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牡丹江这一地名的由来和释义，当下几乎所有论著均称其系满语译音，并非汉语地名。然而，按照地名学的要求，追溯历史、考察语源，并对牡丹江流域的历史、民族、文化、地理、气候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则可以得出：牡丹江这一地名是汉语地名，“牡丹”就是指牡丹花。牡丹江这一地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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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键词：地名；牡丹江；满语；沙俄；祁寯藻；渤海国；牡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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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作为一条河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名称，林林总总20余个。唐代称奥娄河或敖罗河，后称忽汗河；宋代仍称忽汗河；金代称呼里改江或鹘里改江；元代称窝多里江，又称忽尔哈河；明代称胡里改江，还称呼拉哈河、虎尔哈河、火儿哈河等；清代先称库尔堪江、胡尔哈河、宁古塔河，晚期则称牡丹江，一直延续至今。

关于牡丹江早期名称的含义，绝大多数史料记载，是由满语hfirha音译而来，体现于“忽汗河”“忽罕河”“仆干水”等称呼中，本意是“围网”。《五体清文鉴》释hfirha为“大围网”，《清文总汇》释hfirha为“打鱼之大网”（志宽、培宽等：《清文总汇》卷四，光绪二十三年）；时至2008年，仍有学人撰文说：“汉义为‘大围网’，是反映满洲先民早期渔猎生活的地名。”牡丹江，特别是其中下游，水势平缓、流速较慢，河底平坦、深浅适度，适合用围网捕鱼，历史上牡丹江流域渔业的确繁盛。清晚期称牡丹江后，开始学人也认为其系满语“围网”一词的音转，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释义逐步演变成“弯曲的江”“弯弯曲曲的江”“湾湾曲曲的江”“响水之江”等。

一、牡丹江名称沿革及释义演变

关于牡丹江一名的来历，众说纷纭，综合归纳有：因其发源于牡丹岭而得名、因其原名“穆丹乌拉”而得名、因其上游名“穆丹乌拉”而得名等；又因“穆丹”为满语“弯曲”之意，而释其义为“弯弯曲曲的江”。目前，尚无学者系统梳理更名为牡丹江后的释名沿革，也未见有人具体回答何人、何年、因何改其名为牡丹江，只是含混地说“当在清末”。为此，特论述如下。

记载牡丹江的最早文献是《旧唐书》《新唐书》和《册府元龟》等。《新唐书·渤海传》载：万岁通天元年（696），大祚荣父乞乞仲象等率所属自营州“东走渡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此“奥娄河”即是唐代牡丹江上游的名称；“树壁自固”的城池就在牡丹江畔的东牟山，今敦化市西南城山子山城遗址。

清代史籍有很多相关记载。《钦定盛京通志》之《山川·宁古塔》载：“富尔吉哈河，城西南三百里，源出西南三百里外无名小山，西北流会勒富善河，入毕尔腾湖。”（阿桂等：《钦定盛京通志》卷二七，乾隆四十四年武英殿刻本）《满洲源流考》卷一五《山川》载：“呼里改江，出建州卫东南山下，东北汇为镜泊，又北入混同江。”《嘉庆重修一统志》（《四部丛刊》第618册）载：“瑚尔哈河，在宁古塔城东南，上流自勒富善河北流折东，汇诸水为一，又折东北，汇毕尔腾湖，又自湖之发库东流，经旧会宁城北，又九十余里，绕宁古塔城南，复折而北，流七百余里，入混同江。”《清文宗实录》卷二八四咸丰九年（1859）五月丁酉条载：“夷酋恃强过卡，并贸易夷人，不遵理谕······至彻卜勒幅夷船，行抵胡尔哈河后，富尼扬阿以理诘问。该夷欲给字据，据署副都统据理驳斥。”上述记载说明，牡丹江上游曾名奥娄河及勒富善河，清咸丰时期及以前的文献史料均没有“牡丹江”或“穆丹乌拉”之名。

最早出现“牡丹江”字样的是清祁寯藻所撰《宁古塔村屯里数》和《三姓山川》。在《宁古塔村屯里数》中，有数十次提及牡丹江，如“宁古塔城南牡丹江，江南张家屯，共二十户，背靠牡丹江”“大牡丹屯，共六十三户，屯南牡丹江”“宁古塔城西南三十里小牡丹屯，共五十户，北靠牡丹江”。在《三姓山川》中也多处出现牡丹江，如“入胡尔哈河即牡丹江合流”“西靠胡尔哈河即牡丹江东岸”“胡尔哈河即牡丹江，在三姓城西······入松花江汇流”。这两篇史地文献虽未署年月，但依据文献内容推断当在咸丰十年之后，因其所记是有关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东北边疆舆地情况的。

