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婶住院那天，我正在院子里给蔫头耷脑的茄子浇水，风把她家晾衣架撞得哐当响。那架子比我们楼都老，锈得浑身橘红，却被她擦得一尘不染。

李婶住院那天，我正在院子里给蔫头耷脑的茄子浇水，风把她家晾衣架撞得哐当响。那架子比我们楼都老，锈得浑身橘红，却被她擦得一尘不染。

“老魏，帮我搭把手。”李婶晚饭后才来找我，拖鞋踩在水泥地上啪嗒作响。她手里攥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本存折和几瓶药，袋子磨出了毛边，折痕处泛白。

我放下水壶，手上的水来不及擦。李婶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让我吃惊，那皱巴巴的手背上青筋突出，像地图上的河流。

“医生说我得住院了，没啥大事。”她这样说，可眼神飘忽不定，停在了门口那棵枯了半边的桂花树上。那树是她儿子小时候栽的，如今枝干上挂着几件发黄的毛衣，没人知道放了多久。

邻居们都知道，李婶的儿子老韩早就搬去城里十多年了，一年最多回来过年看一眼，还总说嫌家里味道大。其实哪有什么味，无非是老房子的霉气和李婶腌咸菜的味道混在一起。县城谁家还没点味道呢？

“儿子呢？”我随口问。

李婶捏着袋子的手指一紧，声音放轻了：“忙呢，听说公司最近有事。”

她住的是县医院旁边的仁爱养老院，说是养老院，其实就是医院后面改建的一栋楼，主要收那些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老人。李婶明明走路如风，煮饭洗衣样样行，为啥要去那儿？

我陪她拿行李的路上，她一直在叨叨琐事：隔壁王大娘家的猫最近又偷吃她的咸鱼了；楼下修鞋的老头换了新铁皮棚子，反光刺眼；还有她门口那个总坏的灯泡，物业换了三回都不管用。

“别担心，我会常去看你的。”我笑着拍拍她的肩膀。

李婶的行李很少，除了一个编织袋装着几件衣服外，只有个旧马扎和一个搪瓷杯，杯口崩了个小口，里面泡着几粒枸杞。

“这个给你保管。”李婶突然从怀里摸出个红布包，里面是把钥匙，“家里的窗户得隔两天开开通风，冰箱里的青菜别忘了吃掉，过期就浪费了。”

养老院的房间比我想象的好些，两张床，一张空着，墙面刷着奶黄色的漆，有股淡淡的消毒水味。入住时，李婶先是在床边坐了会儿，顺手摸了摸床单，像是在确认什么，然后四处打量，最后目光落在窗外的梧桐树上。

“那树跟咱们小区那棵差不多大了。”她说。

一个月过去，我几乎每周都去看她两次。有次带了她爱吃的卤猪蹄，她高兴得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了，马上让我给她切成小块。但切完后，她就装进保鲜盒，放进床头柜。

“留着慢慢吃。”她说。

我没再追问。县城人都这样，舍不得一下吃完好东西，总想留点儿，好像这样能把好日子也延长似的。

在养老院的第六周，李婶开始咳嗽。起初我没在意，谁年纪大了不咳嗽两声？但后来她的声音变得沙哑，脸色也不太好。

“医生看过了吗？”我问。

“看了，说是老毛病。”她随手拿起一瓶药，递给我看，“你替我去趟药房，续点这个。”

那是治支气管炎的药，褪色的标签上写着2018年的生产日期。我皱了皱眉，但没说什么，只是在回来的路上换成了新药。

养老院里有台老式电视机，每到傍晚，老人们就围着它看本地新闻。李婶总是坐在角落里的藤椅上，一边织毛衣一边看。那件毛衣已经织了两个月，还只有半截袖子。她说是给儿子织的。

“他都四十多了，穿这个不嫌老气？”我开玩笑。

李婶的针停了一下，笑着说：“哪有老气，他小时候最喜欢我织的毛衣了，说比外面买的暖和。”

她边说边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是她儿子小时候的样子，约莫七八岁，穿着件蓝色毛衣，在院子里骑三轮车。照片边缘已经泛黄卷曲，好像被翻看过无数次。

“这毛衣就是我织的，他上学时最爱穿。”她小心翼翼地把照片放回口袋，继续织着那永远织不完的毛衣。

养老院里有个规矩，每个月第一个周日是家属探访日。那天，走廊上会格外热闹，有人带来水果，有人带来新衣服，还有人带着孙辈来给老人解闷。每到这天，李婶总是一大早就梳好头，换上那件深蓝色的外套，口袋里放着几颗水果糖，说是留给来的小孩子的。

