汇来自中原以外周边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也兼收并蓄世界其他古代文明成就之精华，将其熔于一炉并提炼升华，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恢宏格局与独特气质。针对这个特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古典时代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当前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历程上一个迫切的任务，也是时代赋予中国考古学者的历史使命。

从人类发展史的一般规律而言，越是在其初始阶段，其文化的内涵就越简单，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就越小，共同性越多。所以在文明发展的源头期，史前考古可以提出某些共同的“物化标志”，如著名的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三期论”，以及文字、青铜器和城市“三要素”等。但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尤其是进入到成熟发展阶段，不同文明之间文化的差异性就越大，简单地用文明起源阶段的理论与方法从考古学上去研究古典社会的历史，明显地就会显得力不从心。尤其是文字的产生，带来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在思想观念、精神文化、典章制度等各个方面不同的特点，而文明的进步，也会带来各个文明对于世界文明的不同贡献，例如中国的“四大发明”。因此，必须重视从文明探源到古典时代长时段的纵向比较，以及东西方文明在古典时代各自共性和差异性的比较互鉴，我们才可能更清楚地认识到自身文明真正的源头何在，真正的特性何在，从而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

早年夏鼐、王仲殊先生对于考古学的分支及其任务都有过精辟的论述：

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都以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这是它们之间的共同性。但由于历史考古学必须参证文献记载，而史前考古则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可以依据，所以两者的研究任务也有所不同。史前考古学承担了究明史前时代人类历史的全部责任，而历史考古学则可以与历史学分工合作，相辅相成，共同究明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历史。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决定了我们独特的发展道路和历史命运。今天，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时代，去认知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全面深入地认知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并深刻把握其丰富内涵和突出特性之时，中国史前考古和中国古典时代考古（历史考古学）应当共同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在中国史前考古对于中华文明探源已经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关键性时刻，认识古典中国、构建中国古典时代考古的自主知识体系，就尤为重要，也是当务之急，应当引起中国考古学者的高度重视。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来源：大明湖畔看今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