牡丹江一名出现有明确时间记载，最早是在同治二年（1863）七月。《清穆宗实录》卷七四载：“吉林所派赴豫官兵，因该处雨水连绵，松花、牡丹等江，河水汹涌，未能依限到省。”但《清穆宗实录》卷一一〇又载同治三年七月，“俄官石沙木勒幅等乘坐轮船，带领兵役多名，向松花江上驶，声称欲由三姓往见吉林将军，议办要事。经景纶等派员迎阻，坚不允从，并在沿途观绘山川形势，已于本月初七日，行过胡尔哈河，向小古洞河一带上驶等情”。这说明同治二年至同治三年间，牡丹江和胡尔哈河两个名称存在并用的情况。

同治四年的《吉林舆地说略》（清抄本）载：“宁古塔城，在吉林城东八百里，副都统治所，领台卡三十七、村屯二十七。山河所在者，有青沟岭、乌扎库岭、大横山、牡丹江、布泥河、石头河等。”说明此时牡丹江一名已呈规范化、普及化之势。

光绪十三年（1887），地理学家曹廷杰在《东三省舆地图说》（《辽海丛书》本）“牡丹江考”中说：“牡丹江，唐作忽汗河，金称瑚尔喀，又讹和罗噶、胡里改。《通志》谓乌苏里江即和罗噶江，非也。又称布尔噶，原作仆干，国初称虎尔喀，又作瑚尔喀、呼尔喀、库尔喀，今称牡丹江，皆音之转也。”曹廷杰曰“皆音之转也”，即仍认为其系满语“围网”之意。

光绪十七年，吉林将军郭布罗·长顺主持编修《吉林通志》，这是第一部官修的该省通志。其中记载：“牡丹江源出敦化县西南老岭长白山北径三百余里之干山也。”（《续修四库全书》第46册）说明此时尚无“牡丹岭”之名，只有“干山”;《吉林通志》以光绪二十二年刻本为最早，而此时牡丹江一名已出现30余年了。

民国初年，“清朝遗老”、史学家景方昶在《东北舆地释略》卷一《金上京会宁府考》中说：“宁古塔即胡里改。宁古塔河，一名忽汗河，由唐忽汗州得名。又名虎儿哈，一名瑚尔哈，一名富尔翰，与胡里改之名称皆由忽汗二字之音转。今名牡丹江，其湖曰镜泊，即渤海王城所临之忽汗海。”

而“穆丹乌拉”一名始见于1913年供职于吉长报社的魏声和所撰《吉林地志》。该书记述了当时吉林省所辖37县的沿革和地理形势，其中“宁古塔”一条载：“宁安县，土名宁古塔。西凭毕展窝集，毕展，满语折断之谓，中贯穆丹乌拉，即牡丹江，又即忽尔哈之再转音。”这说明在“牡丹江”之名出现已50多年后，才有“穆丹乌拉”之名；“穆丹乌拉”是对“牡丹江”的满语音译，是“忽尔哈之再转音”，也即“围网”之意。

1924年，王世选、梅文昭编撰第一部《宁安县志》，其卷一《舆地·河流》记载：“牡丹江因发源牡丹岭而得名，满语岭名穆丹哈达，故水名亦名穆丹乌拉。初仅称上流也，上流原名勒富善河，至镜泊湖以下曰瑚尔哈河，亦曰虎尔哈河，今则通名为牡丹江，不复知满音穆丹矣。”可见，在“牡丹江”一名已出现60余年、“穆丹乌拉”一名已出现10余年，才第一次出现“牡丹岭”一名；改“上流原名勒富善河”为“穆丹乌拉”，也令人疑惑不解。该书所述有违《钦定盛京通志》《吉林通志》中“无名小山”“干山”的记载，有“倒推”之嫌；应是因“牡丹江”一名而派生出“牡丹岭”之名、满语音译“穆丹乌拉”，才符合史实和逻辑。

1931年，《旅行杂志》刊登许溯伊（同莘）《吉敦铁路游记》，其中记载：“牡丹江满语名穆丹乌拉，译言岭水也。”许溯伊是光绪二十八年举人，曾任北洋政府外交部秘书科科长。从其所述可以看出，“牡丹江”的满语名为“穆丹乌拉”，而不是由“穆丹乌拉”音译为“牡丹江”；“岭水”，可以理解为山上流下来的河水，可能即指“牡丹岭”之水，因为在民国《宁安县志》中“无名小山”已经被称为“牡丹岭”了。