可三个月过去了，她儿子一次也没来过。

那天是八月的第一个周日，我推开门时，李婶正坐在窗边，手里拿着那本《县城报》，上面的日期还是一个月前的。她穿着那件蓝外套，口袋鼓鼓的，那是水果糖。

“小魏来啦。”她招呼我，声音比平时大了些，好像在告诉其他老人：看，我也有人来看。

我给她带了些新鲜的蔬菜和一盒她爱吃的小酥饼。她连忙腾出床头柜的抽屉，把东西一一码放好，动作轻柔得像在安置珍宝。

“你儿子今天没来？”我小心翼翼地问。

李婶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整理着抽屉：“他啊，工作忙。前天来电话了，说过两天就来。”

她一边说，一边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机，是那种老人机，屏幕上有个未接来电的标志。我想去看看是不是真有她儿子的电话，但她已经把手机放回去了。

那天离开时，养老院的护工小张拉住我：“李阿姨的儿子打电话来问过情况，但从来没来过。前几天电话里还说老人家的病不就是小毛病吗，用得着住院？”

我愣了一下：“她到底得了什么病？”

小张压低声音：“医生说是肺部有阴影，可能…”她没说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回家路上，我绕道去了李婶家。钥匙插进锁孔时有些发涩，门一推开，一股闷气扑面而来。屋里的摆设跟她住院前一模一样，茶几上的报纸整齐叠放，墙上挂着老式布艺挂历，翻到了她住院那天。

我开了窗通风，然后去厨房看了看。冰箱里空空如也，只有几个塑料袋整齐地叠在一起。水槽上方的碗架上，两个碗，一双筷子，都擦得干干净净。

转过身，看见厨房门背后贴着几张照片，都是她儿子的，从小学到大学，最新的一张是他穿着西装打领带的样子，看起来是在什么办公室。照片边上用红笔写着日期：2015年元宵节。

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儿子吗？

客厅的墙上有一幅十字绣，是李婶亲手绣的，图案是一对母子，绣工很一般，但线条中透着温情。绣的背面露出了一角，好像里面还夹着什么。轻轻拉开一看，是几张汇款单，从2018年开始，每个月固定金额，收款人是”韩小龙”，她儿子的名字。

我的心猛地一沉。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养老院。李婶正在往杯子里倒热水，看见我进来，惊喜地说：“小魏，这么早就来啦？”

我没回答，只是从包里拿出那些汇款单，放在她面前。

李婶的手抖了一下，水溅在了床头柜上。她慢慢坐下，眼神有些闪烁。

“你知道了。”她说，不是疑问，而是陈述。

“为什么？”我问，“他欠你那么多钱，却连来看你一眼都…”

“不是钱的事。”李婶打断我，“小龙他…有自己的难处。”

她告诉我，她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城里找了工作，结婚后买了房，月供压力大。2016年，孩子出生没多久，他媳妇就查出了乳腺癌。手术、化疗,一系列治疗下来花了不少钱。后来虽然好转了，但需要长期吃药控制。

“那些年,他实在没办法了才向我开口借钱的。”李婶说着，眼角湿润了，“我把退休金都给他了，可还是不够。后来我就…把房子抵押了。”

我愣住了：“你说什么？那房子是你和老韩叔一辈子的心血啊！”

李婶摆摆手：“一砖一瓦而已，能帮到儿子就值了。可他不知道房子的事，我怕他有心理负担。”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李婶总说她儿子很忙,从不让他来看她。她怕儿子知道她住在养老院,怕他问起房子的事,更怕他知道她生病了。

“那你住院是…”

李婶犹豫了一下：“去年体检,医生说肺上有点问题，让我定期复查。前几个月觉得不太舒服，就来检查了，没想到…”

她没说完，但我已经明白了。我突然注意到她比刚住院时瘦了一圈，脸色也差了很多。

“你不能一直瞒着他。”我急了，“这是大事，他应该知道！”

李婶摇摇头：“他现在日子好不容易有点起色，媳妇病也稳定了，孩子上学也需要钱。我这把年纪了，能少给儿子添点麻烦就少添点。”

说着，她从枕头下面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小魏，这是我托你办的最后一件事。”

我接过信封，沉甸甸的。

“里面是我的银行卡和密码，还有一些存折。等我走了，你帮我把这些给小龙。就说是我这些年的积蓄，让他给孩子上学用。还有…”她顿了顿，“帮我告诉他，妈妈不怪他，让他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

我的眼眶湿了：“李婶，你别这么说，你会好起来的。”

她笑了笑，那笑容平静得让人心疼：“人这辈子，总有散的时候。我已经想明白了，不想给他留遗憾。”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紧紧握住她的手。那只手枯瘦如柴，却温暖有力。

