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全国大批文化名家纷至沓来，他们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化身文艺斗士、文化先锋，为广泛凝聚人心、振奋民族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时期，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全国大批文化名家纷至沓来，他们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化身文艺斗士、文化先锋，为广泛凝聚人心、振奋民族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文艺“矛”，作抗日“枪”。他们将小说、话剧、舞剧等化为武器，轰炸声中发出爱国救亡最强音！

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上游新闻推出《烽火文艺》系列报道，生动再现文化名家的战斗风姿，重温抗战文艺的呐喊与抗争。第七期回顾山城抗战记忆中，永不磨灭的诗篇​​。​​​​

暮色中的重庆渝中半岛，崖壁青砖在诉说沧桑，江水在无声流淌。张家花园65号斑驳的墙面上，依稀可见岁月的刻痕。

这座灰瓦木楼曾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的办公地，是80多年前抗战文艺的精神驿站。当年，艾青在这里编辑刊物，臧克家伏案疾书，两颗“诗心”在炮火声中交汇，碰撞出照亮黑暗的炬火。

艾青：以重庆元素发出呐喊声息

艾青。

1940年4月，艾青接到重庆育才中学校长陶行知发来的聘书。5月4日，艾青携夫人韦荧启程赴重庆任教，辗转近一个月才抵达重庆，渝中半岛的临江门横街33号是他的第一个居所，就是当时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所在地。

然而，战时的重庆难有安定的生活。6月5日中午1时左右，日军的轰炸机来了，大轰炸的惨状深深震撼了艾青。6月12日，日军的飞机再次来袭，临江街的“文协”被炸得面目全非，后迁往市郊的南温泉。

艾青夫妇也不得不转移，辗转到北碚、合川等地居住。1940年10月，“文协”迁至重庆张家花园65号。作为“文协”成员且已放弃教职的艾青，便随之搬到新址居住，便于开展文艺活动和编辑工作，直到1941年2月离开重庆。

张家花园65号遗址。上游新闻记者 谭旭 摄

“虽然只在重庆停留了半年多时间，艾青的诗歌和人生也早已深深地融入了重庆色彩。”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执行院长、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负责人凌孟华告诉上游新闻记者，艾青在重庆工作之余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文艺评论，竭尽全力为抗战呐喊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艾青在重庆时期的诗作中，融入了诸多地域元素，这些元素既承载着山城的独特风貌，更成为他抒发抗战激情、传递不屈精神的载体。

他沉浸于大后方的夏日阳光写下了《旷野》，诗中“贫穷与劳苦的重轭”及“生命的不羁与狂热的欲望”，读来令人心潮起伏。除了阳光，美丽的夜色也十分有吸引力且发人深思。他在诗歌《夜》中这样写道：“无数的山，无数的郁林，/还有无数长满禾谷的田亩。/这一切都在月光里显现着——/无论什么时候它们都那么美丽”，而且“月亮也不是为他们而亮的”。

遗址简介。上游新闻记者 谭旭 摄

1940年6月11日，大轰炸空袭警报解除后，艾青走到被炸的街巷，看到房屋损毁、民众失去亲人的惨状。他写下《抬》：“这是一个妇人，她的脑盖已被弹片打开……让我们抬起她送回她的家，让她的家属用哭泣与仇恨安排，这是一个服务队的队员，无情的弹片打断了他勤劳的臂……他已为了减少你们的牺牲而被残害。”

凌孟华说，艾青重点描绘了被弹片所伤的民众、抬着舁床的队伍、静默让行的街旁人群，用直白的语言展现轰炸的惨烈，这是一个文艺工作者面对被迫害同胞的痛苦和无助。

苦难不可忘记，所以艾青也在最后喊出了震撼人心的那句——“请大家记住，这些都是血债……”