1943年，伪牡丹江市政府聘请颜公权编写出版的《牡丹江风土志》，提出牡丹江得名原因的三种说法：“牡丹江之名称，一因发源于牡丹岭，故名牡丹江;一因古名忽汗水，牡丹江为忽汗之转音，如松花江‘粟末’‘宋瓦’；一因牡丹江发源经额穆、宁安，蜿蜒迂回形如牡丹花，故名。”此时，“穆丹乌拉”一名已出现30年了，这里却未提及，但却首次将牡丹江得名与牡丹花联系起来。

将牡丹江释义为“弯曲的江”，是20世纪80年代后。1984年，为配合编史修志工作出版的《东北市县沿革及地名由来》，收录东北地区县以上地名183条，书中对于牡丹江有如下记述：“牡丹江在唐代称忽汗河（一作忽汗水）；金代称呼里改江（一作骨乌里改江）；元代称忽尔哈河；明代称胡里改江（又称呼拉哈河、虎尔哈河、胡尔哈河、呼尔哈河、火儿哈河）；清代称虎尔哈或牡丹江。上述出现的名称，大都为音同字异，均为满语‘湾曲’的意思（另一种解释为‘响水’）。牡丹江河流蜿蜒曲折，流淌在老爷岭的群山之中，故名牡丹江，含有湾曲江水之意。”这是第一次释“牡丹”为“湾曲”（不是“弯曲”），也是第一次将自唐至清各个历史时期牡丹江名称的含义均释为满语“湾曲”，笔者认为显然是错误的。

1986年出版的邓清林《黑龙江地名考释》说：“牡丹江，系满语‘穆丹乌拉’转译而来，汉意即‘弯曲的江’。另一说为‘响水’”；“牡丹江发源于长白山脉白头山之牡丹岭，曲折北趋汇重细流，至额穆之南折而东流，受诸水于宁安县南汇为毕尔腾湖（今镜泊湖）。湖北端称为北湖头，水自此吐出北流，始有牡丹江之称。”此书提出牡丹江一名“系满语‘穆丹乌拉’转译而来”、自镜泊湖流出“始有牡丹江之称”，显然，这与民国《宁安县志》的“上游说”有矛盾。

1998年出版的黄锡惠《满语地名研究》说：“关于‘牡丹’之释义，方拱乾《绝域纪略》即《宁古塔志》称：‘牡丹’者，满文‘一日往还也’······以之名山水，义有不妥，不足取;《钦定盛京通志》、《大清一统志》等皆以‘穆丹’为‘声音’，不合山、水特征，联系到沿江众多以此为名的村落，义更难副，故此释亦非妥。以量词‘回’、‘次’作地名，显然有悖于理。这样，唯有‘弯子’一词与山、水的蜿蜒曲折特征契合，故《黑龙江舆图说》释‘穆丹’为弯，甚具法眼，洵为至解。‘牡丹江’即‘弯曲的江’，既因江道弯曲而得名，又以发源于牡丹岭而派生。”69这是说“牡丹”满语音译即“穆丹”，而“穆丹”的词义有三种解释，其中“弯曲”之意符合江流形态，故“牡丹江”的含义为“弯曲的江”。

1998年，又出版了杨锡春《东北地名语源考》，该书说：牡丹江“满语穆丹（穆当河）乌拉。穆丹（穆当河）汉译湾之意，乌拉汉译江之意。即湾湾曲曲的江。又译：满语穆丹（穆丹阿）乌拉。穆丹（穆当阿）汉译声音响之意，乌拉汉译江之意。即响水之江”。此说没有提“牡丹江”与“穆丹乌拉”两个名称出现的先后次序，只是从满语发音的角度提出了两种释义：“湾湾曲曲的江”和“响水之江”。2008年出版的杨锡春等《黑龙江省满语地名》中，关于牡丹江一名的含义则只有一句话：“满语‘穆丹乌拉’，汉译‘弯弯曲曲的江’之意。”