一个星期后，我正在地里除草，接到养老院小张的电话。放下电话，我呆坐在地头，久久不能动弹。

李婶走了，走得很安静。那天早上，她还和往常一样整理了床铺，把毛衣针线收进了抽屉。中午吃过饭，她说想睡个午觉，再没醒来。

整理她遗物时，我发现她枕头底下压着两样东西：一封信和一个红布包。红布包里是她家的房产证，背面写着：“房子已还清贷款，归小龙所有。”

那封信很短，纸张已经泛黄。我没拆开，那是留给她儿子的。

按照李婶的遗愿，我联系了她儿子韩小龙。电话那头先是沉默，然后是压抑的哭声。

“妈一直说在老家住得好好的，说不用我操心…”他的声音哽咽，“前几天她还给我打电话，问我工作忙不忙，要不要寄点家乡的腊肉给我…”

我什么都没说，只是告诉他什么时候来办理后事。

韩小龙赶到县城时，脸上写满了疲惫和愧疚。面对母亲的遗体，他像个犯了错的孩子，不敢上前。我把信和房产证递给他，他的手抖得几乎拿不住。

“妈让我转告你，她不怪你，让你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我说。

他慢慢拆开信，读着读着，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我走开几步，给他一些私人空间。

后来他告诉我，信中李婶写道，她知道这些年他压力很大，从来没怪过他。她说自己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就是有他这个儿子，看着他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她还说，那件毛衣织不完了，让他记得冬天多穿点。

“信是什么时候写的？”他问我。

“不知道，可能是她刚住院那会儿。”我说。

他摇摇头，指着信纸的日期：“三年前。”

我愣住了。三年前，那时候她刚把房子抵押出去，刚开始给儿子寄钱，就已经写好了遗书？

整理她的房间时，我们在她床头柜最下层抽屉里发现了一本日记本，从2018年开始记，一直到住院前几天。翻开第一页，她写道：

“今天去医院拿了检查结果，医生说情况不太好，但我一点都不害怕。小龙有困难，我能帮就帮，这是做母亲的责任。房子抵押出去了，希望能多撑几年，多攒点钱给小龙和孙子。”

最后一页写着：“小魏今天又来看我了，带了我爱吃的小酥饼。这孩子真贴心，比亲儿子还亲。不过我知道小龙也不容易，希望他别自责。人这辈子，能把孩子养大成人，看他有出息，就值了。我这病怕是熬不了多久了，但我一点都不遗憾。”

韩小龙捧着日记本，蹲在地上失声痛哭。

李婶的葬礼很简单，按照她的遗愿，骨灰安放在了她丈夫的旁边。墓碑很朴素，上面只刻着她和丈夫的名字，下面是一行小字：“平凡人生，无悔此生”。

葬礼后，韩小龙主动提出要我收下一些钱，作为这些年照顾他母亲的谢意。我拒绝了，只是把李婶留给我的那把钥匙还给了他。

“我妈这些年过得好吗？”临走前，他突然问我。

我想起李婶织毛衣时的笑容，想起她每个月初等待的眼神，想起她小心翼翼存下每一块钱的样子。

“她很好，一直很好。”我说，“她很为你骄傲。”

他点点头，眼泪又流了下来：“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想起李婶说过的话：“做父母的，总是把最好的留给孩子，把苦和累留给自己。这不是傻，是爱。”

如今，每当我经过李婶家门口，总会在心里和她打个招呼。那棵桂花树又开花了，花香四溢。有时我会想，她知道自己得了绝症，却选择一个人默默承受，把所有的爱都藏在无声的付出里，这到底是伟大还是悲哀？

但我转念又想，这或许就是她理解的爱——不求回报，不留遗憾。

后来，韩小龙偶尔会回县城，每次都会来看我。他说他把房子留着，作为回乡的地方。那件李婶没织完的毛衣，他找人织完了，每年冬天都会穿。

我们坐在院子里喝茶，聊起李婶生前的点点滴滴。阳光透过桂花树的枝叶，洒在地上，斑驳如她留下的回忆。

“你知道吗？”有一次他对我说，“我最后悔的，是没能在妈还活着的时候，告诉她我有多爱她。”

我拍拍他的肩膀：“她知道，她一直都知道。”

县城的生活依旧平淡如水，人来人往。李婶的故事只是无数平凡故事中的一个，但每每想起，我总会被那份无声的爱所触动。

有时候，最深的爱，藏在最简单的守候里；最重的情，化在最轻的叮嘱中。

就像那封信，字字句句，都是一个母亲对儿子最真挚的爱。

来源：白开水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