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白之华：在革命烽火中淬炼的生命绝唱

摘要：1924年的上海，初夏的风裹挟着黄浦江潮湿的水汽，吹进慕尔鸣路甲秀里的一栋石库门建筑。这是中共中央上海执行委员会的秘密驻地，此刻，一间陈设简陋的房间里，25岁的瞿秋白正俯身案前，笔尖在文稿上飞速移动，油墨的清香与窗外飘来的梧桐叶气息交织在一起。门被轻轻推开，一

1924年的上海，初夏的风裹挟着黄浦江潮湿的水汽，吹进慕尔鸣路甲秀里的一栋石库门建筑。这是中共中央上海执行委员会的秘密驻地，此刻，一间陈设简陋的房间里，25岁的瞿秋白正俯身案前，笔尖在文稿上飞速移动，油墨的清香与窗外飘来的梧桐叶气息交织在一起。门被轻轻推开，一个穿着浅蓝色布衫的年轻女子走了进来，手里捧着一叠刚整理好的文件，她便是瞿秋白的新婚妻子杨之华。

“秋白，这是江浙地区党组织汇总的工人运动情况，你看看是否需要补充。”杨之华的声音清脆而坚定，目光落在瞿秋白身上时，带着几分对革命前辈的敬重。瞿秋白抬起头，镜片后的眼睛温和却有神，他接过文件，仔细地阅读起来。彼时的瞿秋白，已是党内知名的理论家和翻译家；而杨之华则是浙江妇女运动的先驱，在萧山衙前领导过农民运动，带着一身革命实践的热忱来到上海，渴望在更广阔的革命舞台上贡献力量。

他俩的初次见面，始于上海大学。此时的瞿秋白，是社会学系主任，杨之华则是一名学生。瞿秋白风度翩翩、才华横溢、知识渊博，他讲课的时候，听课的学生挤满了整个教室，有的人还爬在了窗台上，甚至其他老师也挤进来听课。慢慢地，瞿秋白与杨之华熟络起来，瞿秋白还做了杨之华的入党介绍人。

后来，瞿秋白负责指导各地党组织的工作，杨之华则专注于妇女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组织协调。每次讨论工作，瞿秋白总能以清晰的理论逻辑梳理复杂的革命形势，用通俗的语言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这让有着丰富实践经验却苦于理论提升的杨之华深受启发。一次，他们在分析上海丝厂女工罢工失败的原因时，杨之华结合自己在浙江组织农运的经历，提出“要注重发动女工的阶级意识，同时解决她们最迫切的生存需求”，瞿秋白当即肯定了她的观点：“之华同志，你的观察很深刻，革命不是空中楼阁，必须扎根在群众的实际需求里，你这是把理论真正用到了刀刃上。”

随着交流的深入，两人不仅在革命理念上高度契合，更在精神层面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瞿秋白出身书香门第，却因家道中落尝尽人间冷暖，过早地看透了旧中国的腐朽；杨之华则成长于浙江萧山的一个开明家庭，却因目睹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早早立下了“打破旧世界，建立新社会”的志向。他们都对旧中国的苦难有着切肤之痛，都对共产主义理想有着坚定的信仰，这份共同的追求，让两颗年轻的心逐渐靠近。

然而，此时的杨之华，正处于人生的重要转折期。她此前与沈剑龙有过一段婚姻，虽育有一女，但因两人在革命理想上的分歧日益扩大，感情早已出现裂痕。瞿秋白的出现，让她看到了真正的革命伴侣应有的模样——不仅是生活中的相互扶持，更是革命道路上的共同前行。而瞿秋白也被杨之华的勇敢、热情与智慧深深吸引，在与她的相处中，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与力量。

1924年11月，在征得沈剑龙的理解与同意后，杨之华与沈剑龙在上海和平离婚。随后，瞿秋白、杨之华与沈剑龙三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声明，刊登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公开宣告离婚与结婚的消息。这份声明在当时的社会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却也彰显了他们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追求自由与真理的勇气。

不久，瞿秋白与杨之华在上海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没有婚纱礼服，没有宾客满堂，只有几位党内同志前来祝贺，桌上摆着一碗面条，象征着“长长久久”。当然，前夫沈剑龙还曾亲自到场祝贺。瞿秋白握着杨之华的手，郑重地说：“之华，从今天起，我们不仅是生活中的伴侣，更是革命路上的战友。无论未来遇到多少艰难险阻，我们都要一起面对，绝不退缩。”杨之华含泪点头，将头轻轻靠在瞿秋白肩上，窗外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进来，照亮了他们充满希望的脸庞。