2008年，由国务院批准立项、中央文史研究馆牵头编纂大型文化丛书《中国地域文化通览》，这是我国第一部按照行政区划梳理地域文化的丛书。其中的“黑龙江卷”是由黑龙江省文史研究馆负责，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等单位学者组成编纂队伍，历时六年之久才得以完成，可谓极具权威性。《中国地域文化通览·黑龙江卷》释牡丹江之名有言：“牡丹为满语音译，其义之说法有两种：清初流人方拱乾、张缙彦谓‘一日往还也’;今人谓‘湾曲’之意。”既言“湾曲”而非“弯曲”，说明该书并没有认同已经流行多年的“弯曲的江”的释义。不过，过去谈及牡丹江一名含义的基本是个人著作，而此书成于诸多专家之手，但却只引用了清初流人的说法和关于满语“穆丹”的早期释义，没有给出定论。

此外，网络上也不时可见有文章解释牡丹江一名的含义。不过，有的文章因对历史文献资料断句失误从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以致误导读者，以讹传讹。下面举例说明之。

《水道提纲》一书，为乾隆二十六年（1761）齐召南所著，其中有这样的话：“宁古塔河，即呼拉哈河，亦曰虎尔哈河。唐时谓之忽汗河，金时曰按出虎水，即金源也。源在长白顶北径三百余里。其干自长白山东北，连山不断，其东为土门河诸水之源，其西北为混同江诸水之源。”《水道提纲》全书没有“牡丹江”的字样。《长白汇征录》一书，为宣统二年（1910）张凤台所撰，其中有这样的话：“由哈尔滨水路约七百余里，牡丹江自南来会。《水道提纲》作呼拉哈河，又曰呼尔哈河；唐时称忽汗河，金时曰按出虎水。土人皆称牡丹江。是为松花江一大支流。”而由于错误的句读，有文章把纯属《长白汇征录》的语句“土人皆称牡丹江”，误认成了《水道提纲》中的话，从而误认为牡丹江这一名称清中期时就出现了。另外，从《水道提纲》的记载可知那时还没有“牡丹岭”这一名字。

以上所述关于牡丹江一名的解释，都比较简单，没有经过系统考证，往往仅从满语音译角度解释牡丹江名称的来历。而且，多数说法尽管承袭了魏声和之说，却放弃了其认为含义为“围网”的本意，并颠倒了“牡丹江”与“穆丹乌拉”两个称谓出现的先后顺序。关于牡丹江一名含义的解释也在不断演变：围网—湾曲、响水—弯曲的江—湾湾曲曲的江—弯弯曲曲的江。

二、对牡丹江名称沿革和释义的质疑

从上述牡丹江名称沿革和释义演变中可以看出，尚有许多令人不解的疑惑：为什么其含义发生了从“围网”到“弯曲”的改变？为什么其名称最终没有定为不易引起歧义并已广泛使用的“穆丹（木丹）”而定为“牡丹”？为什么“牡丹江”之名出现了50余年才有“穆丹乌拉”之谓，却还说前者是后者的音译？为什么“牡丹江”之名出现60余年，其发源地“干山”才有“牡丹岭”之谓，“上流原名勒富善河”也改称“牡丹江”，却还说“牡丹江”因“牡丹岭”而得名？为什么长度不足全江1/3的上游名称“牡丹江”得以命名全江，而长度占2/3的中下游名称“胡尔哈”被废弃了？为什么牡丹江一名的出现有明确对应的年代时段，但相关地名书籍却大都未提及？下面，笔者将围绕这些问题，从满语地名研究和满语言学方面进行探讨。

（一）东北满语地名研究概况

对东北满语地名的研究，时间上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

第一，清中期。乾隆朝开始，在一些官修书籍（如《大清一统志》《盛京通志》等）中对满语地名注明“国语”，并对其进行解释说明。而私修史志如杨宾的《柳边纪略》、萨英额的《吉林外纪》等，仅对满语地名做了简单的罗列，并未进行细致全面的考证。

第二，清后期至民国时期。19世纪中叶以降，沙俄侵占我国东北、西北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尤以对黑龙江流域的侵占为甚。东北地区出现的“边疆危机”，变相推动了对东北地方史的研究和史志撰写，《黑龙江通省舆图总册》（1863）、《东三省舆地图说》（1887）、《黑龙江外记》（写于1810年，1894年初刊）、《吉林通志》（1896）、《黑龙江舆图说》（1899）、《黑龙江志稿》（1932）等一批著作先后推出，为满语地名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相关资料。

第三，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出于侵略东北的需要，曾对东北地区地名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编修的地方志等书籍达56种之多，主要有《满洲地志研究》（1930）、《满洲地名考》（1940）、《满洲河川志》（1940）、《满洲国境事情》（1940）、《满洲国地方志》（1940）、《满洲国地名大词典》（1941）、《满洲地名辞典》（1942）等。这些书籍都对满语地名有所涉及，但还谈不到系统研究。

