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八年了，整整八年。我数着墙上那个掉漆的日历，2017年的，边角都卷起来了，可婆婆就是舍不得换。她说日子过得快，留着旧历好记事。其实我知道，她是在提醒我，我嫁到这个山村已经八年了，肚子还是平的。

八年了，整整八年。我数着墙上那个掉漆的日历，2017年的，边角都卷起来了，可婆婆就是舍不得换。她说日子过得快，留着旧历好记事。其实我知道，她是在提醒我，我嫁到这个山村已经八年了，肚子还是平的。

我叫李小芳，今年三十二岁，嫁到了青峰村的王家。这里的山路七拐八弯，家家门前都晒着红辣椒和玉米。远看像是画报上的美景，住进来才知道，每口水都要走半里地去挑，冬天的风能从门缝里灌进来，冻得被子里都冰凉。

婚后第三年，婆婆开始念叨。先是小声跟村里老太太说，然后是饭桌上当着我的面问儿子，“你们啥时候给我抱个孙子？”最后变成直接对我说：“隔壁李家媳妇进门第二年就生了，你是不是身子有问题？”

每次听到这话，我都低着头扒饭，一声不吭。我爱人王建国倒是会帮我说两句：“妈，这事急不得，顺其自然。”可话虽这么说，我能感觉到他眼神里的失落。

村里有个规矩，结婚三年不生娃，婆家就有理由变脸。五年不生，那基本就是家族耻辱了。我在这山窝窝里扛过了五年，又硬撑了三年，现在婆婆看我的眼神，像是看着家里那口坏了的水缸，又生气又无奈。

去年秋收后，我们家堂屋的墙上多了一张照片，是王建国他堂弟的孩子。那娃儿胖乎乎的，脸蛋红扑扑的特别招人喜欢。婆婆每天都要对着那照片说上几句话，然后转头冷冷地瞥我一眼。我知道她的意思——别人家的娃都这么大了，你肚子里连个影儿都没有。

村里人都说是我的问题。有次我去村口小卖部买盐，听见几个大婶在嚼舌根：“听说小芳以前在城里做过手术，伤了根本。”

“怪不得八年了都没动静。”

“可怜王家老太太，就这一根独苗，怕是要断根啊。”

我抓着那袋盐，手心里全是汗，但还是笑着跟她们打了招呼。回家路上，我在山坡上坐了很久。远处是一片片梯田，像一道道伤疤刻在山上。春天播种，秋天收获，年年如此，从不间断。可我呢，八年过去，肚子还是空荡荡的。

王建国是个老实人，从没因为这事对我发过火。他在县城的建筑工地做小工，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摸黑回来。手上的茧子厚得像树皮，洗都洗不掉。有时候我会想，这样的手摸在孩子脸上，会不会太粗糙？可这念头一闪，就被愧疚淹没了。

去年冬天，婆婆在灶台前烧火，突然对我说：“建国他爸临走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没抱上孙子。”她用袖子擦了擦眼角，“你要是实在不行，咱就别耽误建国了。”

那一刻，我的心像是被人用冰锥戳了一下。我知道她的意思——要么治好不孕，要么离婚让儿子再找一个。

正月刚过，村里来了一辆卖日用品的货车。卖货的大姐热情地介绍着各种锅碗瓢盆，然后悄悄塞给我一张小卡片：“妹子，城里新开了个不孕不育医院，很多像你这样的都去看好了。”

我捏着那张卡片，心跳加速。卡片上印着彩色气球和一对抱着婴儿的夫妻，笑得那么灿烂。卡片背面写着：“圆您做父母的梦想”，下面是一串电话号码。

那晚我把卡片给王建国看，他沉默了很久，最后点点头：“咱们去看看吧。”

医院在县城最繁华的街上，装修得特别气派，护士穿着整齐的白大褂，脸上挂着职业化的微笑。挂号的时候，护士递给我一份表格，上面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不孕年限？”我写下”8年”时，笔尖微微发抖。

等了半个小时，终于轮到我们。医生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看上去很专业。她翻看着我们的表格，问了一些基本情况，然后说：“先做个全面检查吧，夫妻双方都要。”

检查报告要等三天。那三天我几乎没睡好觉，翻来覆去地想着各种可能。万一真是我的问题？是不是要动手术？手术会不会很贵？我们家那点积蓄够不够？

第三天，我们又来到医院。医生看了检查结果，脸色突然变得严肃。她又反复看了几遍，然后问：“王先生，您之前做过什么大手术吗？”

王建国愣了一下：“没有啊，我身体一直挺好的。”

医生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开口了：“您的精子数量和活力都很低，几乎接近无精症。这种情况…自然受孕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医生的声音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我脑子嗡的一声。八年来，所有人都在指责我，怀疑我，连我自己都开始相信是我的问题。可现在…

