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冬日午后，我常常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望着远处起伏的戈壁，回忆着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

相见

风尘三十载，谁是谁的贵人？

窗外，淡黄的戈壁上，一排排胡杨在夕阳下挺立。

冬日午后，我常常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望着远处起伏的戈壁，回忆着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

那是1978年的冬天，寒风呼啸着穿过戈壁滩，我站在征兵处的门口，身上穿着母亲缝补了无数次的棉袄，脚上是一双已经开裂的解放鞋。

邻村的张大爷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志明啊，当兵好啊，国家管吃管住，还能学一门技术。＂

我点点头，眼中满是对未知生活的期待与忐忑。

那一年，我十八岁，从大泉村走出来，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记得出发那天，母亲披着星光，踩着薄霜，送我到村口。

她那粗糙的手抚摸着我的脸，眼里含着泪水却又倔强地不让它流下来。

＂志明，当个好兵，好好为国家做贡献。＂母亲的声音在寒风中轻轻飘散。

那双因常年劳作而布满老茧的手，颤抖着将一个小布包塞进我的衣袋。

＂里面是我给你缝的护身符，还有你最爱吃的麻辣豆干，路上饿了就吃点。＂

李志明，这就是我的名字。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我们家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父亲是村里的拖拉机手，一年到头修理机器，手上的机油永远洗不干净。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披星戴月地回家，裤腿上总是沾满黄土。

母亲在生产队干活，晚上还在煤油灯下做些针线活补贴家用。

那盏昏黄的灯光照着她日渐苍老的脸庞，却照不亮我们家贫困的现实。

我有一个妹妹，小我四岁，那时候正在上初中，成绩很好，是村里的骄傲。

常常有邻居夸她：＂李家闺女真争气，将来准能考上大学。＂

每当这时，母亲脸上就会露出难得的笑容，眼角的皱纹像绽开的花。

坐了整整两天的绿皮火车，我终于到达了驻扎在陕西的部队。

火车站人头攒动，军需处的老班长拿着名单大声喊着新兵的名字。

我提着那个装满家乡味道的布袋，跟着老班长坐上了通往部队的卡车。

卡车在戈壁滩上颠簸，扬起的尘土落在我的眉间，让我想起家乡那片熟悉的土地。

进入部队的第一天，我就遇见了何建国。

他是上海来的城里兵，说话带着软糯的江南口音，走路时鞋尖总是翘起，仿佛地面配不上他的鞋底。

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正站在宿舍中央，用挑剔的目光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他身上，勾勒出一道傲慢的轮廓。

＂哎，你们看，这乡下来的新兵，连被子都叠不好。＂他指着我的床铺，引来一阵哄笑。

我低着头，默默地重新叠被子。

在大泉村，被子只要能盖好就行，何曾讲究过棱角分明、方方正正。

这只是开始，何建国对我的嘲笑还有很多。

军装发下来的那天，我穿上它，照着镜子，觉得自己终于像个真正的军人了。

可何建国走过来，皱着眉头说：＂看看你这样子，军装穿在你身上，像挂在稻草人身上一样。＂

周围又是一阵哄笑，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但还是默默地整理着衣领。

训练场上，何建国总是表现得格外出色。

他身体素质好，反应敏捷，常常得到教官的表扬。

三千米长跑，他总是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然后站在那里，看着我们这些还在喘气的人，嘴角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讥笑。

而我，从小在戈壁滩上长大，虽然耐力不错，但在精细动作上总是慢半拍。

每当我跑得气喘吁吁回到队伍，何建国总会投来一个轻蔑的眼神。

＂乡巴佬就是乡巴佬，连站军姿都不标准。＂这样的话，我听了无数次。

最难熬的是夜晚。

上海来的城里兵们聚在一起谈论着电影、书籍，甚至是咖啡的味道。

他们说起《小花》、《烈火中永生》这些电影时，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而我和其他几个农村来的战友只能默默听着，偶尔插上一句话，却总被他们的笑声淹没。