第四，20世纪80年代编写东北地方志时期及以后。对黑龙江省满语地名进行研究的最早的学术论文是1982年发表的赵振才《牡丹江、瑚尔哈河名称的由来》一文。此文从图腾崇拜的角度分析指出，按满语发音，龙同“牡丹”是音转关系、东方雉（鸟）“和尔期”同“瑚尔哈”是音转关系；“牡丹、胡尔哈这两个名称虽然是指同一条河流而言，但一个是龙蛇图腾的大号，一个是凤鸟图腾的大号，这是基于这里的古代社会群团的具体成分而发生的”。此实乃一家之言，此后无人响应。此外，除前述的相关地名书籍外，这个时期还出版及发表了诸如《满语地名研究》《浅谈黑龙江省地名的特点》《黑龙江省地名源考》等书籍和论文。但这些成果往往对一些地名的含义表述简单，缺乏全面考证，也存在一些错误。

满语地名研究是一项综合性的研究工作，涉及的问题很多。满语存在着古语（即女真语）与清代满语的差异、书面语与口语和方言的差异，有的在语音、语义上有着很大不同。现今满语式微，濒临消亡，而可供满语古语、口语、方言研究的资料极为匮乏，这给满语地名的研究带来了相当的困难。特别是文献与现实中的很多满语地名，以满文直接书写者殊少，多为汉字转写的音译形式，译音的局部失真，往往使源语语音难以复原。

此外，由于传承中语音发生变化，致使一些满语地名的语义未能获得统一认识，专家学者遂各有所解；文献记载中存在很多歧义或谬误，即使清代的官方文献也不例外；由于认识的局限性，一些满语地名释义不够准确而后人却不知晓，至今仍在误传错误观点；随着满语的衰落，真正研究、通晓满语的学者越来越少，而许多人对诸多满语地名并未进行深入考证，仅仅沿袭旧说就仓促著书立论。凡此种种，都给满语地名的研究带来了困难和干扰。

（二）“穆丹”词义的变化

在清代文献中，“穆丹（木丹）”一词出现频率较高，但其释义在不同时期、不同语言环境里是不一样的，而且学者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在清中期，或将其释为“声音”，或将其释为“河湾”。著名满语学者黄锡惠所著《满语地名研究》一书，关于“穆丹”有如下论述：“乌鲁苏穆丹，见载于《钦定盛京通志》：‘乌鲁苏河湾，即乌鲁苏穆丹，（黑龙江）城西北三百二十里，即黑龙江中流环绕之湾也。’其于《水道提纲》异书作‘屋鲁苏木丹’”；“‘乌鲁苏穆丹’，《钦定盛京通志》将之与‘乌鲁苏河湾’并举，且注明‘即黑龙江中流环绕之湾’，‘穆丹’即通名‘河湾’之义已昭然。然志书著者未能悟破‘机关’，却将之释为‘声音’，以通名作专名。”而牡丹江一名出现30多年后，光绪二十五年，史学家屠寄才在所撰《黑龙江舆图说》中说：“一大曲形如弓字，凡二百六十里，曰乌鲁苏穆丹，译言重弯也。”也就是说，牡丹江一名出现时，对“穆丹”的释义，或是“河湾”或是“声音”，“重弯”是后出现的释义。

（三）辞书中关于“牡丹”与“弯曲”（穆丹）的记述

满语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满语支，而满文是在蒙古文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一种竖直书写的拼音文字。“牡丹”与“弯曲”的满语文字和满语发音，在各种辞书中是完全不同的。

对于满文字词释义，清代有几部诸如《清文鉴》之类的字书，但编纂体例和方式早已不合时宜。19世纪以来，陆续出版了俄国人编纂的《满俄词典》、日本人编纂的《满和辞典》、美国人编纂的《简明满英词典》等。1988年出版的《简明满汉辞典》，是新中国成立后首部采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体例编纂的满语文工具书，此后《满汉大词典》《新满汉大词典》等相继出版，为人们利用和研究满语言文字提供了方便。从这些辞典的词语解释中可以看出“牡丹”与“穆丹”的区别。

