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冀朝鼎（1903—1963），山西汾阳建昌村人。1916年考入清华大学。1924年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1929年，在美共《工人日报》及美共中央中国局工作。1939年回国，在国民政府任职从事共产党的秘密工作。先后任平准基金委员会秘书长、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
冀朝鼎（1903—1963），山西汾阳建昌村人。1916年考入清华大学。1924年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1929年，在美共《工人日报》及美共中央中国局工作。1939年回国，在国民政府任职从事共产党的秘密工作。先后任平准基金委员会秘书长、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1949年1月，应傅作义电邀，任华北“剿总”司令部经济处处长，继续为共产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拉美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银行副董事长等职。他去世后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承志致悼词。悼词说：冀朝鼎同志“工作中鞠躬尽瘁，遵守纪律，不怕艰苦，任劳任怨，夜以继日忘我地为党工作，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的伟大事业，成为我们在国际活动中的榜样”。
参与领导金融接管工作
1948年底，冀朝鼎接受中共党组织指示，寻找机会撤回北方。当时正好傅作义邀请他在华北政经委员会设立的经济机构担任负责人，他便欣然同意。
北平和谈期间，冀朝鼎托回上海的国民党和谈代表颜惠庆的医生带回一张名单，要求留在上海的助手设法挽留财经人才16人不要去台湾，包括沈经农（后任职财政部财政研究所）、韩天勇（后任职财经出版社）、丁鹄（后任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他明确告诉傅作义，傅所希冀的美援不会如愿，“建设华北”已无条件和可能，这对促进和平解放北平，起到了一定作用。
上海解放后，冀朝鼎与许涤新、沙千里、王寅生四人随华东局机关到上海与龚饮冰、陈穆等会合，接收中国银行。他们宣布“原名义、原机构、原封复业”，“对本行同人在近数月来保全行内人民财产、企业机构之努力，表示充分感谢”。他讲了九条政策，特别强调了“自上而下，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接管政策。他们的这些讲话，“犹如定海神针，迅速稳定了全行人心，会场里漾起一片诚服之情”。据当时的亲历者丁凝记忆，上海银行业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恢复营业和地下工作者长期的努力关系很大，他们到来时银行的职员群众涌入营业大厅热烈欢迎他们。
接收上海银行业的同时，冀朝鼎还参加和推动了马寅初、许涤新、王寅生等筹划的中国新经济学会的成立，团结经济学者从事新中国建设。一时间季陶达、陶大镛、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等“各類人才闻风投效”，“大批经济金融名人纷至沓来”。后来他们又推荐了许多有识之士踏进银行大门。
冀朝鼎
一切工作步入正轨后，冀朝鼎又奉调北京，担任政务院外资企业局局长。当时开展外国资产的清查和处置工作，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章汉夫受命组织研究基本方针、实施方案、完成时限和具体步骤。当时，大家提起帝国主义，总的来说比较激愤。冀朝鼎从大局和专业角度提出的建议给予章汉夫很大的启发。《章汉夫传》提及一份当年出自冀朝鼎之手的文件。文件中说，“新中国诞生后，帝国主义在华特权被取消，官僚买办资本被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失去了或被限制了榨取中国人民高额利润的条件。同时，我国国营经济比重逐渐提高，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中国私营工商业在我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下也有了发展，过去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因而逐渐削弱或被打垮了。但也不能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外资企业就应一律消灭或盲目排除。必须承认，目前某些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上还占有一定地位，有的甚至还是我们当前所需要的（如上海电力等），有的是我们自己力量现在还不能完全代替的（如航运等），有的我们应当收回，但还需要有相当的准备，有的已为我们所不需，但为照顾部分工人生活，又不能不暂时维持其存在的。这就是说，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武力和特权被推翻了，但对企业不是采取一下子排除或消灭的简单办法，而应从整个经济利害和外交政策上去全盘考虑”。章汉夫参考了这些建议。后来，在外国资产的处理问题上，中央确定了“区别对待，稳步前进”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基本原则，具体内容为：1.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清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产业，与其开展平等互利的贸易往来；2.按照国籍、系统、行业等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个别处理、稳步前进；3.密切结合国内外形势，根据有关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国内建设的需要和可能，以及外国产业本身的问题与意愿，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采取多种处理方式（后期多用对价转让方式）。
