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答：读书主要看机缘，当时的情况尤其是这样。因为书很少，少到现在大家难以想象的程度。文史哲领域可能好一点，社会科学，尤其政治、法律等领域，可供阅读的书实在太少，即使有，借阅也不容易。当然，马列的书不缺。我最早接触的西方著作家的原著，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书。

问：这跟书有关吗？当时都读些什么书？

答：读书主要看机缘，当时的情况尤其是这样。因为书很少，少到现在大家难以想象的程度。文史哲领域可能好一点，社会科学，尤其政治、法律等领域，可供阅读的书实在太少，即使有，借阅也不容易。当然，马列的书不缺。我最早接触的西方著作家的原著，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书。

问：当时马列也是公共课吧？

答：记得一年级就有马列原著选读，必修课。

问：都读什么？《资本论》？

答：没有，主要是哲学和法政类的，像《法兰西内战》《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之类。念大学前读过《共产党宣言》，更多出于猎奇心理。这时情形不同，读得很认真，课前预习，逐段摘要。我的理论阅读训练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而且，现在回想起来，大学时代读的单一作者的书，马克思的最多。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论犹太人问题》《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等。

问：这些都是一年级读的？

答：对早期马克思感兴趣是在二、三年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思想上的一些变化轨迹。

问：其他还读了些什么？

答：课外书吗？赫胥黎、卢梭、密尔、孟德斯鸠、狄冀、罗素、列维-布留尔，反正就是当时找得到的那些著作家。不过读的最多的可能还是欧美古典小说。以前想读却读不到，进大学后开始“补课”，或借或买，每年寒暑假都带一堆回家读，当然也是因为那时可以找到的文学类书数量相对多些。除了这些，也读些传记类、心理学、科普类书。还有一些大部头著作像《第三帝国的兴亡》《光荣与梦想》，也是大学本科阶段读的，那些书也是自己买的，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

问：中国学者的书有吗？

答：很少。有一次在书店乱翻书，看到一本中国人写的康德哲学，觉得挺有意思，买回来一口气读完，觉得我读过的中文著作里，这本书的作者才当得起学者二字。讲到这儿你大概能猜出来我说的是谁了，对，就是李泽厚，那本书就是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当然，这也说明我那时不但读书太少，知识世界也狭小得可怜。

问：专业方面呢？

答：专业方面的书更少，不管是部门法还是法律理论，情况都差不多。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在新华书店的图书征订广告上看到有上海社科院法学所编译的《国外法学知识译丛》，马上订购了一套。这套书选译英、美、德、法、日、苏等国百科全书里的法律词条，分门别类，除了部门法，还有法律理论、历史、司法制度等方面的内容，一共有十一册。里面的词条大都比较简短，论述不深，但有权威性，也相对系统，这在当时很难得，所以我如获至宝。另外，毕业前夕，台湾地区的法学教科书翻印本开始进入校园，后来我知道，这一块的出版是个大生意，很热了几年。这件事对中国法学教育和研究影响不小，特别是在像民法这样的部门法方面。法制史方面影响没那么大，但我手里那几本中国法制史教科书，戴炎辉的、陈顾远的，还有林咏荣、张金鉴的，都是那时候买的。

问：大学时代的阅读对您思想的形成有什么影响？

答：这种阅读在很多方面都非常重要，但它是基础性的，并不能直接决定一个人未来的学术路向，甚至不足以形成个人的问题意识。说到这一点，应该提到当时的报纸杂志，它们也是我重要的阅读来源。

问：报纸杂志？都是什么样的报纸杂志？

答：品类很杂，我自己订阅的杂志前后就不下十种，专业方面有《法学研究》《法学译丛》，非专业方面有《外国文学研究》《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世界知识》《学术月刊》《外国文学作品研究》《百科知识》《世界文学》等。报纸没有订过，但常看。比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参考消息》等。那时各班都有订报，每天报纸来了大家传看。

问：有意思。为什么报纸会吸引你们？

答：八十年代的媒体生态跟今天的完全不同，更重要的是，那些报纸，也包括一些杂志，是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载体，经常刊登一些在当时具有突破意义的新思想、新观点。这些思想观点在同学中传播，被大家关注和讨论，成为我们问题意识的一部分。

问：都是什么样的问题？

答：主要是当时思想界、理论界关心的问题，比较大的有比如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中苏思想分歧和争论的问题、南斯拉夫问题；有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的问题；还有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问题；等等。我翻看当年的日记，发现里面记录了不少这方面的内容和感想。

问：可以说这方面的阅读对您影响更大吗？

答：不一样，后面这类阅读更具现实感，这种阅读可能把人带到某种集体性关切当中，经由公共讨论，形成问题意识。这个过程很重要，因为无论知识还是理论，如果最后没有成为问题意识的一部分，就很难被有效地调动起来。