第一，《满和辞典》，日本东洋史学家羽田亨于1934—1947年间主持编纂。其中，关于“牡丹”的记载是：“Modan ilhaぼたんの花［29.花二：牡丹］”；关于“穆丹”的记载是：“Mudan1.音，调子，响，声音［14.声响一：音］2.一回，一度［18.散语六：一次］3.曲り路の处，大道より远く离れた处田舍［19.街道：弯子］”；关于“弯弯曲曲”的记载是：“Mudalime曲りくねって.远路して［彙：弯弯曲曲］。”从中可以看出：“牡丹”和“穆丹”“弯弯曲曲”的满语发音不一样；“牡丹”只有花卉一种解释，绝无两说。

第二，《简明满汉辞典》。东北师范大学刘厚生等编纂的《简明满汉辞典》是继清代康熙以来所编之《清文鉴》《清文总汇》《大清全书》《无圈点字书》《三合便览》等满文辞书之后，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满语辞书。其中，关于“牡丹”的记载仅为：“牡丹”；关于“穆丹”的记载分为名词和副词两条：“mudan［名］①音韵②弯子，曲路③夹子弓”“Mudalime［副］弯弯曲曲地。”从中可以看出：“牡丹”和“弯子”“弯弯曲曲”的满文文字是不一样的。

第三，《新满汉大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胡增益主编，1994年出版。该书可以说是满汉词典中的一部集大成者，是一部以服务档案文献整理为目的所编纂的词典。其中，关于“牡丹”的记载为：“modan［名］牡丹。Modan ilha牡丹”；关于“弯弯曲曲”的记载为：“mudalimbj［不及］①绕过。（水）哗哗地往东绕过去。②绕弯路，绕远走。③弯弯曲曲。小溪沿着山脚，顺山谷弯弯曲曲地流过。在旷野食宿，路弯弯曲曲，很远。”

在满文辞典中，没有“穆丹（木丹）”所对应的汉文，只有满文和满语拼音的“牡丹”“弯曲”“弯弯曲曲”；关于“牡丹”的解释，没有“弯曲”“湾曲”之意，只有花卉牡丹一解；“牡丹”与“弯曲”“湾曲”的满文文字是根本不同的；满语中“牡丹”的发音是Modan或Modan ilha，“弯曲”的发音是Mudan或Mudalime。因此，将“牡丹”解释为“弯曲”，在语言上是说不通的。

显然，从满语角度来释义牡丹江这一名称，难以自圆其说。因此，我们需要按照地名学的要求，多角度论证，从牡丹江流域历史、文化、清晚期民族构成的变化等方面去全方位分析，才能正确释义牡丹江这一名称。

中篇

三、牡丹江流域的民族变迁

地名是人赋予的，故与该地居住的民族有着直接关系。地名研究需要认真考察该地民族的历史变迁，这是正确揭示地名含义的重要条件。

牡丹江流域是肃慎族系的发祥地，镜泊湖畔的莺歌岭遗址即是肃慎人的遗址，之后的挹娄、勿吉、靺鞨在牡丹江流域及周边十分活跃。唐圣历元年（698），大祚荣以牡丹江流域为中心建立了肃慎族系第一个民族政权——渤海国（初称震国），后来发展成为“海东盛国”。渤海国有四个主要族系：靺鞨、秽貊、东胡和汉族。汉族不仅分布于辽东地区，渤海上层社会中也有很多，尤其是在国都上京龙泉府。从此，汉民族在牡丹江流域的人口中也占有了相当的比重。

金国建立后，金人南下，汉人北上。中原汉人北上总数近300万，分布在今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史称“实内地”。据《燕云录》记载，在金上京，南人（汉人）占当地居民的半数以上；而在牡丹江流域，考古发现的金代城池遗址达18座之多。

到了清代，汉人大量流入牡丹江流域，逐步改变了这里的民族主体。入住在牡丹江流域的汉人主要由汉军、站丁、屯丁、流人和流民组成。汉军，指编入汉军八旗取得旗籍的汉族人；站丁，绝大多数系吴三桂旧部，支遣他们来垦殖荒地；屯丁，即“官庄人”，是康熙后从盛京一带招来开荒的人；流人，是被流放至此的犯人；流民，指从山东、直隶一带经水陆两路而来，冲破封禁，入居的垦民。