轰炸中的重庆人民艰难度日，惨状令艾青心痛不已。

在《刈草的孩子》中：“草已遮没他小小的身子了——在草丛里我们只看见：一只盛草的竹篓，几堆草，和在夕阳里闪着金光的镰刀……”生活的艰难迫使小孩也要拿起镰刀劳作，但是在阳光下的镰刀依然闪着金光，说明生活仍然还有希望，鼓励人们不要被暂时的困难打倒，要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和顽强不屈的精神。

再比如《篝火》：“在白烟的树林里，在篝火的照耀里，映着几个农夫和农妇，背负着收获物晚归的暗影。”赞美了农民们收获的快乐与辛劳。

凌孟华说，抗战时期诗人艾青在重庆抗战的书写视野非常开阔，既有城市的“广场”，也有乡村的“高粱”，有“身体困倦的辗转”，也有“生命的崇高与骄傲”，有对“播种者”鲁迅的纪念，也有对希特勒等的批判，有对“法兰西人民”的信心，也有对“苏联农业展览会”的歌唱……毫无疑问，在重庆的艾青，已经具有国际大诗人的格局与风采。

著名诗人臧克家曾表示：“艾青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历史感，他的作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遗产。”

臧克家：泥土中开出的精神之花

臧克家。

臧克家在重庆的足迹，同样是在为抗战呐喊。1942年8月，臧克家提着行李寻至张家花园65号，并在底层靠西的房间安顿下来。这间狭小的屋子，成了他在这座陌生城市的第一个港湾。

在重庆的4年是臧克家诗歌创作极为重要的阶段，也是他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作为一名富有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诗人，臧克家在重庆创作出版了《泥土的歌》《感情的野马》《国旗飘在鸦雀尖》《民主的海洋》《生命的秋天》等诗集，以及小说集《挂红》（1947年出版）中的部分篇章。

凌孟华告诉记者，在这些诗集中，《泥土的歌》尤为臧克家所喜爱。臧克家偏爱农村的自然景色，1942年完成诗集《泥土的歌》，共收入52首诗歌，于1943年在重庆出版。

除了张家花园的居所，臧克家还在重庆沙坪坝歌乐山大天池6号居住过一段时间。1943年，得益于好友余心清的帮助，臧克家担任赈济委员会专员，负责为“难童教养院辅导队”编写《难童教养》杂志，8月19日移居歌乐山。次年，在这静谧的山间，他有感而发写下诗歌《生命的秋天》和散文《回首四十年》。

面对生命的审视与拷问，臧克家不免有些忧郁悲观，可他并未就此消沉。在《生命的秋天》一诗中，他这样向自己呼喊：“我必须再起步向前，时代在飞，我的步子也不容再那么蹒跚。”

1946年6月10日臧克家(前右)与王平(前左)，力扬(后左)，云远(后中)柳情(后右)摄于重庆。

1944年12月2日，日军占领贵州独山县城，重庆为之震动。与此同时，在四大家族独裁统治下，重庆民族工业破产，农村经济凋敝，通货膨胀严重，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臧克家将对黑暗的不满化作笔端的力量，创作了《人民是什么》《枪筒子还在发烧》《宝贝儿》《胜利风》以及曾被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扣留的《大雪后》《侧起耳朵瞪着眼睛》等政治讽刺诗。他以辛辣的笔调、犀利的言辞直斥当局的腐朽与黑暗，读来令人畅快淋漓。离开重庆前夕，他将这些诗结集出版，即为诗集《宝贝儿》。《宝贝儿》与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并称为“讽刺诗的两座高峰”。

在重庆的岁月里，两颗“诗心”时而交错：艾青笔下“燃烧的土”与臧克家笔下“沉默的脊梁”，在山城的烽火中渐渐重叠。他们的诗歌不是简单的文字记录，而是用生命熔铸的文化火种，他们用笔墨点燃的炬火，至今仍在照亮后人前行的道路。

上游新闻记者 郭发祥 陈竹 通讯员 李清清 苏欢 受访者供图 重庆历史名人馆供图

编辑：邓晞 责编：蒋艳,秦雨 审核：廖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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