＂你们村里有电影院吗？哦，对不起，我忘了，你们连电都没有吧？＂何建国总是这样说话，语气里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我不吭声，只是想着家乡的夜晚，想着全村人围坐在大队部的院子里，看放映队带来的露天电影。

那些黑白的画面，投射在白墙上，带给我们简单却真实的快乐。

有一次，我收到了母亲的来信。

那是一封写在粗糙黄纸上的信，字迹歪歪扭扭，却满是关切。

母亲在信中说，家里一切都好，爸爸的腰伤好多了，妹妹在学校被评为了三好学生。

她还说，村里的老杨叔家的母鸡下了双黄蛋，大家都说这是吉兆，预示着我在部队会有出息。

读着读着，我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仿佛能闻到信纸上家乡的土地气息。

晚上熄灯前，我小心翼翼地展开信纸，用手电筒照着读。

何建国凑过来，一把抢过我的信。

＂哎哟，这写的是什么啊？＇志明，家里一切都好，你要照顾好自己。＇＂他模仿着母亲的口吻，声音夸张。

＂老天，这字比我小学一年级写的还难看！＂

宿舍里爆发出一阵笑声。

我猛地站起来，一把夺回信纸，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发抖。

＂这是我母亲的信，请你尊重一点。＂我的声音很低，但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何建国愣了一下，随即冷笑道：＂别那么玻璃心，开个玩笑都受不了。＂

他转身走开，留下我一人站在那里，眼睛发热。

那一刻，我多么想回到大泉村，回到那片虽然贫瘠却让我感到安心的戈壁滩。

在那里，没人会嘲笑我粗糙的手掌，没人会讽刺我的口音。

但我记得临行前父亲的话：＂志明，男子汉要学会吃苦，要坚强。＂

于是，我默默地把母亲的信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像护着一块宝贝。

第二天早操时，我比平时更加用力地喊着口号，仿佛这样就能驱散心中的委屈。

教官注意到了我的变化，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小李，有干劲啊。＂

我点点头，感到一丝温暖在心中蔓延。

冬去春来，部队生活渐渐步入正轨。

我开始适应早起晚睡的生活，适应严格的训练，甚至适应了何建国时不时的嘲讽。

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训练中，学习射击、投弹、急救等技能。

每天晚上，当其他人都睡了，我还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看《士兵手册》，背诵各种条例规定。

慢慢地，我的表现开始得到教官的认可。

＂李志明，你的进步很大。＂教官在一次训练结束后对我说。

我感到一股自豪感涌上心头，这是我进入部队以来，第一次被点名表扬。

何建国听到这话，脸上闪过一丝不悦，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

＂教官，下次我会做得更好。＂他大声说道，声音里带着一种不服输的倔强。

六月的一天，部队组织野外拉练。

那是一次长达三天的训练，我们背着全副武装，穿过荒原、爬过山坡。

戈壁滩上的太阳毒辣无比，汗水浸透了我们的军装，背包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但没人抱怨，因为这就是军人的日常。

第二天中午，天空突然阴沉下来，远处雷声轰鸣。

乌云像一块巨大的黑布，从远处的山头压过来，遮住了原本湛蓝的天空。

我们加快脚步，希望在暴雨来临前找到庇护所。

就在这时，何建国突然停下脚步，脸色苍白。

＂我的脚...＂他低声说道，声音里带着痛苦。

我走过去，看见他的靴子已经被血浸透。

原来，新发的军靴磨破了他的脚后跟，但因为要强，他一直没有说出来。

现在，伤口已经化脓，他甚至无法继续行走。

教官命令部队继续前进，留下两人照顾何建国。

出乎我的意料，教官点了我的名字。

＂李志明，你留下，找个避雨的地方，等我们回来接你们。＂

我愣了一下，看了眼何建国，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雨很快就下起来了，我背着何建国，在一片乱石嶙峋的山坡上找到一个小石洞。

洞不大，但足够避雨。

我小心地把他放下来，脱掉他的靴子。

脚后跟的伤口已经化脓，情况不容乐观。

＂怎么不早说？＂我有些生气地问。

何建国苦笑了一下，＂我不想拖累大家。＂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放下那副傲慢的面具，露出真实的一面。