明末清初，关内大批移民迁往东北；而顺治元年至康熙六年（1644—1667）的23年间，清廷多次下令引关内汉人来东北开荒种地。对于“招头”，按其招民多寡，授其不同的文武官职；在黑龙江、吉林，采取了“官庄屯田”的农垦措施。以宁古塔（今海林市旧街）为例，新编《宁安县志》记载：“清建国前，宁古塔城周居民不过数家，依山而处······是满族呼尔哈女真人的世居之地，人烟稀少。清顺治初，政府移关内汉民至宁古塔垦荒落户，满、汉人口渐增，形成三五家或二三十家一屯，全境城乡多不过四十余屯。”又载：“1646年（顺治三年），清政府迁河北永平府临邑县李元清等一批汉民至宁古塔垦荒落户，建立民屯。”民国《宁安县志》卷四《人物·氏族》记载：“顺治时，移内省老民四十八家至宁古塔，设置十三官庄，给田以耕，今成为土著矣。”《海林县志》记载：“明朝末年，因关内天灾与战乱，民不聊生，大批汉族‘流民’进入关东，再辗转北移至宁古塔（包括海林地方）。清朝初年，清政府把关内移民和罪囚及其家属千余家迁移或流放至宁古塔。顺治三年（1646年），福建莆田人林登君弃官到关外耕田，由山东龙口上船，渡海至盛京（现沈阳），再至宁古塔，其后人遍布海林（今斗银沟、北拉古、佛塔密、八家子、小人国、万丈沟、山嘴子等地）。”

自顺治年间开始，“清政府把以汉族人为主的流人······改放于宁古塔、齐齐哈尔等地······成为官庄、旗地上的壮丁、佃户，或拨给旗人为奴，或成为站丁”。张缙彦《域外集》记载，宁古塔“流徙来者，多吴、越、闽、广、齐、楚、梁、秦、燕、赵之人”。方拱乾《绝域纪略》（《昭代丛书》丙集卷二六）记载，顺治年间，宁古塔一带已是“汉人十三省无省无人”了；在城镇里，“商贾云集，汉人十居八九”。杨宾《柳边纪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记载：“宁古塔多农、贾。贾者三十六，其在东关者三十有二：土著者十，市布帛杂货；流寓者二十二，市饮食。”吴桭臣《宁古塔纪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一帙第五册）记载，宁古塔城内“有东西大街，人于此开店贸易。从此人烟稠密，货物客商，络绎不绝，居然有华夏风景”。据李兴盛先生统计，清代东北流人总数多达130万人，而宁古塔则是主要的流放地。

至康熙七年，清廷虽然“停止招民，封禁东北”，但仍有流人流放宁古塔，而且关内汉人出关开垦之势难以阻止。鉴于宁古塔地区汉人日渐增多，雍正元年（1723），清廷设巡察宁古塔御史二员，满汉各一；雍正四年十二月，在宁古塔设置泰宁县（民国《宁安县志》卷一《疆域·沿革》），隶属奉天府，专理汉人民事，与专理满人旗务的副都统同城治事。民国《宁安县志》卷四《人物·氏族》记载：“赴乡实地调查每遇汉人年六七十者，询其原籍，多答曰云南，否则曰山东。大致来自清顺、康、雍时代者，至今已七八世或十余世，始属客居，俨成土著矣。”

乾隆至嘉庆年间，汉人仍然不断涌入牡丹江流域。在宁古塔，“乾隆四十六七年，续增流民垦地一千三百二十一亩”（萨英额：《吉林外纪》卷七《田赋》）。乾隆五十八年，吉林将军上奏：河北饥民流入1.5万人，不得已载入红册，令纳丁银；嘉庆十七年（1812），宁古塔、三姓、阿拉楚喀等地增加3.3万多人（万福麟、张伯英：《黑龙江志稿》卷八）。

道光年间的鸦片战争、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等重大事件，加剧了清朝的政治、经济危机，朝廷被迫改变了从前的封禁政策。《黑龙江志稿》卷一一记载，“清道、咸间放荒，许人民开荒”，关内的汉人纷纷进入东北。咸丰十年以后，汉人流入东北形成高潮，大量汉人迁入牡丹江流域，逐渐成为本地区主体民族。《古代中国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一书即记述说：“民族结构也由以满族为主转变为以汉族为主，据学者统计，清末东北三省人口为1841万，满族人口约为150万，从鲁、冀、晋、豫等地‘闯关东’分布在东北各地的汉族农民达1000多万。”

四、牡丹江流域的文化演变

地名是文化的载体，考证研究地名，不仅要看该地主体民族的构成情况，还要考察当地所承载的地域文化。唐代之前，牡丹江流域的文化是渔猎文化，这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随着肃慎族系的不断发展和与中原汉民族频繁交往、融合，遂形成了不同时期的牡丹江流域的特色文化，尤其是渤海文化、流人文化和汉语言文化。