问：您后来的研究议题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吗？

答：有些问题有关联。不过我觉得，跟具体问题相比，那阶段形成的历史意识和现实关切可能更重要。它们为我后来的阅读、思考和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和方向。

问：说说您研究生时期的学习吧。从重庆的西南政法学院转到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改变是不是很大？

答：那当然。北京的学术和文化资源的丰富是重庆不能比的，这方面的差别立刻就能感觉到。另一方面，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也跟本科时不一样，这阶段时间更多，自主性更强，学习向研究发展，专业性也更强。

问：专业就是前面提到的外国法制史是吧？

答：正式的说法是：法制史专业，外国法制史方向，也就是除中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制史。

问：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那也太泛了吧？

答：是这样，所以大家各取所需。不过，出于容易想见的原因，西方法律史是重点。我的研究也不出这个范围，我当时感兴趣的问题是罗马法对英国普通法的影响。

问：听上去像是西方的古典学问，也要学习拉丁文什么的吗？

答：现在研究罗马法，自然要先掌握拉丁文，研究者一般都有欧洲留学的经历。但以那时的条件，这些都无从谈起，能利用的西语文献也很有限，甚至中文参考资料也少得可怜。我做硕士论文，主要利用从国内各地图书馆搜集来的英语文献。不过当时也对拉丁文有兴趣，买了拉英字典和拉汉字典，打算有机会自学，可惜还没有开始自学，我自己就从这个专业淡出了。

问：为什么？是因为兴趣不足？

答：那也不尽然。其实我对西方法律史一直都有兴趣，但我也意识到，如果不掌握西方古典语文，不能接触和利用一手史料，谈西方的学问不可能深入。而我当时显然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不过另一方面，我的兴趣也确实不在某个专业，而更多是在专业之间和之外，就像前面说的，是关于法律的，而不是法律本身的。我选外国法制史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它比法律的其他专业更能满足我的这种兴趣。

问：听上去，专业在您那里更像是一个桥梁，但它通向哪里呢？

答：在那个阶段，这个问题还不十分清楚，只能说，法律同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来理解的法律、法律的样态与精神，还有法律的演变，这些东西对我更有吸引力。

问：这阶段主要读什么书？

答：专业之外，主要还是读文史类书，印象比较深的有侯外庐主撰的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李泽厚的两本中国思想史论、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杨伯峻注译的《论语》和《孟子》、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张光直的《中国青铜时代》、钱锺书的《管锥编》、叶嘉莹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梅因的《古代法》、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还有《唐律疏议》，等等。

问：听上去多是中国学者的著作。有老师开书单，还是参加了什么读书会？

答：都不是，跟文史哲这些传统学科比起来，法学教育没什么积累和传承，当时也很少读书会之类的组织，况且我又是那种没有把专业看得很重的人，读书基本是跟着兴趣走。问题是那时的自学条件并不好，书也太少，读什么书，偶然性很大。上面提到的那些书，有听人提到找来读的，但大部分还是自己在书店浏览时觉得有意思买回来读的。

问：当时还没有私营书店吧？

答：应该没有，即使有也不成规模。不过当时书店的类型相当多样，除了新华书店，还有一些半公开的书店，有些可能是从之前的内部书店转过来的，那里书的类别和来源比较特别。重庆就有一家，记得是在市中心解放碑地区的一个阁楼上，我在那儿买到几本翻译过来的“资产阶级人性论”主题的“灰皮书”，还有李石岑1940年代出版的《道德哲学》。北京也有这类书店，灯市东口临街有一家外文旧书店，里面可以买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英文原版法学书。海淀有一家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的门市，卖翻印的中文和西文辞书、教科书，我手边的英文法律辞书，像是Oxford Companion to Law、Black’s Law Dictionary，还有刚才提到的《拉丁语—英语词典》（原书名记得不确切了），都是在那儿买的。记得他们的总部是在朝内小街，我也去那里买过书。他们的出版物也包括前面提到的台湾地区的法学教科书。此外，当时各大出版社都开始办自己的门市，一般都叫“读者服务部”，那也是像我这样的人经常光顾的地方。瞿同祖、张光直、李约瑟的著作都是在这些地方发现的。商务印书馆也有“读者服务部”，那里最吸引人的就是那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套书的出版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我还在重庆，进城不便，主要靠邮购，到北京就方便了。除了这些，琉璃厂有书店街，大学里也有书店，有不定期的地摊，还有像庙会一样的季节性书市，这些地方都可能有你需要的书，所以都是吸引我的去处。嗨，那时候到处去觅书、求书、买书的故事就多了，可以写一本书。

选自梁治平《壬寅答客问: 为学四十年》，商务印书馆2025年版。感谢出版方授权刊登。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