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月9日，我政务院向国民党在港机构员工发出护产命令。为了加强对接收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组织“政务院接收港九中国伪政府机构工作团”，由冀朝鼎任团长，张铁生任副团长。1月底，工作团抵达广州，立即与原在港策动护产的同志联络、筹划正式入港接收的方案和步骤，吸收香港工委的罗哲明、吴荻舟等同志参加工作。
3月底，冀朝鼎因筹备去联合国事宜调回北京。早在1946年2月，冀朝鼎就担任了联合国关于缴纳会费之专门委员会委员、联合国财政捐款基金委员会委员，是在联合国组织中最早任职的中国籍官员和中国代表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冀朝鼎出任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代表，并兼任出席工业暨贸易委员会会议代表。亚远经委会既是《联合国宪章》框架内成立的首个区域性经济组织，又是西方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之间创建的最早的南北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亦是中国作为主要推动者和创始成员参加的首个亚洲区域政府间组织。不但被视作亚洲成员国间通过经济社会合作实现战后经济重建的重要区域组织，也是亚洲国家政治上进一步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国家和民族自主斗争的重要国际多边舞台。现在的亚太经社会的前身就是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
虽然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过程十分艰难，国内很多人士也对新中国是否需要加入联合国持怀疑态度，但冀朝鼎并未就此放弃，并认为新中国应当借助联合国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为此冀朝鼎做了多方面的努力。据贸促会资料记载，“最初，南汉宸主席和冀朝鼎秘书长要求编译室全力搜集、翻译、整理联合国的有关资料，以备新中国一旦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能有现成的资料可以利用。冀朝鼎每次出国访问，也很注意搜集有关的外文书刊，带回来交给编译室作卡片、翻译或编辑成中文资料”。针对有人说美国会变成法西斯，冀朝鼎说，“美国人民不会允许它变成法西斯，它欲变不能”。
新中国成立初期，冀朝鼎参加联合国活动被时局阻隔，美国联邦调查局曾认为，“如果北平政府在争取联合国席位的斗争中获胜，他将被任命为红色中国驻联合国的首席代表。”
特殊环境中开拓国际外贸新局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复杂的外交局面中，冀朝鼎与南汉宸、雷任民、陈翰笙、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等一起，富有创造性地开展外贸活动，努力开拓国际外贸新局。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特殊的对外经贸活动中，冀朝鼎敏锐意识到“恐怕举办展览会是唯一的好办法”，并倾注了大量心血。1952年中苏两国开始互办展览，内容包括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建筑技术与建筑艺术等。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上海建设苏联展览馆。北京为建馆成立了三人领导小组，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任组长，另外两位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冀朝鼎与建筑工程部常务副部长宋裕和。冀朝鼎与宋裕和都参加过上海解放后的接收工作，又重新开始了全新的建设项目。展馆建成后，1953年2月12日，中央决定由对外贸易部、重工业部、北京市政府组成国外来华经济展览委员会，负责外国来华经济展览事务。冀朝鼎又担任了副主任委员。
1952年5月，中国成立了以南汉宸为会长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简称“贸促会”），为中国同一些尚未正式建交的国家开展民间贸易提供条件。1952年9月1日，政务院第148次会议决定以贸促会为基础组建国际经济事务局，作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下属机构，“一套组织，两个牌子”，南汉宸任局长，冀朝鼎任副局长，对外（主要是对资本主義国家）仍使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名义。
1952年5月14日，冀朝鼎接待了贸促会的第一批外宾—三位日本国会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宫腰喜助一行，这也是日本代表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冀朝鼎、倪蔚庭主谈，成功签订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这也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系列中日贸易协定的成功谈判和签订奠定了基础。冀朝鼎给日本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许多日本老朋友每提起贸促会，还时常怀念这位博古通今的‘冀老”。