第一，渤海文化。7世纪末至10世纪初，由于渤海国的存在，加之受到中原文化以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牡丹江流域逐步形成了以上京文化为中心的渤海文化。在渤海国229年的历史中，其统治中心在牡丹江流域长达206年，镜泊湖畔的上京龙泉府作为都城长达160多年。渤海国的政体完全效仿唐朝，包括政治、军事和礼乐制度，连国都上京龙泉府的建筑形制都是仿效长安城的。渤海国以上京城为中心，开辟了对外交往的朝贡道、营州道、契丹道、新罗道、日本道等，成为牡丹江流域对外交往和文化传播的重要桥梁。可以说，以上京文化为中心的渤海文化对牡丹江流域的影响之深远是毋庸置疑的。

渤海民族没有文字，通行汉字，其推行的教育是以儒家思想和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在上京龙泉府“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官学校舍”。贞孝公主墓碑文，“即使是放到唐王朝书法艺术中也不失为一篇佳作”；其墓中壁画所绘乐伎的着装、姿势、神态都有浓郁的唐代人物风格，所持的琵琶、箜篌、拍板等都是唐代燕乐的典型乐器。渤海的宗教也中原化了，考古发现，上京龙泉府城内寺庙遗址有14处之多；“陶制佛像在上京龙泉府遗址及其附近出土非常多，据说仅在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就藏有20世纪30年代日本在渤海上京城考古发掘的陶佛像近千件”。正如唐朝著名诗人温庭筠在《送渤海王子归国》一诗中所说的“疆里虽重海，车书本一家”，渤海人仰慕唐朝盛世，“常习华风”，牡丹江流域文化受唐影响可谓至深。

即使到了金代，牡丹江流域的主体民族虽然成了女真人，但同样受中原汉文化影响至深。比如在民俗节庆方面与渤海人一样，以中原地区的节庆为主：正旦（春节）、元夕（上元）、清明、重五（端午节）、七夕、中元、中秋、重九和下元等诸节皆有之，已然难分华夷。

第二，流人文化。到了清代，随着汉人逐渐增多，特别是流人的到来，进一步丰富了牡丹江流域文化的内涵。杨宾《晞发堂文集》卷二载：“中土之名卿硕彦，至者接踵。”流人中有为数众多的名臣能吏、学者名儒、文坛才俊，他们出身书香门第，工诗善画，博学多才。许多人都曾科举入仕，事业有成，多因“科场之罪、反叛之嫌、文字之祸”以及官场朋党倾轧而被流放。这些流人劳作之余，仍旧谈学论道、吟诗作赋，并写下了诸如《宁古塔志》《宁古塔山水记》《宁古塔纪略》等诸多著作，为牡丹江流域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他们的活动，活跃了宁古塔的文化生活，传播了汉文化，并极大地促进了汉满文化的融合，为牡丹江流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第三，汉语言文化。随着大量汉人的涌入，汉语逐渐在东北广泛流行，影响不断扩大，至乾隆中期，汉语出现了代替满语的趋势：“不识汉文，不懂汉语，也难以办理地方诸事。”（《清高宗实录》卷八四四）尽管乾隆帝三令五申，也没能扭转满族人使用汉语的趋势。到了清晚期，“就连一些满人的家谱也因族人识满语者甚少，因之纂修新谱，译成汉文”，“就连名字都逐渐汉名化”了。正如西清《黑龙江外记》（《中国方志丛书·东北地方》）所言：“通国语者寥寥，满洲多能汉语故也。”随着汉族人口大量迁入，牡丹江流域语言环境完成了从渐变到突变的过程，形成了全新的语言地理格局。

而且，随着语言文字环境的变化，在社会形态、风俗习惯、审美追求等方面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例如清初宁古塔一带，少数民族“不知种蔬菜，汉人教其种蔬菜；不知养蜜蜂，汉人教以煎熬之法，始有蜜”；“遇喜庆事，汉人自为蜡烛，满洲亦效之”（吴桭臣：《宁古塔纪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一帙第五册）。清中期以后，民族融合趋势进一步发展：“满汉通婚虽法所不奖，而亦事所不禁。”上述情况表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由于中原文化和汉语言的影响，使得牡丹江流域的文化沿着一元文化—包容文化—多元文化—华夏文化的脉络而一路发展下来，流域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作者：姚寿鹏

选稿：耿 曈

编辑：杜佳玲

校对：杨 琪

审订：欧阳莉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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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地名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