我从背包里掏出急救包，仔细地为他清洗伤口、消毒、包扎。

这些都是我在村里时学会的，那时候谁家有个磕碰，都是互相帮忙。

＂你的手法很专业。＂何建国看着我熟练的动作，有些惊讶。

＂在农村，受伤是常事，谁还能天天跑医院？＂我平静地回答。

雨下得更大了，山洞外形成了一道水帘。

温度骤降，何建国开始发抖。

我脱下自己的外套盖在他身上，然后从背包里拿出母亲给我准备的干粮——几个玉米饼子。

＂吃点吧，补充体力。＂我递给他一个。

何建国接过饼子，咬了一口，然后停下来，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这是什么？好香。＂

＂玉米饼子，我母亲做的。她总是在面里加一点野菜，说是能去火气。＂

我想起母亲揉面时的样子，那双粗糙的手总是能把最普通的面粉做成最香的饼子。

何建国慢慢地吃完了饼子，眼睛望着洞外的雨幕。

＂我从小在上海长大，没吃过这样的食物。＂他的声音很轻，似乎在自言自语。

＂我爸爸是工厂的工程师，妈妈是中学老师。我们家条件不错，但家里总是很冷清。＂

我没想到他会突然跟我说这些。

在我的印象中，何建国总是那个趾高气扬的城里兵，总是嘲笑我们这些乡下人的粗鄙。

＂你知道吗，＂他继续说道，＂我其实很羡慕你们。＂

＂羡慕我们什么？＂我有些困惑。

＂羡慕你们有那么亲密的家人，有那么多的故事。＂他苦笑一下，＂我父母工作太忙，很少有时间陪我。我的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和保姆一起度过的。＂

窗外的雨声渐渐变小，但洞内的氛围却越来越温暖。

何建国的话越来越多，像是打开了尘封已久的闸门。

他讲述了自己在上海的生活，讲述了自己如何因为叛逆而选择参军，讲述了自己内心的孤独。

＂我爸爸希望我考大学，继承他的衣钵，当个工程师。＂何建国说，＂但我不想按照他们规划的路走，我想要自己做决定。＂

我突然意识到，在那副傲慢的外表下，何建国也只是一个和我一样的年轻人，有着自己的脆弱和迷茫。

＂你呢？告诉我一些你的故事吧，关于那个戈壁滩。＂他问道，眼中带着真诚的好奇。

于是，我讲述了大泉村的日出日落，讲述了戈壁滩上的风沙，讲述了母亲如何在艰难的环境中维持一个温暖的家。

我讲到村里的老槐树，讲到夏夜里的星空，讲到冬天里全家围坐在炕头吃饺子的场景。

＂每年春节，母亲都会起早贪黑地包饺子，馅料虽然简单，但她总能包出全村最好吃的饺子。＂

说着这些，我仿佛又闻到了那熟悉的香味，看到了母亲忙碌的身影。

＂听起来真好。＂何建国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向往，＂我家的春节总是很冷清，最热闹的时候就是去饭店吃一顿年夜饭。＂

雨停了，洞外的世界被雨水洗刷得清新明亮。

我们坐在洞口，看着远处的山峦，感受着空气中的湿润。

＂志明，谢谢你。＂何建国突然说道，用的是我的名字，而不是平时的＂乡巴佬＂。

＂谢什么？＂我有些不自在地问。

＂谢谢你的照顾，还有...谢谢你让我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但心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

当救援队找到我们时，何建国的伤口已经不再流血，而我们之间，似乎也有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

回到部队后，何建国不再嘲笑我。

相反，他开始向我请教一些实用的生存技能。

我教他如何辨别方向，如何在野外找水源，如何用最简单的材料生火。

而他则教我如何写更规范的字，如何更有条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你的字太潦草了，这样写报告，政治指导员肯定看不懂。＂他拿着我的笔记本说。