王建国像是被人当头打了一棍，整个人僵在那里。阳光从窗户洒进来，照在他蜡黄的脸上。这一刻，他看起来苍老了许多。

医生低头整理文件，给了我们一些时间消化这个消息。然后她轻声说：“现在医学很发达，如果您们想要孩子，还有其他办法，比如试管婴儿…”

王建国突然站起来，打断了医生的话：“这事我们回去再商量。谢谢医生。”他抓起检查报告，大步向外走去。

回程的汽车上，我们谁都没说话。车窗外是连绵的山峦，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荒凉。王建国的手紧紧攥着那份报告，指节都发白了。

车子在一个急转弯时颠簸了一下，王建国的钱包掉了出来。我弯腰去捡，发现里面夹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十七八岁的王建国，身旁站着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姑娘，两人都朝着镜头笑。照片背面写着：“建国与小红，2003”。

我从没见过这张照片，也从没听王建国提起过什么”小红”。我把照片和钱包递给他，心里泛起一丝酸涩。

“她是谁？”我问。

王建国接过钱包，把照片小心地塞了回去：“一个老同学。”

我没再追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有些过去不愿提起，我能理解。

到家后，婆婆见我们回来了，立刻问：“医生怎么说？是不是有药治？”

王建国避开她的视线：“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开了点药，吃了看看。”

婆婆半信半疑地看着我们，但也没再多问。她转身去灶房忙活晚饭，留下我和王建国站在院子里，被夕阳拉出长长的影子。

那晚王建国喝了很多酒，是我嫁过来这八年从未见过的多。他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对着星空和月亮，一杯接一杯。

酒过三巡，他开始说话，断断续续的，像是在和我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小芳，你知道吗，我二十岁那年，在县城打工认识了个姑娘，叫张小红。我们处了两年，都说好了要结婚的…”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手里的酒杯微微颤抖。

“后来她怀孕了…我们没钱，就去了个小诊所…那地方特别脏…手术完第二天她就发高烧…送医院的路上…”

王建国说不下去了，他的肩膀剧烈抖动着，豆大的泪珠滚落下来。我从没见过他这样子，这个在我心目中坚强可靠的男人，此刻像个孩子般无助。

“医生说那次手术引起的感染，伤了我…但我不信，我一直不信…”

我轻轻抱住他，感受着他身体的颤抖。所有的拼图终于拼在了一起——他为什么总是避开谈论孩子的话题，为什么婚后从不催我，为什么每年都会找借口独自去县城一趟…

原来，他一直知道真相。

第二天早上，王建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照常去工地干活。我打了几个电话咨询那些”其他办法”的费用，最便宜的也要七八万。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中午时分，婆婆来找我，手里拿着那份检查报告。“建国昨晚喝多了，睡着后掉在地上的。”她的声音出奇地平静，“我都看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低着头等她发作。

出乎我意料，婆婆叹了口气，在我身边坐下：“这些年，是我们冤枉你了。”

她的手粗糙干瘦，布满老年斑，却轻轻覆在我的手背上：“傻闺女，你知道吗，我嫁到王家那会儿，也是好几年没怀上。公婆天天骂，村里人天天戳脊梁骨。后来好不容易有了建国，可婆婆却说我生得晚，害她少抱了几年孙子…”

婆婆的眼泪无声地落下：“我那时就发誓，如果将来我做了婆婆，绝不这样对待自己的儿媳妇。可到了这一天，我却忘了自己的誓言。”

我们相对无言。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院子里的老柿子树上，结了几个青涩的果子。角落里放着一个生锈的婴儿车，是村里人送的，放了好几年，轮子都锈住了。

“小芳，”婆婆突然说，“城里那个叫李丽的，上个月生了对双胞胎，可她自己带不过来，正找人帮忙带一个。你…你觉得怎么样？”

我抬头看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和你爸(王建国的爸爸)本来也是借来的缘分，他十岁时就是别人家送过来的。在这山里，孩子多的送给孩子少的，自古就有这规矩。”婆婆擦了擦眼泪，“你要是愿意，咱们就去找李丽商量商量。”

雨季来临的那个周末，我们一家三口坐着三轮车去了县城。李丽是王建国的远房表妹，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她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家里老人又帮不上忙，的确照顾不过来。

看着那两个皱巴巴、红扑扑的小婴儿，我心里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其中一个睁开眼睛看我时，我仿佛在她眼中看到了整个世界。

“姐，你要是不嫌弃，就把老二带回去吧。等她大点了，我再接回来。”李丽抱着老大，望着我怀里的老二，眼里满是不舍和愧疚。

我摇摇头：“不用接回来，就当是我们的女儿。等她长大了，我们会告诉她有个同胞姐姐，有空就带她来看你。”

来源：魔法师戴利昂