婚后的生活，是革命与爱情的交织。他们住在上海虹口区的一栋普通民居里，房间里除了一张床、一张书桌和两个木箱，几乎没有其他家具。瞿秋白白天忙着处理党中央的工作，晚上则伏案写作，翻译《国际歌》歌词、撰写《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等文章，常常到深夜；杨之华则一边协助瞿秋白整理资料、抄写文稿，一边积极开展妇女运动，组织上海的女工成立“妇女解放协会”，为她们争取平等的工作权利和教育机会。

1924年冬，上海的天气格外寒冷，党组织安排杨之华负责协助瞿秋白整理共产国际的文件翻译工作。为了保密，他们常常在深夜的办公室里工作，一盏煤油灯照亮两张并排的书桌。有一次，瞿秋白因连日劳累咳嗽不止，杨之华默默煮了一碗姜汤端到他面前：“秋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得保重。”瞿秋白接过姜汤，暖意从指尖蔓延到心底，他看着眼前这个细心又坚韧的女子，轻声说：“之华，谢谢你。在革命的道路上，能有你这样志同道合的同志并肩作战，是我最大的幸运。”

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上海南京路的枪声响起后，瞿秋白立即投身到运动的领导工作中，他起草宣言、发表演讲，号召广大工人、学生和市民团结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杨之华则深入到上海的各个工厂，发动女工参与罢工游行。

有一次，她在杨树浦的一家纱厂组织女工集会时，遭到巡捕的追捕，她带着几名女工躲进了一条狭窄的弄堂，直到深夜才冒着大雨回到家中。瞿秋白看到她浑身湿透、脸上还有擦伤，心疼地为她擦拭雨水，杨之华却笑着说：“秋白，没事的，只要能让更多的女工站起来反抗，这点苦算不了什么。”那天夜里，瞿秋白在日记中写道：“之华的勇敢，让我更加坚信，中国的妇女必将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而她，就是这力量中最耀眼的一束光。”

五卅运动后，革命形势日益严峻，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镇压愈发残酷。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逮捕和杀害，上海陷入白色恐怖之中。瞿秋白作为党中央的重要领导人，被反动派列为重点追捕对象，党组织决定安排他转移到武汉。

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瞿秋白和杨之华在房间里收拾行李，气氛格外沉重。杨之华将一件缝有夹层的棉衣交给瞿秋白，里面藏着党的机密文件：“秋白，路上一定要小心，我会在这里继续坚持工作，等你回来。”瞿秋白紧紧抱住杨之华，声音有些哽咽：“之华，你也要保护好自己，记住，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相信党，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瞿秋白便乔装成商人，在交通员的护送下离开了上海。站在窗前看着瞿秋白远去的背影，杨之华强忍着泪水，在心里默念：“秋白，一定要平安，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抵达武汉后，瞿秋白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参与领导了大革命时期的重要工作。他在武汉撰写了大量文章，揭露蒋介石反革命政变的真相，号召全国人民继续坚持革命斗争。而杨之华则留在上海，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秘密开展党组织的恢复工作。她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深入到被破坏的党支部，联系失散的党员，重建党的秘密交通线。有一次，她在与一名党员接头时，被特务发现，她机智地将藏在身上的党员名单吞进肚子里，虽然遭到特务的严刑拷打，却始终没有吐露半个字，最终在组织的营救下得以脱险。

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在汉口召开。瞿秋白在会上代表党中央作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议结束后，瞿秋白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主席，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此时的中国革命，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瞿秋白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他日夜操劳，制定工作计划，派遣干部到各地组织武装起义，试图挽救革命的危局。

而远在上海的杨之华，也时刻关注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她通过秘密交通线，不断将上海地区的敌情和党组织的工作情况传递给党中央，为瞿秋白的决策提供参考。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瞿秋白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前往莫斯科参会，杨之华也因在妇女运动中的突出贡献，被选为代表一同前往。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是他们革命生涯中难得的一段平静时光。瞿秋白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负责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工作，同时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讲授中国革命史；杨之华则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妇女运动的交流活动。他们住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栋小别墅里，周末的时候，会一起去红场散步，去莫斯科河畔看风景，偶尔还会邀请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来家里做客，一起讨论中国革命的未来。

在莫斯科期间，瞿秋白还完成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重要著作的撰写，杨之华则根据自己在国内开展妇女运动的经验，撰写了《中国妇女运动的过去与现在》一文，发表在共产国际的刊物上，向世界介绍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情况。这段时光，不仅让他们在理论上得到了提升，更让他们的革命信念更加坚定。