于是，我们开始了互相学习的日子。

每天晚上，熄灯后，我们会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交流一天的心得。

有时候，其他战友也会加入进来，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学习小组。

慢慢地，我的字变得工整了，表达也更加清晰；而何建国也学会了如何在艰苦条件下生存，变得更加坚韧。

一次野外拉练后，教官专门表扬了我们两个：＂李志明和何建国，你们的进步很大，值得大家学习。＂

我们相视一笑，眼中都带着一种成就感。

我们服役的三年里，慢慢成为了朋友。

当然，我们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但不再是隔阂，而是互补。

1981年，我们一起退伍。

在离别的站台上，何建国握着我的手说：＂志明，谢谢你。这三年，我学到了很多。＂

他的眼中闪烁着真诚的光芒，不再有当初的傲慢。

我笑着拍拍他的肩膀，＂我也是。＂

火车缓缓启动，我站在车窗边，看着何建国的身影渐渐变小，直到消失在视线中。

回到大泉村后，我接替父亲成为了村里的拖拉机手。

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驾驶着拖拉机在田间穿梭，帮助村民耕种、收割。

夜晚回到家，母亲总会准备好热腾腾的饭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谈论着一天的见闻。

＂志明，你变了，比以前更稳重了。＂母亲常说，眼中满是欣慰。

我知道，那是部队生活给我的礼物。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村的生活也在慢慢变好。

1985年，村里通了电，家家户户都装上了电灯，告别了煤油灯的时代。

1990年，我存了几年的钱，给家里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看着《西游记》，笑得合不拢嘴。

1995年，妹妹大学毕业，考上了县医院的医生，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母亲笑得合不拢嘴，逢人就说：＂我家丫头有出息啊，当了医生。＂