1952年，南汉宸（左二）、冀朝鼎（左一）应邀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回国后，他们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提交报告，建议成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新剑桥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和实际领袖琼·罗宾逊与冀朝鼎在交往中达成共识，彼此信任，切实推动了中英贸易“破冰”。她提及冀朝鼎时说，“冀朝鼎的高尚性格，植根于中国固有的文化。他和我们接触，给人一种欣然谐和之感。而且他很理解我们，他对任何向中国人民表示友好的人，都会作出适当的回应”。在他们的积极促进下，英国与中国进出口总公司签署了金额高达3000万英镑的贸易协议，成为当时对西方贸易封锁最大突破。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外部的经济封锁，对外政策“一边倒”，为了开展国家间的民间贸易，冀朝鼎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出访国家最多、做成生意最多的外贸外交官员。他的足迹遍及全球，还在英国、法国、东南亚等地发表演讲，为突破“封锁禁运”尽最大努力。
1955年10月22日至12月4日，冀朝鼎率领中国经济技术团先后访问了英国、比利时、奥地利和卢森堡，历时43天，到访30余个城市，参观了各地的工厂、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等300余个单位，同他们的政府官员、工商界人士和技术专家进行交流，虚心向他们请教。这个技术团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出访西方国家阵容最强大的一个经济技术访问团。
1954年10月2日至12月26日，应中国贸促会邀请，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在北京苏联展览馆（现北京展览馆）举行
在奥地利的中国展品打火机，被人指认为仿造品，并提起诉讼，冀朝鼎通过当地友好人士化解了冲突。事后，冀朝鼎反思，我们的展品有“侵权”嫌疑，原因在于当时我们国内厂商根本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回国后，便着手在贸促会建立商标注册、商事仲裁等业务。在1958年11月21日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冀朝鼎作了《国务院关于在贸促会设立海事仲裁委员会的决定草案》的说明，该委员会1959年1月22日正式成立。第一届仲裁委员会21人，冀朝鼎任仲裁委员会主席，著名法学家周鲠生和戴修瓒任副主席，初创时期21位委员又是仲裁员。
有研究认为，“冀朝鼎开创了中国贸促会的研究、仲裁、商标和出版等职能，并极大地扩展了其展览部门，后虽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但这些部门至今仍然存在。”反映了设置这些部门和制定这些贸易规则和制度的专业价值和实际意义。
冀朝鼎还重视外贸期刊的编辑、出版和传播，贸促会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对外宣传工作。1958年，贸促会从外贸部手中接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杂志，这是外贸系统唯一的中央一级对外宣传刊物，冀朝鼎任主任委员，对杂志的工作经常给予具体指导。工作人员回忆，“冀朝鼎副主席特别关心杂志的编辑工作，认为该杂志内容还可再丰富一些，除大力介绍和宣传中国出口商品外，还要刊登一些政策性文章，讲和平与友谊，宣传外贸方针、政策等。”
冀朝鼎每次出国，都会挤出点时间去书店选购有用的业务书籍，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国际经贸资料。冀朝鼎在参观访问了汉诺威博览会后，曾明确向中央政府提出建立技术情报中心，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特别是来自西欧的技术数据，“并要求立即开始对法国、西德、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西方国家进行研究，掌握这些国家的基本信息，以便使新中国在与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之后可以立即开展相关经贸工作”。
冀朝鼎将他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所思所虑集纳成文，在20世纪50年代上书中央，提出对外贸易方面的发展建议：1.利用外国资金；2.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3.建立经济信息中心；4.大力培训干部，要求干部研究、学习外国的语言、文化、政治、经济等，包括借鉴西方工业发展历史，重视技术经验，依靠老工程师和老工人，等等。他的很多建议极具前瞻性。
冀朝鼎开展对外经贸活动，也关注海外人才的回国，他积极促成我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研究奠基人程茂兰在1957年8月回到阔别32年的祖国。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曾经在美国学习绘画，新中国成立后中断了学习回到中国，她回忆起回国的经历时说到，对她产生影响最大的就是冀朝铸，还有冀朝铸的哥哥冀朝鼎。
鲜为人知的是，冀朝鼎还参加过《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工作，这项工作政治性强，重视文本的政治内涵，要求高度精密准确。冀朝鼎为意译派，强调如何使翻译出来的英文让西方读者觉得通畅、朗朗上口、有说服力。被同事们认为“我们中间最佳的宣传高手”。
1956年10月6日，毛泽东在北京参观应中国贸促会邀请来华举办的日本商品展览会
冀朝鼎一生节俭，但他不惜花费重金，大量购置流散文物，有意识地收集并保存国家珍贵的文化遗产。冀朝鼎去世后，他的夫人按照他的遗愿，把他收集的文物分几批悉数捐出。1964年、1966年、1967年、1983年共向故宫博物院捐献文物475件。这些文物中就包括广为人知的“蚰龙耳圈足炉”器型宣德炉，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500余件宣德炉中的珍品。所捐文物中有一幅清王澍《篆书格言轴》，其中所书“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也正是冀朝鼎做人为官的真实写照。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