1930年8月，瞿秋白和杨之华奉命回国，此时的中国革命正处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下，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瞿秋白回国后，立即投入到纠正“左”倾错误的工作中，他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恢复了党的正确路线。杨之华则继续从事妇女运动和党的地下工作，她在上海、江苏等地组织妇女成立“赤色妇联”，发动妇女参与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为红军筹集物资，支援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夺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开始推行更“左”的错误路线。瞿秋白因反对王明的错误主张，被排挤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随后被安排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1

同年11月，瞿秋白离开上海，前往江西瑞金，杨之华则留在上海，继续坚持地下工作。杨之华后来在《回忆秋白》中写道：“深夜11点，秋白离开寓所，我送他到门外。快到弄堂口时，他停下脚步，回头走了几步，凝视着我缓缓地说：‘之华，我走了！’秋白说：‘我们还会见面的，但是这一次可能等待的时间要长一点。’秋白买了10个本子，说：‘5本我拿着，5本留给你，因为在苏区不好写信了，你写信给我就写到这个本子上，我写在我的本子上，以后我们回来，可以交换着看。’”

抵达瑞金后，瞿秋白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负责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工作。他大力推行扫盲运动，创办了多所列宁小学和红军学校，编写了通俗易懂的教材，让根据地的群众和红军战士能够学习文化知识，了解革命道理。他还亲自到学校讲课，用生动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述革命故事，培养他们的革命意识。在他的努力下，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许多贫苦农民的孩子第一次走进了课堂，许多红军战士通过学习，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

而在上海的杨之华，日子则更加艰难。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推行，导致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党员被捕牺牲，党的地下工作陷入困境。杨之华在敌人的严密搜捕下，不得不频繁更换住所，有时甚至只能躲在工厂的仓库里或贫民窟中。但她始终没有放弃，依然坚持联系失散的党员，组织秘密斗争。

然而，好景不长。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瞿秋白因身患肺结核，身体虚弱，无法跟随红军长征，被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继续领导南方的游击战争。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调集了大量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清剿”，根据地的形势日益恶化。

1935年2月，瞿秋白等人在向福建转移的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24日，他被当地反动武装保安团发现，突围不成被捕。当时他的化名是林祺祥，职业是医生。4月初，国民党第八师俘获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成之妻徐氏，供出瞿秋白已在长汀县被俘的情报，国民党根据徐氏提供的情况，从被俘人员中找到了瞿秋白，又让被俘的、曾当过收发员的叛徒郑大鹏在暗处指认，证实“林祺祥”确系瞿秋白。

1935年6月18日，这是一个注定被载入史册的日子。敌人见无法从瞿秋白口中获取任何机密，决定对他执行枪决。清晨，瞿秋白被从牢房里带出来，他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脸上没有丝毫的恐惧，只有从容与坚定。他走到刑场的路上，一边走一边高唱《国际歌》，歌声嘹亮而悲壮，回荡在长汀的山谷中。到达刑场后，他盘膝坐在地上，对刽子手说：“此地甚好，开枪吧！”随着一声枪响，瞿秋白倒在了血泊中，时年仅36岁。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誓言，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瞿秋白牺牲的这一年，杨之华才34岁，当得到瞿秋白牺牲的消息后，她悲痛万分。由于她此时还很年轻，以至于后来一些同志看她一个人生活不容易，就给她介绍对象，但她都拒绝了，她说：“我忘不了秋白，他一直活在我心中，永远陪伴着我，我怎么能再去接受别人呢？”

1935年，杨之华被派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七大，任国际红色救济会常务委员。在苏联期间，她虽暂时脱离了国内的残酷斗争，却仍因与瞿秋白的关联，受到王明宗派势力的暗中打压，不仅被限制参与重要的革命讨论，甚至在生活和学习上也遭遇诸多不公。但她始终坚守信仰，利用在苏联的时间系统梳理中国妇女运动的经验，撰写了多篇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文章，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革命贡献着力量，也默默等待着回到祖国、重新投身革命斗争的机会。直到1938年，任弼时到达莫斯科，才恢复了她的组织生活，得已进入东方大学中国部边工作边学习。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杨之华回国途中，在新疆迪化被盛世才逮捕关押了四年。抗战胜利后，经中共中央营救获释到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不久，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妇委书记，并赴晋西北参加土地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杨之华先后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等职务，继续为妇女解放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她始终没有忘记瞿秋白，每年都会到瞿秋白的墓前祭拜，向他诉说革命的胜利和国家的发展。1973年10月20日，杨之华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临终前，她嘱咐身边的人，要将她的骨灰与瞿秋白的骨灰合葬在一起，她说：“我和秋白一起参加革命，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死后也要和他在一起，继续陪伴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