与何建国的联系，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稀少。

最初几年，我们还会互相写信，但后来，各自的生活忙碌起来，书信也就慢慢断了。

他在信中说，他回到上海后，在一家机械厂找了工作，凭借在部队里学到的技能，很快就受到了重用。

我在回信中告诉他，我继承了父亲的工作，成为了村里的拖拉机手，生活虽然简单，但很充实。

最后一封信是在1988年，之后，我们就再没有联系。

时光如戈壁上的风，悄无声息地带走了三十年。

2008年，我已经从拖拉机手升为了村里的农机站站长。

那一年，村里开始实施农业现代化项目，需要引进新型农机设备。

可是，资金短缺，项目一直无法启动。

村民们期待着能有更先进的设备来提高产量，但现实总是残酷的。

一天，村支书通知我，有个上海来的企业家要来考察投资。

＂听说是专门做农机设备的，你去接待一下。＂

我穿上最整洁的衬衫，站在村口等待着那位上海来的客人。

远处，一辆黑色的轿车缓缓驶来，在村口停下。

车门打开，一个身材挺拔的中年男子走了下来。

他穿着简洁的西装，头发已经花白，但那双眼睛，依然明亮如昔。

在村委会的会议室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时隔三十年的何建国。

我们都愣住了，然后同时喊出对方的名字。

＂李志明？＂

＂何建国？＂

何建国一把抱住我，眼中闪烁着泪光。

＂志明，真的是你！我找了你好久。＂

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脸上的皱纹因为笑容而舒展开来。

原来，这些年他一直惦记着我。

退伍后，何建国回到上海，在一家机械厂工作。

凭借着在部队里学到的坚韧和务实，他一步步晋升，最终成立了自己的农机设备公司。

＂我一直记得你说过，大泉村的土地很肥沃，但缺少好的农机设备。＂何建国说，＂所以当我的公司发展起来后，我就想到了你和你的村子。＂

他告诉我，他曾多次尝试联系我，但因为地址变动，信件总是石沉大海。

＂直到去年，我在一次农业展览会上听说西北地区有个叫大泉村的地方正在推广农业现代化，我就想，会不会是你的村子？＂

于是，他专门安排了这次考察，没想到真的找到了我。

接下来的日子里，何建国的公司为大泉村提供了最先进的农机设备。

不仅如此，他还带来了农业专家，教导村民如何使用这些设备，如何科学种植。

大泉村的面貌开始改变，原本贫瘠的土地焕发出新的活力。

村民们的收入也逐年提高，生活水平明显改善。

有了先进的设备，农作物的产量提高了近一倍，村民们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

而对我个人来说，何建国更是帮了大忙。

我的妹妹在县城开了一家小诊所，但因为设备陈旧，病人越来越少。

何建国得知后，立即联系了上海的医疗设备供应商，为妹妹的诊所更新了全套设备。

＂这算什么，＂何建国笑着说，＂当年在那个山洞里，是你救了我。＂

他的话让我想起了那个雨夜，想起了我们在山洞中分享的故事，想起了那份简单却真挚的友谊。

更让我感动的是，何建国为村里的学校捐建了一座图书馆，并命名为＂戈壁母亲图书馆＂。

他说，这是为了纪念那个教会儿子坚韧和善良的戈壁母亲。

图书馆里摆满了各种书籍，从儿童读物到科学杂志，应有尽有。

村里的孩子们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多的书，眼睛里闪烁着求知的光芒。

＂这些孩子是大泉村的未来，＂何建国说，＂我希望他们能通过这些书，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我站在图书馆门口，看着孩子们专注阅读的样子，心中充满了感动。

这就是三十年前那个曾经嘲笑我是＂乡巴佬＂的何建国吗？

他变了，或者说，我们都变了。

时光磨砺了我们的棱角，也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彼此。

2010年，在何建国的帮助下，大泉村成为了全县农业现代化的典范。

县领导来视察时，特别表扬了村里的发展成果。

＂这都是何总的功劳，＂我说，＂是他带给了我们希望。＂

何建国摇摇头，＂不，是你们自己的努力。我只是提供了一些工具而已。＂

他的谦虚让我更加钦佩。

如今，我和何建国常常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望着远处的戈壁滩，聊起那些年的故事。

有时候，我们会笑着回忆当年的种种误解；有时候，我们会静静地看着夕阳，感叹时光的流逝。

＂记得那个雨夜吗？＂何建国问，＂那可能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晚。＂

我点点头，＂也是我的。＂

＂如果不是那场雨，不是你的照顾，也许我们现在还是互相看不顺眼的冤家。＂

我笑了，＂命运就是这么奇妙。＂

母亲常说：＂冤家宜解不宜结，缘分千里也相逢。＂

当年在部队里，谁能想到那个看似傲慢的城里兵，会成为改变大泉村命运的人？

谁又能想到，那个被嘲笑的乡下小子，会成为他一生的挚友？

2018年，我和何建国都已年过花甲。

他在上海的公司由儿子接管，而我也把农机站的工作交给了年轻人。

但我们的友谊却越来越深厚。

每年，何建国都会来大泉村住上一段时间，感受这里的宁静与朴实。

而我也会去上海看看，体验那里的繁华与活力。

＂志明，你觉得我们这一生，活得值得吗？＂一天晚上，何建国突然问我。

我思考了一下，回答：＂值得。虽然经历了很多坎坷，但我们都做了自己想做的事，帮助了想帮助的人。这不就是最大的价值吗？＂

何建国点点头，眼中闪烁着满足的光芒。

＂知道吗，＂他说，＂我常常想，如果当年我没有在那个雨夜与你敞开心扉，我的人生会是怎样的？可能永远都被傲慢和偏见所囚禁，永远看不到真正的世界。＂

我拍拍他的肩膀，＂别想那么多，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在这里，是真正的朋友。＂

戈壁滩上的风沙依然肆虐，但风沙中的人们，却因为彼此的理解和帮助，而不再孤单。

大泉村的变化，是无数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而我和何建国，只是其中的两个普通人。

但正是这些普通人的故事，编织成了这片土地的历史。

夕阳西下，戈壁滩披上了一层金色的纱衣。

我望着远处起伏的沙丘，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在这漫长的人生路上，究竟是我们选择了命运，还是命运选择了我们？

来源：那一刻的思绪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